1951年,轰轰烈烈的“土改”试点运动开始了。农民群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充分发挥了当家作主的革命精神。在试点期间,松江地区先后死了民愤极大的地主、土豪、劣绅及其走狗等共十八人,影响很大,引起朝野震动。有的地主畏罪隐藏或逃亡上海,有的逃往北京,向在中央政府的民主党派人士告状。当时在政务院的副总理,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听后向毛主席报告。
毛主席对他说,共产党的政策光明磊落,有错必纠。你可亲自去松江看一次,了解了解实际情况。如果错了,及时纠正。
于是,黄炎培先生带了浦东的XXX等一行十余人,赶回上海。华东局派潘汉年同志负责接待。潘即电松江行政专署要我陪同视察。
黄炎培先生下榻上海大厦,他说先要去松江看看。我把他安排在松江若瑟医院。若瑟医院是松江天主教堂附设的,1951年由我们接收过来,是当时生活条件最好的地方。他们一行到达后,我代表松江行政专署,向他报告了松江新区“土改”试点情况,他没有作明确的表示。
后来他要召几位乡干部谈话。乡干部正集中在县里受训,我就陪同他驱车前往。他见到这些乡干部都是朝气蓬勃的青年,很是高兴。随手在名册上指点了一位青年来问:“你识字吗?”“我在小学校读过几年书。”“乡里有多少学校?教室怎么样?几位老师?学生多少?男女兼收吗?学龄儿童都入学了吗?”这位乡干部一一对答如流。他带着满意的笑容又问:“你过去做过工作吗?”“没有,是解放后群众选举的。”他翘起大拇指情不自禁地道:“共产党真了不起,解放不过一年,就能选举和培养出这样能干的年轻乡干部,真是了不起!”接着又找了一位乡干部谈话,同样精干练达。他回到上海大厦后,深为感慨地对我说:“中国大有希望,共产党执政才一年,就能培养出这样能干的年轻干部,前途无量!”
第二天,我随他去川沙县。事先,他要我不做任何准备。我们过江至浦东陆家嘴渡口时,码头上站立了很多小学生,锣鼓喧天。车站上已准备好一列小火车,正升火待发。车抵川沙时,县长和县委书记都上前欢迎。入屋坐定,川沙县长汇报了当地“土改”试点情况,他听了不作表示。中午,县里安排了一桌颇为丰盛的酒席。他一见,哈哈大笑说,我是吃素的,只要几味素菜就行了。这把县长急坏了。
正在为难时,从隔壁尼姑院里,闪出一位老师父来,她不紧不慢地说:“早上看到你们准备酒菜,我知道他不会吃。他一向素食。我已备了他欢喜吃的 菜啦。”说着端来了六样素菜。他和我们都吃得很高兴。
饭后稍事休息,乘船去城西乡。那里滨临东海,风景宜人。来迎接的是城西乡的乡长,五十来岁,嘴边留有一撮小山羊胡子,貌不惊人。他紧握了乡长的手问道:“你们乡的土改试点,搞的怎样?有没有出漏子?”乡长说:“土改试点进行尚顺利,嗯,没有漏子。”他看这位乡长有些迟疑,就追问他。乡长这才说:“有个大问题难以解决,农民对此很有意见”“什么大问题?你快说,我帮你解决!”他催促道。乡长鼓足勇气说:“我们乡里,有个大地主,群众多年来受尽他的冤气,准备向他说理斗争。不料这个家伙逃走了,听说逃到北京。请你老帮助家乡农民,把这个地主弄回来。”他听了虽说“好!好!”却急忙把话头转开,问站在旁边的一位同志:“这里离公墓远不远?”那同志答道:“很近!”于是,我们一行就转头去公墓。只见他急急地向一座新立碑石的墓地走去,接着痛哭失声。他的警卫,见状忙赶上前,把他扶住。经我们再三劝慰,他才蹒跚离开。原来这座墓内安葬着一位民主人士,是国民党逃跑前在上海被屠杀的。
我们一行回到川沙,已万家灯火了。匆匆登车回到上海。晚饭后,他对我说,明天休息。邀我第二天晚上去上海大厦共进晚餐。那是一桌丰盛的酒宴,在座的除他夫妇外,还有个陌生人。酒席间他指着陌生人对我说,“这位先生,浦东农民对他有意见。以前,他的立场观点,是在相对方面,所以说的话和做的事不对,农民当然有意见,这也不奇怪。现在不同了,变了,他要站在我们这方面来,世界观在改变。今后有机会,请你对浦东人民解说解说!”这位先生面带愧色,站了起来,对我说道:“请两位帮忙!”
不几天,他回北京去了。后来得悉,他就松江新区“土改”试点所了解的情况,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说,“松江新区土改试点,执行政策正确,没有错误。死人是事实,但这些人的民愤极大,罪有应得。”这件事使我颇为感慨,解放了,换了人间,一切都在改变,我们的民主人士朋友们也变啦!
(注:本文摘自《顾复生回忆录》,顾复生时任松江专署专员,辖上海周围十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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