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借纠正苏共在历史上所犯的肃反错误全盘推给斯大林，所谓反对个人崇拜。而事实上是，你赫鲁晓夫等一帮人不是曾经把斯大林爱称为生身父亲来颂扬崇拜吗？才迎得了广大群众的崇拜吗？即使斯大林爱听奉承的话，你们这些众同僚，不去过份吹捧，而是实事求是的赞扬，就不致于走极端嘛，为什么在批判中不求实，而是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功绩？把他骂成“暴君”甚至白痴时，为什么不说自己当时的言行还有什么美中不足呢！斯大林在镇压反对派的时候，你们曾经作了些什么呢？

　　如果赫鲁晓夫等当时的领导人是一批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就应该实事求是地一分为二，评论斯大林在苏共历史上所作的功过是非，正确地正面地总结苏共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从而对党内，对全国人民进行教育，提高党的领导水平，特别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远影响，并推向前进，团结协调一致对外，防止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呢？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被美帝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所获得而大做文章，把个人独裁等同于社会主义，大肆反对社会主义掀起了反苏反共的新高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经济建议的正确路线，即经济建设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重中之重的任务，是今后的奋斗目标。但为了响应苏共赫鲁晓夫的号召，反对个人崇拜，把“七大”确定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在“八大”会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时，把毛泽东思想取消了。

　　刘居英作为我院参加会议的党代表，回学院传达“八大”精神中说，刘少奇作解释说，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历史的斗争中已经确立了，因此没有必要沿袭“七大”的提法，所以“八大”就不再在党章中写了，我认为这不仅是受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报告的影响而作出了错误决定，影响极其深远，从历史的发展结果产生的复杂影响，即可证实。也可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出真知，苏联的解体，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消亡，（不是被敌人打倒而是自取灭亡），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而是客观存在，所以正确的决策产生胜利的结果，错误的决策产生失败的结果，或者另一种错误的结果，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是不言而喻的。

　　波兹南事件的因果

　　波兹南，是波兰人民共和国的一座城市。

　　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会上，赫鲁晓夫向斯大林发难以后，紧接着1956年6月，在波兰就发生了反对波兰共产党的游行示威活动的骚乱事件。就其内因说，是波兰共产党脱离波兰人民群众的表现，内政政策上犯有严重错误，但就其外因，也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政策影响所及推动的结果，把斯大林时代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视为斯大林扶植的人。

　　波兰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主传统比较浓厚的国家，人民群众容易起来反对领导，以此为突破口作先导，波兰总书记因波兹南事件而下台，成为反斯大林政策延续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此开始，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第三、叫做多米诺骨牌效应。以后，东欧各国领导人先后因之被更迭就是明证，无容讳言。

　　布达佩斯事件的影响

　　波兹南市发生的骚乱三个多月后，继苏共二十大的影响所及，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的群众起来反对匈牙利工人党。在赫鲁晓夫的策划下，改组工人党把总书记赶下台。但仍不能平息游行示威，甚至搞打砸抢破坏活动，把地方官上吊打死。在这种情况下，新任总书记讲话说，打砸抢是暴徒行为，更激起群众的不满，搞得全国乌烟瘴气，极度混乱，不可一世。据说是苏联应匈领导人之邀出兵布达佩斯才平息了叛乱。

　　在苏共中央反斯大林事件的影响下，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两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有国内原因，还有国际帝国主义的插手，实为反革命的表演。这些政治事件也影响到中国的政局，因为波匈事件之后，中国境内城乡也先后发生了多起游行示威，有的地方有逼死基层党书记的情况。

　　我厂一位学徒工刚出徒不久，在车间公开地说，我们也来一个匈牙利那样的游行示威多好哪！我厂工人一贯是在工余时间学政治一个小时，这时有不少青年工人不参加。我作为厂工会主席，具体负责组织政治学习，下午五点下班前就去厂门口堵着，动员留下来，有的碍于情面，勉强留下学习，有的不顾一切硬是溜了。工作生产中纪律松驰，有些人请假看病，去医院打扑克混时间。因看病期间，不扣工资，钻这空子。工人中的思想比较混乱和松散。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中说：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些领袖就是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帝国主义也拿起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美国国务卿）就拿起这把刀子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

　　“列宁这把刀子苏联领导人也丢了一些，丢了阶级斗争，丢了发动人民群众搞批判斗争，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是非，分清敌友，现在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双手砍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马克思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毛泽东还指出：

　　“有几个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学西方的“社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

　　从上述情况看，毛泽东从国际国内当时的政治形势，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了斗争的方向，我们搞民主，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不能丢掉列宁主义，不能丢掉斯大林的正确东西，不能丢掉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不能丢掉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总结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科学总结，丢掉了马克思主义，丢掉了阶级斗争，丢掉了群众路线，就丢掉了社会主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没有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地位，共产党就会走向穷途末路。

　　树欲静而风不止

　　尽管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马列主义不能丢，斯大林的东西不能全丢，党内一些高级干部知识分子要搞西方式的大民主，指出只能搞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过去也一直在搞。但是，自苏波匈事件出来之后，我们国内“好多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市一个学校……组织游行示威，说是要去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这样三个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

　　毛泽东说，在他们看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

　　“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邓小平同志去这个大学讲了一些话，他说，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

　　当时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了解也差不多。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

　　那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部分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风波，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动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好，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下就露出头来了，乌龟王八蛋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谈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

　　石家庄那个学校，要搞大民主，标语口号“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要战争不要和平”这些娃们发疯了！把那三个口号一讨论，70个代表只有十几个人赞成，有50多个人反对。然后，又把这些口号拿到四个学校里去讨论，结果都不赞成，这十几个人就孤立了，提出和坚持这几个口号的积极分子，只有几个人。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也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这些蚂蚁引出了洞……现在怕大民主，我看不要怕，如果有人用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作了如实地，精辟地，深刻地分析，并指出了斗争的方向，提出解决的办法，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资产阶级右派仍然有增无减地向党继续发起猖狂进攻，形势就愈演愈烈了。

　　警钟长鸣的伟大意义

　　1956年6月，10月，毛泽东在波匈事件先后爆发后，于1956年11月15日在党的八大二次中央全会起，就多次讲到从波匈事件本身到影响所及国际国内发生的类似相关群众性的游行示威的政治事件。美英等西方国家掀起的歇斯底里的反共高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紊乱和开展的大辩论。毛泽东高屋建瓴地指出是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党内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他在党内党外，在不同的场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法，都多次地、重复地、反复地、不同程度地讲述了同一个内容，那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仅管如此，但并未使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有什么收敛。右派分子还是顽固不化地，在全国各地到处发难。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在这样情势下，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便在全国最高国务委员会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参加。其中也有各种领袖人物在内，他讲了几个问题：

　　首先开门见山讲了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实质是讲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个主题，特别是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呢！毛泽东说：

　　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该怎样判别我们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民主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弱削这个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阻碍这些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活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

　　毛主席特别指出，

　　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几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吗？

　　我认为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六条标准，是在对共产党整风鸣放中的言行进行鉴别，是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是香花还是毒草的政治标准，用这个政治标准来衡量，如果是好意批评应该欢迎，正确的应该改正；如果是错误的应该通过讨论的方法，说服的方法，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加以解决；如果不怀好意的攻击，破坏性的批评，唯恐天下不乱的态度，所有言行违反了六条标准，如不要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不好，那就是反革命或资产阶级右派；如果对反革命言行，右派言行，拍手称快，表示拥护、同情，而自己虽然没有言论发表，也应该通过辩论分清是非，使这样的人改变态度，认识错误回到或靠扰革命队伍，这是稍有辨别是非能力的知识分子都不难理解的。

　　也就是说在整风活动中，任何参加运动的人们只要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都能符合这些标准，也是不难作到的。只有那些对党对社会主义心存二心的人，那必然作不到。你不让他说他们也得说，不让他干，他也会干，这就是阶级斗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的表演，这也是多数的历史事实已证明了的，这就叫做本性难移，阶级本性所致。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对需要改造不服气，“谁都需要改造，谁说共产党不需要改造”，就是这个道理明白告诉了他们，他们就是不听。

　　六条标准公示于众，那些头面人物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人照样发难，向共产党发难，向社会主义发难，向六条政治标准发难。我们学校图书馆有个王唯一自己在背心上写着“我是右派分子。”骑上新自行车来往于全学院大道上示威，引以为“荣”不可一世，何等猖狂，何等气势。毛泽东发话也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就让其暴露吧。

　　（作者系一位90岁老共产党员；【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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