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对右派（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重大事件，已过半个多世纪了，自从为右派平反一风吹的形势影响下，至今还有一些文人学士撰写文章，批判“引蛇出洞”是共产党毛泽东的阴谋诡计，其中论者认为，事先动员大家鸣放，开座谈会请大家发言，助党整风，大家畅所欲言，毫无顾忌，也无防范地讲了自己的意见，然后抓住辫子，就打棍子，实在是不该，如此等等，事实果真如此吗？

　　第一，“由于苏共20大”反斯大林的影响，国际以美帝主义为首的西方阵营掀起了一股反共高潮，席卷全球。美国首先作出反共榜样，对美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以企图颠覆政府的罪名。经过充分准备，一夜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大肆逮捕美国共产党人，投入监狱，对其同情者，有联系者，发出传令，令其作出交代坦白与共产党的联系活动。为了彻底摧毁共产党，削弱其群众基础，在反省交代期间一律停止其现有工作，而失去了生活来源，并视其承认错误交代问题的程度，而分别视其表现，考虑其是否就业工作，这些措施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一手抓捕共产党人一手断绝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党外人士的工作和生计，这两手非常恶毒的打垮了美国共产党。

　　第二，“由于苏共20大”反斯大林的影响下，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本国共产党实行围剿，使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共产党内部产生了很大的混乱，都跟着苏共反斯大林的所谓个人崇拜，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产生了世界性的分歧，从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否定苏联模式的共产党领导。

　　第三，“由于苏共20大”反斯大林的影响下，斯大林时代执政的东欧共产党工人党的领导人，被视为斯大林的人而遭到本国党和一部分人民的反对，波匈党的领导人先后下马，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未能幸免，可见其形势的严峻性。

　　第四，中国是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长期的政治影响下，在斯大林的帮助下革命成功的。在苏共反斯大林的背景下，不可能不在中国共产党内，特别是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有所反响。如党的八届党章中删除了党的七大党章中“毛泽东思想”，动摇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苏共20大不久波匈事件爆发，紧接着我国一部分青年学生的游行示威，反对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以上国际国内的蛇，早已先后出洞。毛泽东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从八届二中全会就改变了八大政治报告的某些提法，从1956年11月15日起，就讲斗争的形势，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讲香花和毒草的区别，是毒草必须消除，人民内部认识上的矛盾，提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来处理，这讲得明明白白。一切不满共产党，不满社会主义，不满现实的人们以助党整风之机，唯恐天下不乱，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民主，那就让这些人放吧！全部放出来，到底是什么货色，用毛泽东早已提出并告诫人们的六条政治标准，来衡量到底是香花毒草，这怎么是“引蛇出洞”？事先就告诉你，鸣放不能脱离六条政治标准，你不顾这些标准大放厥词，越了轨反而说不事先告诉你，结果是说错了，可惜了，到底是共产党毛泽东的责任？还是你的贼性不改？岂有此理！偷盗人家的东西被抓住，窃者说你先未告诉我不能偷，是你引诱我偷了，你负责，这不是强盗逻辑吗？

　　那些右派分子们说“引蛇出洞”，终于承认自己是蛇了。如果引出来的不是蛇，而是龙，对社会主义来说，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如果违害社会，违害人民，那就“只能清除之，改造之”。应该说右派是客观存在的，是与社会主义势不两立，社会主义改造它，是不言而喻的。从国际国内当时的形势出发共产党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批判它斗争它，使它成为新人，是不可缺少的必然措施。说反右斗争是引蛇论，为错误翻案论，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中国共产党不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其结果与东欧共产党一样是要下台的，其实这一手不是毛泽东的发明，是学习美国国内开展反对共产党那里学来的，不批美国统治集团反共的两手，而只批我国反右否定反右，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糊涂或无知啊。

　　在反右之前，毛泽东不仅制定了六条政治标准，规范助党整风鸣放的是非曲直，而且在反右斗争中，还具体划分人们的言行是否是右派也有具体标杆，如邓小平等去北京高校蹲点调查、研究，整理出一批教授学生的右派言论行动材料。其中北大教授傅鹰被划为右派的材料，傅鹰在鸣放中说，

　　他教化学多年，学校年轻领导硬要他改变自己成熟的教法，要照搬苏联的不符合中国学校实际的教法。他说，要以是否把学生教好教懂的方法来衡量是否采纳。并说毛主席的文章一看就懂，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一些领导作辅导报告，讲得反而糊涂了，不懂了。还说一些青年党员搞特务活动，把别人平常讲的话，既不提出正确与否的评价和批评，又背着别人添枝加叶向领导汇报，实在是一种告密，与国民党的特务没有什么两样等。

　　整理的材料定性为极右分子。毛主席看了，认为傅鹰讲的，如果那是事实，是我们党员中的毛病，不能以右派论处。

　　如果我们当时掌握政策的人，以毛泽东审阅的傅鹰为标杆去划分右派的话，反右岂能扩大化？如果当时中央以总书记为首的中央书记处以此选择几个人为标杆的典型材料发给全党基层单位党委掌握，具体划分右派分子，岂能扩大化？问题不是出在党中央毛泽东，而是出在各级党委的失误。归根到底是出在具体领导搞左了。看来，如果说责任的话，毛泽东负领导责任，邓小平及中央书记处要负具体工作责任。各级党委要负失职责任，未贯彻毛泽东批示的结果。

　　何况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划定右派分子的问题上，以实际行动，作出榜样，保护了一大批高层民主人士没有被划成右派分子。

　　据《新周报》文摘版2008第26期载：有张治中、邵力子、朱蕴山、黄炎培、许德珩、刘斐、王昆仑、邓初民、张奚若、陈叔通、钱昌照、李德全、翁文灏等。此外，马寅初、梁漱溟、傅鹰、梁思成、冯友兰、王芸生、萧军、陶孟和、竺可桢等人，他们有的或是早已“臭名昭著”的“死老虎”，或是在这次帮助执政党整风中出了名的受批判的对象，或在历史上就是右派。

　　他们在这次反右派运动中，没有定为右派，平安无事，无恙无灾。探索其原因大致如下：

　　一、朋友。他们是中共高层领导的老朋友、新朋友，毛泽东说：“没有几个右派朋友，首先就不正确。”“我喜欢交几个右派朋友，周围要有几个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同章士钊、黄炎培我都谈得来，有个比较，在中国社会做工作，没有几个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确。”在毛泽东看来，既然是朋友就应当推心置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嘉勉。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即使有错，出发点是好的。如章士钊鸣放中也放了几炮，有右派之虞。据说，为此他曾给毛泽东写信，后来毛指示说：章士钊的批评虽然意词过激，用意还是好的。

　　二、不说。你的思想虽然不符合“六条标准”，但是你的言行不表现出来，你不说出来，还能钻孔寻蛇打？当然，右派与你无缘了。如在鸣放最热烈的时候，梁漱溟、俞平伯等都曾接到过有关方面邀请他们参加座谈会的通知。不过梁漱溟早在1953年已和毛泽东在政协会上吵过一架。俞平伯则因《红楼梦》研究被批判过。或许有人以为他们会借以吐吐怨气，谁知他们两人都不肯参加会议。动员者无奈，只好作罢。又如著名作家沈从文，开国之初，他被郭沫若做文批判过后，逐渐从文坛上消失，鸣放中《文汇报》记者去采访他，表示要代他鸣“不平”。他表示“没有什么不平”。以后北大新闻系的学生去采访，他也拒绝了采访。两次拒绝采访。此后，反右阵阵炸雷声中，却落得“平安无事”。国学大师陈寅恪由于过去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思想，与当时他的身体和兴趣使得他无意于政治运动，也没有被“打”成右派。所以不论你过去如何，只要在此鸣放运动中没说什么，也顺利过关。过去以“右”著称的《大公报》在鸣放中却表现十分沉稳，其主持者王芸生也没有四处“鸣放”。作为社长的王芸生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眼看就要被划为右派，一天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打电话给《大公报》中共党组负责人，说“不要给王芸生划右派了。”还受到社内激进群众“指责”和抗议。对此，王芸生自己也颇纳闷，直到1960年，他才得知，原来是毛泽东发话了：“《大公报》的王芸生就免了吧。”所以，不论你过去如何？只要你在此鸣放运动中，没说什么出格的话，也能顺利过关。

　　三、快转。在鸣放中，虽然说了一些过头话，一经点名批判，立即回头反省，诚心诚意检讨认错，并能揭发搞阴谋活动的人，也可以本着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在一次讲话中提出“对一部份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如荣毅仁等。”荣毅仁是“红色资本家”的代表，他在被点名之后，随即表示：感谢党在我危险关头向我大呼一声，使我能猛醒回头。此外，还有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社长许德珩，此前围绕“取消大学党委制”他也有份。后有认识，对他的批判总算是“雷声大雨点小”此后也安然过关。

　　四、学术。在反右中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学者，有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有所不同，即使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他的学术著作有违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自觉，一经认识，即能改正。与自觉、顽固坚持也有所不同。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是立场问题。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一个外部敌我矛盾。即使是作自然科学研究的，但政治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也是违反六条标准的。马寅初，冯友兰的学术思想著作也不是攻击性的语言，没有把他们划为右派是理所当然的。有的自然科学的学者，他仇视马克思主义，仇视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扬言一经得势要如何如何的人，定为右派让他老实一点不行吗？

　　应该说：反右扩大化了，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也应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了榜样，但具体工作的有些领导没有照此办理。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单位领导，听不得批评意见，一听到有人批评了自己，就把人家打成右派，也是个更加沉痛的教训。

　　事隔20多年，毛泽东逝世了。胡耀邦当权为右派平反昭雪。应该说是对错划的“右派份子”平反，借邓小平的话说，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但扩大化了。这一提法是正确的，合乎事实。在实际斗争中，确实不是右派而划成右派却大有人在。当时给领导干部，给基层党委书记，党支部书记提的有关思想、工作、作风方面问题的意见，既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不是攻击领导，污蔑干部，破坏团结，更不是违反毛主席制定并宣布的六条标准。对这些人的平反是完全应该的，必要的，正确的。说明我们党是光明，正大的，实事求是的。不仅平反而且道歉并给予一定的补偿，都是应该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又搞了“一风吹”，如震憾全国的，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后，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任职，上到将军位置，解放后，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一位教师，在整风鸣放中，口吐狂言，要杀共产党，据说他有个前题，不按他的主张改造共产党，他就要开杀戒。简直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与蒋介石的主张一样，但在平反中，他找了胡耀邦为他平反，但当时材料上报纸上白纸黑字，按条件不能平反，他就又生一招，说，历史材料，报纸上登的与他当时讲的话不一样，胡耀邦要他找几个人证明，就彻底为他平反了，而且还恢复了他的党籍。他对胡耀邦当然感激涕零。后来胡耀邦死了，他特地去胡耀邦家吊唁。可见感激之深，并通过传媒，大肆宣传了胡耀邦的仁政，借以宣传他的“光荣”历史，同是一些党的当权者，反右时的主将，平反时的帅哥们就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岂不怪哉？难以解读！同时在报告中，在电视上，在报刊上的一切言论给人的印象都是毛泽东的过错，与其它的领导人无关，特别是对提倡平反的人感恩戴德大颂扬。这样一来，所谓反右斗争是正确的，就成了空话，反右一切都错了，才是实实在在的，与事实相左，给人的印象“一风吹”，全错了，就成了历史，是这样吗？谁为毛泽东辩解过？

　　从引蛇出洞到放蛇归穴，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世间事，是是非非，曲曲直直，谁能曾与评说，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千秋功过谁能定夺，鸣呼！噫唏！

　　（作者系90岁老共产党员；【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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