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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舆|索罗斯——颜色革命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的老朋友?
点击:  作者:关舆    来源:“察网研究”微信公号【授权编发】  发布时间:2019-11-08 23:10:10

 

2017年,马其顿、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东南欧国家政府、媒体频频发声,指责索罗斯基金会是“伪非政府组织”的主要代表,其煽动民众对现政权的敌对情绪,推波助澜激化社会矛盾,面目虚伪且狰狞。这些国家的政府与媒体指出,以索罗斯基金会为首的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是造成国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和暴力冲突的重要原因。而由于基金会的大量私募基金被用来收买当地情报人员和信息分析,美国媒体更是称它为私有化的中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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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一个妇孺皆知的名字,在2019年9月再次走进中国人的视线,起因是他前不久的一篇文章。9月9日,索罗斯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称:

 

“作为开放社会基金的创始人,我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

 

索罗斯一言既出,引发中国人众怒是必然的了。经此一事,他长期以来祸乱各国的往事也被借机扒了个一干二净,一个不断在世界各地策动颜色革命的“战争贩子”形象已经呼之欲出。

 

当然,最让人义愤填膺的就是索罗斯对香港动手动脚,尤其是插手这一次暴乱,就更足以使他成为全民公敌。

 

一、最新动态:索罗斯乱港二三事

 

就在索罗斯发表文章扬言要“打败中国”几天后,2019年9月16日香港《大公报》就报道了他与黎智英勾结乱港的事。这篇题为《做空港股突袭 投行唱淡配合——索罗斯伙汉奸黎 策动暴乱变天》的报道写道:

 

“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1998年狙击香港大败后,一直视香港为眼中钉。有消息指出,索罗斯近月又企图做空港股谋利,此番更与叛国乱港“四人帮”之首黎智英联手策动金融战配合颜色革命。而外资投行集体下调香港经济预测及惠誉下调香港信贷评级,更是配合索罗斯之举。……
索罗斯一直对98年做空香港大败心有不甘,此番再借暴乱卷土重来,不仅准备足资金发动金融战,配合搞颜色革命。索罗斯利用其控制的基金会,通过壹传媒黎智英支持近期乱港行动,出人工、出装备,煽动青年上街,目的是让香港持续动荡,令香港金融市场大幅向下甚至崩盘,进而谋取暴利。”

 

简单概括一下,就是说索罗斯在这次香港暴乱中干了两件事:1.做空港股牟取暴利,勾结黎智英打金融战;2.索罗斯出钱,黎智英出人,暴徒打砸由此出。

 

香港暴乱给了索罗斯以可乘之机,他要报昔日的仇,解当年的恨。他看准了香港现在所处的这个特殊时期,不遗余力地支持黎智英制造暴乱,好让香港局面能够持续动荡下去,这样他就能趁机捣乱香港金融市场,使其大幅向下甚至崩盘,实现20年前没有完成的做空香港的梦想。

 

要知道,1998年索罗斯就已经在香港失败过一次了。当时他在东南亚乃至韩国、日本都尝到了甜头,于是开始趁势做空香港,结果在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下铩羽而归,损失超过10亿美金。

 

20年后卷土重来,满以为勾结了黎智英等汉奸同步乱港,能毕其功于一役。然而事与愿违,索罗斯又在同一个地方再次摔倒,损失达约24亿港元。

 

实际上,从1998到2019这20年间,索罗斯做空香港之心始终不死,从未放弃对香港进行渗透的意图。

 

早在2015年8月,香港《大公报》就报道,索罗斯计划资助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进行人权项目研究,企图把“革命资金”渗透到香港校园,将港大打造成“颜色革命”的桥头堡。而在此之前的5月,就有报道指出,港大法律学院计划收受索罗斯一笔巨额的“秘密捐款”,并声称是资助法律学院进行人权项目研究。其实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到底是为“颜色革命”还是为研究所谓“人权项目”就已经不重要了,毕竟美国主导的颜色革命几乎没有不拿“人权”作为幌子的。

 

2016年6月,DCLEAKS网站披露2500多份机密文件,主要涉及“开放社会基金会”向全球几百名政客提供资金,以策划、赞助各地异见者或组织。DCLEAKS披露的文件称开放社会基金会东亚项目总监Thomas Kellogg曾提出研究如何影响中国外交,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就包括了资助2014年香港“占中”中的乱港头目戴耀廷。

 

2017年3月3日,《大公报》的又一则报道指出,戴耀廷与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关系密切,基金会策划多个培育公民领袖计划,都于港大法律学院及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推行,而其时港大法律学院正是戴耀廷供职之处。

其实,开放社会基金会早在2015年便活跃于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及曾任副主任的香港大学比较法与公法研究中心、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基金会资助的机构还屡次为戴耀廷出书,并香港举办摄影展,展出作品更是刻意激化香港与内地的矛盾。

 

索罗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包括使用传媒传播其价值观。出版戴耀廷学术著作的出版商中有许多都受索罗斯基金会的资金资助。开放社会基金会还招揽了许多香港知识分子、传媒及金融界精英加入,而开放社会基金会推出涉及香港的研究报告及项目多富批判性,赞助的香港摄影展又带有十分明显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

 

根据传媒研究中心(Media Research Center)2011年5月的报告显示,索罗斯在2003年至2011年投放4800多万美元支持传媒业,包括资助新闻学院、独立媒体及传媒企业,其中《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也是受惠者之一,而《纽约时报》恰是戴耀廷2015年研讨会论文的出版商。

 

据开放社会基金会网站介绍,港大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前总监兼创办人陈婉莹是“开放”的环球董事会成员。索罗斯及他的子女都跻身其环球董事会,可见去年退休的前港大新闻系教授陈婉莹与索罗斯及其家人共事。陈婉莹亦兼任“开放”旗下的“媒体发展投资基金协会”(Media Development Investment Fund Association)董事和“媒体发展全球论坛”(Global Forum for Media Development)的指导委员会董事。

 

同为香港高等教育界的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院院长James Z.Lee是开放社会基金会高等教育支持计划的指定主席、经济学家Aantole Kaletskyogog出任环球董事会成员、前《南华早报》主编蔡翔祁则是顾问委员会成员。

在香港传媒、教育界投入众多的索罗斯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也是针对深圳河以北的中国大陆及其体制。这在开放社会基金会在香港举行的影展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主题“中国下的香港”内容围绕香港回归中国后的身份演变,摄影师Mark Leong拍摄一名行为艺术家贴满市民对内地及香港的管治期望,叙述中央政权对香港包容愈来愈低。另一些照片的诠释异常偏激,意在加深内地与香港的矛盾。比如一张公屋林立的九龙夜景照,照片将香港贫富差距愈来愈大归因于涌入香港的大量内地新移民。另一幅拍摄观塘某工厂天台弃置了多张沙发椅的照片,图片叙述香港中产及基层住屋短缺,内地投资者推高香港楼价,同时来自内地基层的新移民令残破的天台都十分拥挤。这些图片都旨在激化香港与内地的矛盾,将香港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民生问题归因于回归大陆或所谓“民主化进程的停滞”。

 

综上可见,索罗斯及其开放社会基金会对香港的行动决不仅仅是做空股市谋取利润这么简单。作为金融巨鳄,他的终极目的当然是暴利,而为了给自己的金融投机鸣锣开道,他就要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实现国家政权的更替,这正是通常所说的“颜色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说索罗斯为美国在世界各地进行颜色革命而奔走呼号、殚精竭虑,一点也不为过。

 

二、索罗斯仅仅是金融巨鳄么?

 

早在1979年,索罗斯就成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这个机构后来逐步发展为开放社会研究所,总部设在纽约。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目标,都由当地的指导委员会成员、索罗斯本人以及开放社会研究所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协商决定。索罗斯基金会整体上由29个国家的基金会、位于科索沃和黑山的基金会、“南非开放社会倡议”和“西非开放社会倡议”共同组成。两个非洲组织共负责27个非洲国家的相关事务。目前,索罗斯基金会在欧洲、亚洲、拉美和非洲都设有分会,其活动已延伸到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常都是由开放社会研究所提出计划,然后由各地的索罗斯基金会负责实施,两个机构一年的花费分别为5亿美元和4亿美元。它们都奉行一个宗旨,那就是“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

 

“开放社会”一词来源于自由保守主义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该著作充满了对“社会主义”这种“危险思想”的敌意,称“社会主义理想与个人自由水火不容”,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着极其危险的“极权主义”倾向,主张运用“零星社会工程”或“渐进社会工程”来实现社会的“进步”,而索罗斯这一波普尔思想的拥趸恰恰正在践行这一理念,将波普尔的哲学思想贯彻到基金会的实际运作和行动当中,运用一些装饰门面的扶贫和援助手段,向一些不够“民主”的国家输出美国资本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掀起“民主浪潮”通过国家政权更迭为自己的金融投机鸣锣开道。因为在一个“封闭”社会里,索罗斯找不到金融投机的机会。

 

《环球时报》2005年的一篇题为《索罗斯基金会渗透全球》的文章分析道,

 

(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注重从经济制度层面彻底消除苏联体制残余,以土地私有化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手段在社会基层营造“市场经济”氛围;第二,积极推动政治体制从总统制向议会制转变,从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转变;第三,通过提供培训、咨询和直接的资金支持等多种方式,培养基层民众的亲西方情结。

 

索罗斯基金会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其非官方性使其活动具有国家、政府不可比拟的灵活性和隐蔽性。这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可以以其公益性、加强交流、提供公共服务和帮助为掩护,在全球范围内招募自己的支持者,将自身发展成为相互联系、相互扶持的全球性网络组织,从而使自己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各个角落。索罗斯基金会利用各国对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信任与管理缺位,对各国进行外交政策输出、意识形态价值观输出,以其达到自己的目的——即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的西方民主化与经济体制上的金融市场自由化。

 

索罗斯基金会虽然以非政府组织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但它实际上是为美国政府的政治目的充当打手,为自身的经济利益谋求庇护。索罗斯本人就曾坦率地讲:

 

“创设这个基金会,动机上基本就是自私自利。慈善信托是很有意思的避税花招,你把财产交给信托,然后每年提拨一部分的金额给慈善信托,经过若干年的提拨后,本金可以留给自己的后代,不必缴纳遗产税或赠与税,所以这是我为小孩设立的信托。”——[美]迈克尔· 考夫曼:《 金融大鳄索罗斯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017年,马其顿、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东南欧国家政府、媒体频频发声,指责索罗斯基金会是“伪非政府组织”的主要代表,其煽动民众对现政权的敌对情绪,推波助澜激化社会矛盾,面目虚伪且狰狞。这些国家的政府与媒体指出,以索罗斯基金会为首的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是造成国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和暴力冲突的重要原因。而由于基金会的大量私募基金被用来收买当地情报人员和信息分析,美国媒体更是称它为私有化的中情局。

 

三、哪的颜色革命都少不了他

 

冷战结束后,为进一步巩固冷战成果,打消俄罗斯的“帝国野心”,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推动苏联“政权变革”后,对独联体各国展开了新一轮的“体制改造”。美国借助非政府组织对这些国家进行改造的最大特点是“自下而上”。在利用这些国家独立之初的经济困难和政治混乱打开缺口后,非政府组织就不断从下往上“拱”,从培养基层亲西方的民主氛围开始,使民众对现有政权的不满得到加强,直至完成最高政权的更迭。索罗斯基金会成为了美国向这些国家输出颜色革命的首要工具。

 

正如索罗斯的传记中写道的,

 

“‘革命’不应被引向防御工事,不应在街道上,而应在平民的思想里。这种‘革命’是缓慢的、和平的、渐进的,但从不间断。到最后,它终将导致‘民主’在一些国家中诞生。”——《索罗斯的另一幅面孔》,《环球人物》2008年2月29日】

 

今天再来看这句话,没有谁不会认为这就是颜色革命的定义,而索罗斯就是这一理念的吹鼓手和实践者。

 

仅从《环球时报》的那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知道,索罗斯和他的基金会至少为这些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做了如下很多实事。

 

2003年,格鲁吉亚发生“玫瑰革命”,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被赶下台,反对派领导人、前司法部长萨卡什维利当选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下台后曾向媒体愤怒地表示:

 

“有一位大使告诉我,索罗斯为发动‘玫瑰革命’拿出了250万到300万美元的活动资金。”——薛蓓军《论颜色革命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2004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当选乌克兰总统。美国国会众议员保罗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时透露,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在发动“橙色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先科就是该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保罗还透露说,过去两年中,美国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和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等民间组织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超过6500万美元的政治资金。

 

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柠檬革命”,总统阿卡耶夫被迫流亡国外。当然,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吉尔吉斯斯坦开放社会研究所早就为在吉推行“民主”做了大量工作。该机构在吉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选民政治积极分子”组织,这些组织深入到全国各地从事反政府、反总统活动。该机构还在吉建立了许多独立媒体和出版印刷机构,传播阿卡耶夫及其家族腐败的各种传闻,在民众中破坏阿卡耶夫的威信。

 

苏联解体后,索罗斯基金会就开始在独联体国家搞事情:

 

1990年,在乌克兰创建国际复兴基金会,大搞“民主渗透”,截至2004年,共投入经费8200万美元,除了在首都基辅设立基金会总部外,还在24个地区开设了分支机构;1992年,进入摩尔多瓦,推广西方价值观;1993年,选中有“中亚民主岛”之称的吉尔吉斯斯坦,重点扶持该国的独立媒体,并以卫生、文化、教育等领域为突破口迅速扩大影响;1994年进军格鲁吉亚,正式跻身外高加索,目前,除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设有“国际索罗斯科教计划”中心等4大机构外,还在4个地区设有分支机构;1995年,索罗斯将自己的触角伸向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试图将其作为进军中亚的桥头堡;1996年打入乌兹别克斯坦。鉴于外高加索的战略地位,1997年,索罗斯基金会又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纳入其全球网络。

 

1993年至2003年,美国用于帮助独联体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的专项援助就有90亿美元,然而其中直接提供给各国中央政府的援助不足四分之一,而援助的四分之三以上都是提供给这些国家的私有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独立媒体等民间机构的。

 

随着索罗斯基金会在独联体各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其活动内容也日益广泛,既包括培训反对派、资助独立媒体、监督司法体系等政治内容,也包括完善医疗体系和教育体系、扶持中小企业等社会经济内容。

 

索罗斯自然不会放过原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他的基金会向莫斯科的高校提供大笔资金,用于给大学生们开设一些传授洗发民主和普世价值观的课程。在多数独联体国家的首都,从官员、学者到记者都可能得到索罗斯基金会提供的免费培训,一些社会精英则会受邀访问西方的名城重镇,并在那里进行“知识更新”。在吉尔吉斯斯坦,索罗斯基金会将重点放在制定和推广“公共政策”上,它通过举办国家学术会议,资助吉官员、学者和学生短期赴美留学等方式,向他们灌输西方的民主价值观。这些人在参与吉国家立法,制定经济、社会生活的纲领性文件,甚至编制语言教材时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西方价值观。

 

这些公共政策、教育文化活动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的思想,尤其是处在世界观、价值观塑造期的青少年们。在索罗斯基金会大力宣传和有意渲染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们看到的不是祖国已经发生的进步、不是转型时期矛盾发生的必然性、更不是国家为解决矛盾做出的努力,而仅仅是国家与他们理想中的民主政体的巨大差距。这些年轻人最终在“颜色革命”中举起了反政府的旗帜,为所谓“民主”而冲锋陷阵。

 

四、索罗斯和他的基金会

中国新自由主义和颜色革命背后的黑手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反共势力搞“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进入80年代,他们加紧了这一战略攻势。他们极力拉拢青年,收买、培植亲西方的势力,并鼓励和支持这些人执掌权力或上升到更高地位,以求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决策发生直接或潜在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许许多多亲西方的、支持经济自由化的经济学家被发掘、培养起来了。中国的许多占据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是在索罗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有趣的是,最为我们所熟知的网易却长期有一个专题,这个专题的题目叫“乔治·索罗斯,其实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专题的结语中,这个“老朋友”又是实至名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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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专题下设“金融巨鳄也是慈善巨头”“80年代助推中国改革”“新世纪再为中国公益事业‘添砖加瓦’”“金融有金融的规则,与道德无关”4个模块或称标题。仅从这4个标题就可以知道,这个专题的立场在哪一边了。不过看完这个专题,却能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比起索罗斯在独联体国家干的坏事,他在中国干的那些事就更显其老奸巨猾了。能把这些事都洗白,该专题也是厉害,以至于我都怀疑它是不是在针对索罗斯搞“高级黑”。

 

这个专题告诉我们,早在1985年,索罗斯就计划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每年出资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索罗斯说,他“想替中国做点事”。

 

在“80年代助推中国改革”标题下,该文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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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和他的基金会的所谓“助推中国改革”,实际上是以改革的名义进行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改革,是干扰和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老朋友”专题中相关文章承认:

 

据不完全统计,索罗斯基金会在1986年10月到1989年5月两年多时间里,共计赞助了中国将近300多个项目,总赞助额250万美元。资金主要用于派遣赴美学者以及接待美国来华人员、进口美国和西方社会科学书刊、建立讨论性质的沙龙,以及资助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以及其他文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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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自由主义分子与索罗斯基金会等组织关系密切,其理念主张都是反对和仇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代表了人类普世价值。他们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努力施加影响,其根本目的还是使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更进一步,即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覆灭,重蹈苏联亡党亡国的覆辙。

 

通过这个专题,我们看到,索罗斯颠覆中国所做的工作非常广泛,除了以上所述之外,他还赞助国内专家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进修,补助重点放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科。

 

当然,在策动分裂中国方面,索罗斯也没歇着。

 

还是那个“老朋友”专题,“新世纪再为中国公益事业‘添砖加瓦’”这一部分的第三个小标题“索罗斯女儿创设利众基金会,服务藏区18年”下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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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Z的工作人员和教师居然需要轮到一个美国人办的基金会来培养,中国西Z的发展居然要靠一个外国的NGO来资助,试问这培养出来的2000多位工作人员和教师是什么立场的?这印出来的100万册书又是鼓吹什么的呢?不敢想象。

 

90年代以来,索罗斯的真面目早已被中国相关部门掌握,但他为什么仍然能够成功地在香港乃至内地大肆活动,继续成功地扶持颜色革命势力、培育颜色革命土壤,其关键原因就是体制内有大批类似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式的人物做其内应和保护伞。显而易见,索罗斯并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和新自由主义反共势力的老朋友。如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强调的,打扫黑必须紧盯保护伞,从索罗斯案可以知道,反击颜色革命,更需要深挖紧盯保护伞。

 

综上所述,索罗斯及其开放社会基金会几十年来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各地进行颜色革命活动,这些运动在许多独联体国家已经获得了成功,而其最想啃下又最难啃下的一块硬骨头就是中国。索罗斯长期以来颠覆中国贼心不死,而绝不是有些媒体鼓吹的那样,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参考资料:

薛蓓军:论“颜色革命”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环球时报:索罗斯基金会渗透全球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68/14568/1295230.html

环球网:可靠消息!港大将受索罗斯秘密捐款 或成颜色革命桥头堡……

https://mp.weixin.qq.com/s/v5wcbcM6a9RO23-fDTFX-Q

「开放基金」图扰中国外交 戴耀廷索罗斯关系迷离

https://chuansongme.com/n/1624184551323

基金会屡次支援戴耀廷 _大公网

http://www.takungpao.com/news/232109/2019/0916/349211.html

大公报:索罗斯伙乱港汉奸黎智英策动暴乱变天

https://mp.weixin.qq.com/s/8Q0jOm1Tv0-IgDQMqt_h0A

网易:乔治·索罗斯,其实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soro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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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察网研究”微信公号【授权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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