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一个时代的深深烙印

本刊记者 余玮

这是一个传奇，一个小山村的传奇、一个时代的传奇。

当年，面对“七沟八梁一道坡”的恶劣环境，大寨人“穷则思变”，“重新安排河山”，凭着扁担、箩筐、镢头、铁锨，埋头苦干，山坡造梯田，河沟造粮田，终于使大寨成为“米粮川”。其事迹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许，一时间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大寨成为中国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

曾经那个贫瘠落后的穷大寨成了全国农业的榜样，也成为人们向往和朝圣的地方。大寨名扬海外，众多境外访客纷至沓来，这里开始被誉为“全世界农民的首都”。

就是这么一个小山村，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彩重墨。在中国农村老宅的墙壁上，至今仍可找到“农业学大寨”的影子。而今，经过几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洗礼，曾经辉煌、失落、困惑的大寨早已撩去它那层神秘的色彩，回归了既往的本色，在奔向全面小康的道路上走得实实在在，续写新的传奇。

“穷山恶水”逐级成为榜样

大寨，地处太行山腹地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小山村，依虎头山而建，是典型的土石山区。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寨，人称“穷山恶水”。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耕地，不是远在山上，就是险在沟边，东一小块，西一小块。“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亩平，年年灾情多。”“卖女儿，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这是老人们对于大寨的形象概括。

这样恶劣的地形不仅让大寨人在农业上难有发展，亩产不到200斤，甚至还得时常担心温饱。宋立英是大寨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多年担任大寨村妇女主任。她的丈夫贾进财是大寨解放后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发现陈永贵的能力之后就主动三次让贤。

1952年，陈永贵37岁。这个山里汉子目不识丁，不知道艾奇逊是谁，但他知道自己家因为没有饭吃已经先后饿死了4口人。

“有什么办法让这穷山沟多打点粮食？”陈永贵天天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转悠。要粮食就要有土地，可大寨的土地在哪里？

陈永贵是一位勤于耕种又很有想法的能人。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历史上第一次如此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他们制定了“战天斗地”的狂想性规划。

从1953年到1962年，从初战白驼沟到三战狼窝掌，大寨人劈山填沟，重新安排山河，在7条山沟里垒起了总长7.5公里的180多条大坝；把300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把4700多块地修成了2900块，还新增加了80多亩良田。平均亩产从65公斤上升到385公斤，有的梯田的亩产量竟然超过500公斤，这个产量甚至比当时江南一些地区的产量还要高。在中国农业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寨不仅没有人挨饿，反而每人向国家上交余粮400多公斤。

1959年，陈永贵被树为昔阳县农村党支部书记标兵，赴京参加国庆10周年庆典；12月，晋中地委在昔阳县召开整风整社现场会，初步总结了大寨精神。出道较晚的大寨同抗战时业已出名的老典型白羊峪、刀把口并驾齐驱，称为“昔阳三枝花”。

晋中地委上报的《关于开展学习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领导方法的决定》，引起了山西省委高度重视。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农村所有基层干部，开展学习陈永贵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搞好生产及搞好工作的运动。6月18日，《山西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大寨支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充分肯定了陈永贵在领导农业生产和参加劳动中所做出的成绩；8月3日，《山西日报》发表社论《陈永贵——支部书记的好榜样》。此后，省内去大寨参观的人陆陆续续地多了起来。

陈永贵识字不多，讲话却能讲出道道。他说，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干部，干部，要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就不能当干部。大寨田是辛苦田，没有辛苦田哪有甜上甜。他那独特的充满太行山乡土气息的话，可以讲四五个小时不重复。

1963年3月，山西省召开全省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会议再次号召向大寨和陈永贵学习，要求把大寨“当作全省农业战线上一面红旗”。

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当时来大寨参观的领导人和记者都认为，陈永贵领导的大寨，全面、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于是，《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在农业阵地上——记昔阳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和支部书记陈永贵》。

同是1963年，东北松嫩平原传出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国自主勘探开发的特大油田——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

其时，正值我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之时。在此形势下，要鼓舞和引导人们在困难时期加强党的领导，团结依靠群众，振奋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共渡难关，迫切需要榜样和典范。而大庆和大寨，正是在这时候“横空出世”。1964年2月9日，新华社播发《大寨之路》长篇通讯后，次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出，配发了题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榜样》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省报采用了这篇通讯。

大寨是一个缩影，浓缩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村的发展和变迁

一个小山村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圣地”

1964年3月，北方大地春色初萌，一列火车行驶在华北平原，那是毛泽东出巡的专列。

3月23日，火车停靠河北邯郸站。河北省委、山西省委领导奉命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专列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汇报了山西全省情况后，着重向毛泽东介绍了大寨和以陈永贵为支部书记的大队干部队伍。

随后，毛泽东每到一处，就大讲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讲陈永贵带头劳动，不讲特殊化，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说这是干部不脱离群众的好方法。毛泽东还说，要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没有大寨精神不行啊！

5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的《第三个五年（1966—1970）农业发展计划的初步设想》概括出大寨经验与大寨精神。这年12月21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大寨，还脱稿讲了不少话，与会者深为大寨人和陈永贵的事迹所感动。

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和修改的。报告把大寨的基本经验总结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这样，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宣告了大寨红旗的升起。

1965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份中央文件向全党号召，“全国所有社（人民公社）、队（生产队）都要像大寨那样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生产”。

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第三个五年计划问题的汇报时说：“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农业要靠大寨精神。你给他钱，他搞得不好；你不给他钱，反而搞得好一些。农业靠大寨，工业靠大庆。”

毛泽东很重视精神与物质的辩证关系，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可以变物质，物质可以变精神。农民群众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力。10月10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又说：“农业还是靠大寨精神。”

尽管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把大寨树为典型，但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正式提出是1966年8月12日。这天，经毛泽东同意，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公报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从此，“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传遍神州大地，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在全国铺开，参观学习大寨的人潮水般涌向大寨。

大寨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了中国农村的圣地，数以千万计的取经者从全国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平均每天都有数千人登上虎头山。据统计，从上世纪60年代中叶到70年代后期，大寨共接待来自全国的参观者多达960万人，其中1967年突破100万人，1968年突破200万人，1969年超过276万人。世界100多个国家的25470名外宾到大寨参观，其中有18位外国元首先后造访。

不少地方的负责人到大寨取经，随后全国几乎每个省都出现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到后来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之时，全国已有学大寨先进县（市）316个，占全国县（市）的13.4%。一时间，“农业学大寨”的标语遍布大江南北，“大寨红花遍地开”的歌声响彻长城内外。之后，陈永贵先后出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

大寨（刘晓 诗 徐宜胜 书）

整整10年的沉沦与改革开放后的雄起

1973年，年仅26岁的郭凤莲当选为大寨党支部书记。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31岁的中央候补委员、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默默地坐着，掌声一次次响起，她却有些茫然。在这次会上，做了14年中国“农村样板”的大寨，第一次感受到了失落。她当时并不知道，千里之外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已经在“秘密协议”上签字画押，搞起了“大包干”。不久之后，“小岗经验”取代“大寨经验”，成为新时期中国大力推广的新一代的农民智慧。

随着小岗村的声名鹊起，郭凤莲逐渐感觉到了外面的世界正在以超乎她知识结构的跨度在发生剧烈变化。质疑大寨的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猛，大寨开始变得门庭冷落。1980年9月，郭凤莲眼含热泪，奉命调离大寨，被安排进了工人队伍工作，成为昔阳果树研究所副所长。

大寨人一时转不过弯来，在农村经济改革面前表现得迟疑、徘徊。村民们反对包产到户，然而一个村庄怎么可能敌得过历史的潮流。1982年12月20日，当大寨土地承包人在合同书上按下手印时，许多人是失落、忐忑、惆怅的，“每亩土地上交500斤，剩下的全归个人”的合同宣告了大寨集体经营土地时代的结束。

承包后第一个收获季节，粮食总产49万公斤，人均收入570元，承包10亩以上土地的六户，户户产粮超过万斤。从增产增收的实惠中，大寨人开始真正接受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个时代悄然拉开了帷幕。

1991年11月15日，一纸调令让阔别大寨村支书岗位11年的郭凤莲回到了她最热爱的那个工作岗位。她开始摸索新大寨要走的新路子。

1992年初春，郭凤莲让大寨一户出一人前往河北涿鹿县高迁村学习，一共去了130个人，租了两辆公共汽车。去了之后，大家深受触动，高迁村工业企业已经形成规模，村民们住的是“小二楼”。之后郭凤莲又多次组织老党员、老干部、村委会骨干到大邱庄、华西村、南街村、刘庄等地学习，这些村庄当年都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村，而如今他们都成了大寨的学习榜样。

考察回来之后，郭凤莲对村党支部进行了新老交替。大寨新党支部确定了“发展商品经济、非农兴村”的思路。

作为大寨的领头雁，郭凤莲找人才、推业务，渐渐地领略到了大寨最大的资本依旧是那段光辉岁月，开始打造“大寨”品牌。如今的大寨，已经由农业典型变为绿色园林生态村、老有所养保障村、大寨精神红色村、平和敦厚和谐村。郭凤莲说：“并不是历史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好的，都要否定。好的要坚持。”在村民们看来，大寨已经找到了一条超越过往历史局限性的新路子、一条集体与个人相统一的新路子。

过去已成为历史，但精神永存。大寨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宏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顽强向困难抗争的坚强意志，并以此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全国许多地方改造自然，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至今仍然惠及百姓。无论社会进化到什么程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创业离不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也同样离不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贫穷时需要艰苦奋斗，富裕后仍需艰苦奋斗，惟此才能保持事业常青。20世纪60年代，大寨人靠着双手向穷山恶水宣战，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大寨人没有躺在辉煌的功劳簿上，而是抓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机遇，跨出山门，走向市场，全方位开拓进取，走出了一番新天地。

改革开放以后，大寨经历了凤凰涅槃，经过了痛苦的转型，大寨人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适时与市场经济接轨，健康地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郭凤莲说：“大寨人将继续弘扬践行大寨精神，按照建设‘大大寨’的战略决策，加快转型发展、赶超发展、跨越发展步伐，实现再造一个新大寨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就是大寨的强村之路，艰苦奋斗就是大寨的创业之魂。”

大寨精神是大寨人用自己满腔的热血和勤劳的双手浇铸出来的，是大寨人永远的精神财富。大寨这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今天又成为改革开放条件下当之无愧的榜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单位”……大寨党风、政风、民风纯正，受到中央、省、市、县各级党委的表彰。

大寨的确变了，这不仅体现在大寨人的衣食住行上，体现在大寨的整体面貌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思维观念的变化上。大寨既是一个战天斗地的过去，更是一个开拓进取的现在；既代表着一个逝去的时代，更展示着一个蓬勃的今天、昭示着一个辉煌的未来；既是思想、精神和政治楷模，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经济崛起的典型；既是一个普通的自然村寨，更是一处特别耐人寻味的人文景观和旅游胜地。

从24岁起，郭凤莲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如今74岁的她已经是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她说，因为自己一直在农村，所以只要有场合，她就要为农民讲话，在26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生涯中，她提的议案和建议也多与三农问题有关。她说，农村基层干部身处农村改革发展的第一线，不仅要有带领群众致富的责任和能力，也必须要有清正廉洁、坚守底线的自我要求。郭凤莲说：“爱党、爱国、爱集体、爱社会、爱人民的这种心是永远不会变的，再不会变的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改造大寨、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

一转眼40多年过去，大寨完成了从政治品牌到经济品牌的转身，郭凤莲也笑称自己从“铁姑娘”变成了“铁奶奶”，但仍能从这张不再年轻的脸上看到当年的风采。出现在记者面前的郭凤莲，一头利落的短发打理得整整齐齐，说起话来铿锵有力，谈到大寨时神采飞扬，年逾古稀依旧在一线奔波，并还在为大寨的明天奋斗。“大寨村最宝贵的，是老一辈大寨人创造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是七梁八沟一道坡上的自然生态景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大寨要发展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要更多地走与其他企业联合发展的道路。”郭凤莲满脸都是幸福。

大寨从一次次变革中走来，今天又站到了新的起点上。郭凤莲这样勾画着大寨的发展愿景：“打造好大寨这个品牌，倡导新时代的大寨精神；做好红色旅游，建设大寨博物馆，开发从县城到大寨有时代特色的大走廊；加强生态建设，保护好大寨的山山水水，未来的大寨应该是绿色的、美丽的、和谐的、幸福的。”

经历过时代浪潮冲击的大寨，岁月静好地躺在大山的怀抱里。走进大寨这个优美的公园山村，层层梯田错落有致，田田池水水波旖旎，人造森林郁郁葱葱，处处果园硕果累累。别墅群和新修的居民楼让外来参观者眼热而羡慕，陈永贵年代修建的那几排窑洞已大部分被村民开发成窑洞旅馆，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大寨是一个缩影，它浓缩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村的发展和变迁，承载了中国农民几代人追求温饱和富裕生活的梦想。今天，这种梦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