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永葆革命性为根本的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是党在改革发展环境下反腐防变的法宝

点击：  作者：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级研究员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4-12-21 00:16:44

 

 

　　【编者按】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1周年，我们重发去年此时昆仑岩撰写的长篇系列论文《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本文为第三部分。

 

　　以永葆革命性为根本的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

　　 是党在改革发展环境下反腐防变的法宝

　　——三论毛泽东思想对中国改革发展的现实指导作用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他珍爱这个党，深知这个党对于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的党建理论博大精深，解决了在中国这块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而又长期受三座大山压迫摧残的土地上，如何建设一个真正为人民解放而奋斗的革命党，如何将这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份为主的党改造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又善于结合中国实际引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前进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问题。

　　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是其党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毛泽东基于革命战争年代总结形成的一系列党建基本理论和重要指导原则，为适应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的新情况新任务，解决党自身建设面临的新危险新问题，认真进行新的党建实践探索和总结，并借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的认识成果。这一成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执政不丢革命本色，以保持党的革命性质为根本要求，建设一个经得起各种挑战和考验、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如今看来，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不能被否定，也没有过时，而是毛泽东党建理论中最具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的瑰宝。

　　共产党是最彻底的革命政党，不断革命直至全人类解放是它的神圣历史使命，革命性是它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是党的先进性、群众性的必然体现。

　　毛泽东习惯于称共产党为“革命党”，他一再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来说,就需要有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掌政权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政党固有的革命性质，丢掉在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纯洁的革命本色、坚强的革命精神和优良的革命作风。1957年3月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就针对某些人革命意志衰退、过于计较个人利益得失的问题讲道：“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可见，在毛泽东那里，“执政党”与“革命党”在角色定位上并不互相矛盾和排斥，而是并存融合于一体。更不用说，在执政坐天下、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环境条件下，时刻面对着党可能变质、政权可能变色的现实危险和挑战，始终保持党的革命性质不变，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和根本目标。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很长一个时期，在“告别革命”的思潮影响下，思想舆论界追风似地，一讲“执政党”意识，就批判毛泽东的“革命党”思维，好像不取消党的“革命性”，那就是极左，就搞不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会“文革”复辟。其实，这完全是形而上学，不懂历史辩证法。

　　众所周知，当今人民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难道军队还是“革命军队”，党就不是“革命政党”了？逻辑都讲不通！执政的共产党建设目标，应当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具有领导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能力和反对敌对势力颠覆侵略能力的革命政党。

　　革命党和执政党绝不是对立或替代关系，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长河来看，共产党在一国或多国执政，领导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不过是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这个具体的历史阶段，虽然国内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并没有最后完成，且建设任务也始终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际较量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而必然是一个充满着矛盾斗争，甚至伴随着曲折反复的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能否坚定不移、始终不渝地保持自己的革命性质，保持革命年代的政治本色，这是攸关党的生命，攸关人民政权命运、攸关社会主义前途的重大根本性问题。一个自弃革命性质的无产阶级政党，犹如自解革命武装的人民军队，无异于自寻绝路。

　　只有具有革命性质的执政党，才能以自觉革命的精神不断改造和完善自我，经受住执政地位下的任务挑战、权力诱惑、思想侵蚀、利益陷阱等各种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跳出兴浡亡忽的“周期率”而立于不败。这正是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精髓所在，从而为党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反腐防变提供了不可丢失的利器和法宝。

　　法宝之一：牢记“两个务必”，树立“继续革命”思想，防止“和平演变”。

　　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后，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迎接挑战，拒腐防变，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担当起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在进城“赶考”前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严肃告戒全党：要防止因为胜利，党内产生骄傲、以功臣自居、不求进步、贪图享乐等四种情绪，要警惕和抵制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防止一些共产党人在糖弹面前打败仗。特别强调，“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他要求全党认识到，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两个务必”及时向全党敲响了警钟。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北平，临行前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 途中，他又提到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说：“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实际上，毛泽东是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不要在歌舞升平中自我解除武装，必须树立继续革命思想，永葆革命意志，防止党和政权改变颜色的重大战略任务。建国后的历史很快证明毛泽东的担心不是多余，他一再愤鸣：“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

　　50年代中叶后，毛泽东担心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权变质的警言一步步在苏东得到验证，他根据长期观察，及时提出要高度重视抵御西方的“和平演变”图谋，防止亡党亡国的悲剧。苏共二十大后，他敏锐判断赫鲁晓夫丢掉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在1959年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结果五年后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三十年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的历史洞察力和判断力惊人准确，他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方针极富远见。尽管这一方针的实施，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左”的偏向，为此而发动的“文革”带来了沉重教训，但无论如何，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对于保证党不变质、国不变色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邓小平在晚年念念不忘：“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习近平强调要防止重蹈苏共亡党亡国的覆辙，落到偌大一个党“作鸟兽散”，“竟无一人是男儿”的境地，这些都说明在改革发展环境下，执政党自身的蜕化变质是最大危险，必须谨记毛泽东的教诲，时刻抓紧思想武装这根弦。

　　法宝之二：以革命精神加强学习，提高党领导国家建设能力。

　　为了尽快适应执政后党的中心任务变化，担负起领导经济建设、巩固政权、建设一个强大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使命，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要振奋精神，下苦功学习”的号召。他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他坚信：“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

　　在学习对象上，他主张党员干部要向内行学习，“拜他们为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要向群众学习，“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因为“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知识来源于群众”。干部深入基层，向群众学习，不仅能增长才干、提高本领、做好工作，也有助于克服做官当老爷的不良习气。要向实践学习，因为正确的认识只能来源于实践，“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他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向自己所犯的错误学习，找到原因和教训，避免再犯类似错误。毛泽东非常赞同列宁关于一个郑重的党应当如何对待自己所犯错误的观点，认为“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他总结“大跃进”中的失误教训并带头承担责任，告戒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向外国学习，为我所用。无论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什么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其长处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在学习内容上，毛泽东主张要围绕党的新任务来学习，系统地丰富知识的和提高能力。他说：“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领导干部必须懂得这一点。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也要懂得一点。总而言之，学问很多，大体要稍微摸一下。”还要重视学习研究中外历史文化，学习党的历史和传统。

　　在学习方法上，毛泽东则强调以中国问题为中心，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反对照抄照搬。“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毛泽东还将革命战争时期首创的“整风”学习形式，运用于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学习建设，以集中解决突出问题。

　　今天，在国家改革发展深化，各种社会矛盾积重凸显的情况下，党内如何统一政治共识，如何认识存在问题，如何增强执政本领，如何重塑作风形象，很重要的一条，还是要靠毛泽东的办法，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通过革命性的学习来解决。

　　法宝之三：坚决查处腐败分子，依靠群众整顿党风。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和国家机关中部分工作人员的腐败现象频频出现，河北省揭发出的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行署专员期间贪污的严重犯罪事实。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给中央报告中疾呼：贪污行为已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很多干部。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毛泽东忧愤交加，用“贪污浪费的狂澜” 形容此现象。在审改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时，他特地加写了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随着“三反”深入，发现党内贪污分子大多与不法资本家有关，中央又作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的指示》。“三反”、“五反”斗争从1951年底开始至1952年10月结束，全国县以上机关查出贪污1000元以上的共10万余人，杀了包括刘青山、张子善等42人；逮捕法办的党员干部中，省级干部25人，地级干部576人，县级干部3428人，有效地遏制了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在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上，有同志为他们求情，毛泽东义正词严：“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百个，2千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为了全党从思想上进一步铲除腐败根源，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翌年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他强调，如果脱离群众，党内可以产生“新的贵族阶层”，“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中央明确要求，这次整顿党风“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组织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成效）” 。整风中，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畅所欲言，对党、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大量批评意见和建议。绝大多数的党政领导干部对这些批评意见甚至态度、言词有些过激的批评予以认真接受，并虚心改正。尽管整风后期，由于社会上少数右派借机向党进攻，妄图取消共产党领导，迫使党进行反右回击，期间出现了反右扩大化问题，但有人据此认为1957年党的整风一开始就是搞阴谋，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毛泽东当时就明确肯定这些来自党外的批评，“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 在广大群众帮助和监督下的这种整风，给全党注入了政治清醒剂，敲响了思想警钟，对于防止党脱离群众、防止腐化变质，起到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作用。

　　人们没想到，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毛泽东担心的状况又重演了。邓小平1982年就说过，“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面对难以抑制的党政干部严重腐败问题，人们更加怀念毛泽东当年那种有力有效的反腐防变举措，这也正是今天习总书记用此真经，一面狠抓反腐打“虎”除“蝇”，一面开展群众路线学习实践活动，敞开大门整顿党风，深得人民欢迎拥护的原因所在。

　　法宝之四：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总结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和我党的历史经验，认为要保证党和政权不变质，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还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组织制度建设。1962年初，他在扩大的中央会议上重点论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毛泽东严厉批评违背“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干部，“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

　　毛泽东科学阐述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指出：“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他强调，“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针对党委领导中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说了算。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的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毛泽东强调第一领导个人的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毛泽东还强调，必须加强党的团结，严守党的纪律，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

　　实践证明，真正按毛泽东的要求，把民主集中制落到实处，才能有效防止党改变性质，脱离群众，成为官僚主义和既得利益者的个人工具，才能有效避免党犯大的错误，犯了错误也较易及时纠正，才能有效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坚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法宝之五：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

　　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总结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引鉴苏共领导集团背离马列主义造成严重危害的深刻教训，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号召全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战略意义上，他指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在培养标准上，他强调要“德才兼备”，“又红又专”，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又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提出了干部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的“四化”要求。特别重要的是，他汲取苏共教训，确立了接班人的五项政治条件：第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第二，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第三，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但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第四，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养成善于听取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第五，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不能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还针对我们党内问题，向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三要三不要”的政治要求，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培养途径上，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在选拔政策上，他强调：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要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反对任人唯亲；要搞五湖四海，不能搞小圈子；要走群众路线，干部好坏应以群众反映如何为断；要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看待干部，不仅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前进。

　　毛泽东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伟大战略思想，贯穿于党的干部工作路线、方针、政策之中，对于保证党的性质不变、事业永续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在今天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国内外各种政治思潮、价值理念和利益诱惑包围冲击的环境下，各级党政领导接班人的培养、选拔和使用，更加成为党及其事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吏治腐败是最大腐败，用人不当是最大失误，离开毛泽东培养革命接班人战略思想的指导，党的性质保不住，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也没有前途。

　　法宝之六：狠抓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在毛泽东看来，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真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分水岭。“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党员干部如果私字当头，从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到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搞腐败，再到政治上蜕化变质搞修正主义，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曾经用“懒、馋、占、贪、变”五个字，形象地揭示一个干部发生蜕变的规律。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为此，他在“文革”中提出“要斗私批修”的口号，进行党在思想领域的自我革命。按毛泽东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他指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要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他向全党推崇学习鲁迅“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进行主观世界的深刻改造，真正树立辩证唯物论世界观；学习张思德、白求恩和雷锋等榜样，“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强调，共产党人“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的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

　　毛泽东从世界观的高度，把共产党人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态度，思想纯洁性与政治坚定性的要求，都统一到立党为公的基点上，靠自觉地进行触及灵魂的思想斗争，坚定正确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信念，打牢反修防变的思想根基。不可否认，这是党在执政条件下狠抓思想教育、加强党性建设的有效经验。

　　法宝之七：从严治官，建立干部直接联系群众，接受民主监督的机制。

　　毛泽东经常思考反对官僚主义、警惕产生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的问题，他认为让党员干部经常保持与群众的直接联系，接受群众的教育和监督，是反修防修、拒腐防变的根本措施，为此作了很多有益探索。

　　一是提倡坚持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制度。他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的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他反对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主张各级干部要下基层，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这样才能改造好世界观，才能牢记权力是人民给的，自觉为人民用好权。

　　二是实行群众参加民主管理的制度。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突出出来了，核心问题是防止管理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为此，他提出：“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从而比较明确地形成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后来成为“鞍钢宪法”的主要内容。1961年中央制定的《工业六十条》正式肯定了这个制度，并把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实行这种制度的一种具体形式。“两参一改三结合”体现了工人是社会主义企业主人这一根本性质，是我国对工业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和科学管理的一条极具特色的重要经验，其中包含赋予工人监督干部的职能，形成预防官僚主义的机制，通过“三结合”集智互补，实现了企业领域的群众路线，极大地促进技术革新和管理革命，在世界发达国家都引起了普遍关注和高度认可。

　　三是探索党政权力机构改革。为了防止党政干部由人民公仆变成欺压人民的老爷，毛泽东一再告诫“我们的干部不论职务多高，权力多大，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同时要求各级权力机构，扩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和监督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并且直接在基层一线的干部群众中选拔优秀分子，按老中青结合的比例充实配备到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集体，给各级决策层增添来自人民的新鲜血液。为了防止这些新干部担任高层领导后脱离群众，毛泽东还专门制定了“三三制”工作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并采取了领导职务变动不和工资待遇挂钩的制度，无论当上多大的官，依然保持原来的劳动报酬性质、水平和渠道，以至出现了仍在农村拿工分、仍在工厂拿工人工资的国务院副总理这样举世称奇的新鲜事物。这样的新型权力机构，虽然还只是多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不成熟的历史尝试，但其重要意义在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探索了一种领导结构上的权力约束和待遇上的权利分离相契合的机制创新，既堵了权力失控之洞，又断了升官发财之念，促使包括中央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权力使用上为老百姓着想，在利益享用上与老百姓融为一体，彻底消除脱离群众、官民对立的制度基础。

　　四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毛泽东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主张通过宪法赋予人民大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罢工”等自由权利，同时支持各民主党派和各种合法的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发展，在整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对党和政府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尽管由于吸取“文革”教训，一些所谓“大民主”的形式后来被限制，但实际上，如今互联网上的民主空气及其形成的社会舆论压力，早已大大超过以往的一切“民主墙”。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政治胆略和魄力体现了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他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代表了党的生命希望。共产党不能怕民主，民主是共产党起家的本钱，也是执政的依靠。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把各级官员的权力置于阳光下运行，随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才能保证官不变坏，党不走邪道。

　　当然，我们回顾、总结和肯定毛泽东以保持革命性质为根本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同回顾、总结和肯定毛泽东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伟大哲学思想、以走自己的路为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一样，并不意味着否认毛泽东领导党在理论和实践探索过程中发生的失误，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导致了“十年内乱”的沉痛悲剧。“但邓小平说的对：“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仅就这一点，也是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战略家，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政治远见，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央《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不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倒，继续指引我们应对世界风云变化，接受改革开放考验，党和国家难免会遭遇更加惨重的挫折和灾难。

　　事实证明，毛泽东思想，作为植根于中国大地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正确的科学理论，作为其在继承、运用和发展着的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核，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更加证明其跨越时代的真理性、不可摧撼的根基性和蓬勃不息的生命力，是解决当今中国一切重大问题须臾不可离开的科学思想武器。过去我们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还将长期在黑暗中摸索；今天，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实践教育，中国人民仍然要说，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如果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会变味，改革发展就不可能坚持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难以为继，只能重新回到长夜难明的黑暗之中。

　　毋庸置辩，毛泽东思想不是静止僵化的教条，不是万古不变、包治百病的神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许多新问题，都需要毛泽东思想结合实际与时俱进的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如果在改革发展指导思想上舍本就末，丢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宗，那就必然走向歧途。指导中国改革发展，不能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

　　（作者为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级研究员；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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