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中国电影的新希望——关于《我本是高山》的争论

点击：5690 作者：郭松民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23-11-24 08:52:54

“在空话、假话与谀词构成的环境中，怎么可能出现有浩然正气的电影？ ”

这几天，《我本是高山》的主创人员，应该很郁闷、很窝火的。

为什么呢？这部以拥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楷模”荣誉称号，“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为主角的主旋律电影，预期应该是叫好又叫座的，没想到在点映期间，就恶评如潮。

主创人员显然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他们的反应令人大跌眼镜：编剧之一的袁媛直接“对电影批评的指摘全然拒斥，以出乎意表的愤怒姿态、近乎诅咒的言辞反击”；导演杨瑾则通过引用央视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的驳斥文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而“这篇驳斥文使用了大量贬义词”，将本片的批评者“描述为‘节奏大师’，‘狼心昭然若揭’，‘有组织的诋毁声音’，最严重的是指责对方是‘境外势力’”。

这真是有点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了。

综观观众对影片的批评，主要在于，批评者认为主创人员没有表现出张桂梅的思想境界，他们以一种夏虫不可语冰却偏要语冰的傲慢，从一种小市民的、低级趣味的个人主义立场出发，去想象有着高尚精神境界的张桂梅，把《我本是高山》拍成了一部“准伤痕电影”。

比如，张桂梅的力量源泉，主要来自于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守，但在影片中，却变成了对亡夫的思念。

偶像演员胡歌饰演的年轻的、斯文帅气的亡夫幽灵，每当张桂梅遇到困难，孤立无援的时候，就自带柔光滤镜，穿着毛背心出场，陪着海清饰演的女主角跳一曲华尔兹。

这一幕，不能不让我想起2022年的电影《妈妈》【点击阅读】。在这部伤痕电影中，拥有“亡夫”“亡父”双重身份的幽灵，也经常这样自带柔光滤镜，穿着毛背心出现，成了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女俩的精神力量。

我想，不必怀疑张桂梅对亡夫的感情，但电影编导把亡夫设定成张桂梅的主要精神支柱，无疑是对张桂梅的一种贬低。

现在的问题是，“电影圈子里的人”生活在自己为自己编织的信息茧房中，自鸣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思想境界，不仅理解不了张桂梅这样的杰出人物，也远远落后于普通的电影观众，他们只能“做落后群众的尾巴”，还不一定能接得上。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缺乏浩然正气，经常表现出鸡贼、猥琐、俗不可耐的特征，原因正在于此。

出现这样的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条，在于严肃的电影批评的缺位。

什么是严肃的电影批评？

简言之，就是追问影片基本政治倾向和基本价值观的电影评论。

没有这样的电影批评，电影人就不能以严肃的态度对待电影，就会始终带着“玩电影”的心态，用轻浮、戏谑的手法表现英雄人物，甚至随意夹带私货，蓄意歪曲历史。

严肃的电影批评，也是观众与电影圈之间的桥梁，失去了这座桥梁，电影界就变成了一个“悬浮的空间”，电影人就像生活在热气球的吊篮里一样，根本不可能理解由普通电影观众构成的大地！

新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人民电影”的辉煌，而为人民电影开辟道路的，正是建国之初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毛主席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编者按《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针见血地指出，电影工作者最根本的是应该搞清楚，

“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毛主席还强调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