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美国发动对华新冷战以来，一直都有人教训中国“不要同美国对抗”，他们用各种委婉的学术的表达，把这一论调推上各路媒体的显著位置上，形成相当鲜明而强烈的舆论诉求。

譬如，有人这样地说：“中国要引领世界，就要从世界格局的角度出发，目标不是对抗美国，而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不能只从双边关系来看中美关系，要从世界秩序的角度看”。

还有人这样讲：“要坚决避免与美国和西方滑向对抗”，“中国有很多对外博弈，但我们不是任何国家的敌人。敌意经常存在，但成为敌人却是一系列互动的结果。中国这么大的力量，只要我们决心不做谁的敌人，对方就单独完成不了与中国完全敌对关系的塑造”。

上述这两种说法既流行又权威，还都打着著名人士的旗号，因而也相当流行，俨然成了脍炙人口的金句警句一般。

但仔细琢磨一番，则上述两种表达却相当耐人寻味，具有如下共同特点：

其一，都是先给中国戴上一顶高帽子，看起来好像是在褒扬中国、站在中国立场上了。

第一种说法用“中国要引领世界”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帽子把中国抬起来，抬到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的高度，俨然乎中国就应该身居九霄俯视人间而不能与凡尘为伍，不能与任何人计较短长一般。

第二种说法更直接，说什么“中国这么大的力量，只要我们决心不做谁的敌人，对方就单独完成不了与中国完全敌对关系的塑造”，把中国的力量形容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高度，好像任何人都只能同中国友好而不敢或不能同中国敌对一般。

其二，都是把责任拍到中国的头上，似乎中美对抗关系存在与否，一概都取决于中国了。

第一种说法在给中国戴上大帽子后，就对中国严厉鞭笞、痛下杀手而毫不客气了，说什么“不能只从双边关系来看中美关系，要从世界秩序的角度看”，什么“目标不是对抗美国”。似乎中国不把美国当目标，中美两国的对抗就不存在似的。

第二种说法更是无聊的狡辩，说什么“敌意经常存在，但成为敌人却是一系列互动的结果”，这里先是把“敌意”与“敌人”分割开来，玩弄可鄙的文字游戏，在此基础上又说什么“成为敌人却是一系列互动的结果”，这不纯粹是在扯蛋么！难道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成为中华民族的死敌是因为中国同他们“互动”了吗？那个时候只要中国不同日本“互动”，日本侵略者就不是敌人了吗？同理，当年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成为中华民族的死敌，也是因为中国同他们“互动”了吗？那个时候只要中国不同西方侵略者“互动”，他们也就不是敌人了吗？

这样看来，上述两种说法表面上看似不同，实则一丘之貉，他们骨子里高度一致，那就是要求中国不许同美国对抗。他们所阐述的东西，都高度凝练地概括了“不与美国对抗论”的精神内涵。

但是，人们都知道，尽管中国的目标不是美国，不想同美国对抗，但美国的目标却是中国，却要将中国置之死地而后快，中国对此可以不闻不问、不管不顾吗？

二

上述“不与美国对抗论”玩弄概念与文字游戏，避重就轻，根本不敢揭示中美关系的本质，也根本不敢触及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对于此等谬论，在理论与逻辑上与之争辩已经毫无疑义，在这里笔者只想对其做如下三点评判：

第一，中美关系是否走向对抗，中国并没有决定权

中美关系的主导权与决定权始终掌握在美国手里，目前中国手里并没有任何有力和有效的杠杆能制衡美国使之必须遵从中国的意愿。曾经喧嚣一时的各类“压舱石”早已被大风刮跑、无影无踪了，美国当局已经将中国确定为首要对象，打定主意要同中国打一场新冷战。由此造成的对立与对抗已经难以避免，不管中国多么不情愿，也不管中国怎样努力，一概都难以改变这样的态势。现在完全可以这样说，已经没有任何力量或者任何情感能阻止美国对中国发起的敌对行动。这已经不是什么敌意的问题，更不需要什么中国的“一系列互动”，不管中国动也好，不动也罢，美国都照打不误。至于什么“中国引领世界”，难道还可以指望中国引领美国吗？那就更是不着边际的胡诌八扯了。

第二，中国的选择权不在于是不是与美国对抗，而在于是抵抗还是投降

有人不免要问，照这样说，那中国这样一个偌大并拥有空前力量的国家，是不是就只能听从霸权的处置与安排而没有自己的选择权了呢？

我们说，在霸权执意发动中美对抗的情况下，中国的决定权与选择权不在于是不是同美国对抗，而在于是选择抵抗还是选择投降。如果选择抵抗，这其中还有积极反抗与消极抵抗之别；如果选择投降，这里面也有直接投降与变相投降之分。对于上述这样两种情形，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曾有过精彩的演绎，现实中不同的中国人也有不同的选择。对于那些宣称中国需要当三百年殖民地、宣告美军来了要当带路党的人而言，直接投降就是唯一的出路；对于那些畏美如虎、对霸权极其恐惧的人而言，妥协绥靖、变相投降则给他们提供了大好前途；对于广大爱国的中国人民而言，则只能再一次“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样的情况说明，中国做出集体性选择注定要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磨合的过程，在此期间不管霸权怎样打压中国，不管中美之间的冲突如何激烈，哪怕发生局部战争，各种“不与美国对抗”论都将粉墨登场、喧嚣肆虐，再次上演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幕幕。但不管怎样，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中华民族又一次伟大的全民抗战运动，这是历史的必然。

第三，“不与美国对抗论”其实质就是对美投降论

当敌人开始进攻、发动侵略的时候，不敢反抗、不愿反抗，这等行径其实质就是投降，不管做怎样的政治伪装与文字辩解，都一概无改于这一基本事实。譬如当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那样，蒋介石要求张学良奉行“不抵抗政策”，其实质就是投降，不管怎样辩解都无济于事。

那么，现如今美国是不是已经在打击侵略中国了呢？

事实上，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抗早已经开始，面对来自美国的战略遏制与打压，中国已经不能不抵抗，也必须进行抵抗。这个时候还大叫大嚷什么“不与美国对抗”，就是破坏与瓦解中国人民捍卫自己核心利益的恶毒行径。譬如战斗已经开始，敌人已经在进攻，如果这时有人还有人大喊不要开枪，不要抵抗，这不是变相投降又是什么呢？

现在，霸权集团正挖空心思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中国变本加厉地进行挑衅威胁，为此而引起的两国之间的冲突接连不断。在这种情况下，还大叫大嚷什么“不与美国对抗”，其实质就是新的变种变相的投降论。

三

人们知道，任何理论体系都立足于两个关键元素，一是价值，一是逻辑。所谓价值，其实就是立场，站在不同立场说话，观点意见自然不同，上述“不与美国对抗论”不过是特定政治立场的具体反映；所谓逻辑，就是依据什么指导思想，上述逻辑不过是西方思想体系的中国分支与映像。因此，说到底，问题的核心与本质仍然在于，一些中国人并非站在中国的立场，他们虽然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但并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更缺少中国味，剥去伪装露出真相，不过就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说话叙事而已。

这样的舆论之所以能够在当今中国流行，个中原因众说纷纭，但从上述有关价值与逻辑的认知出发，可以重点指出主要的三点缘由：

一是这类舆论拥有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当代中国新兴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发展到树大根深、枝繁叶茂的阶段，从哲学意义与政治关系上看，这个庞大的体系不过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同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2014年文章《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为什么缺少民族性》）。因为缺少民族性，所以他们从来也不敢触及有关帝国主义的本质这一话题，对于霸权为什么“坏”，总是避重就轻，把问题归咎于所谓的“认知”上来，从来都不深究一下为什么西方集团整体性地发生“认知”偏差，从来都刻意回避当代国际关系中“敌人与朋友”的命题，对此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其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良好的世界秩序，即便抛开敌友问题不谈，也总得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总要知道谁是建设者谁是破坏者，这样的道理十分清楚，并没有任何深奥难解的地方。

但对于当代中国新兴资本势力而言，这样的道理却绝对不可将其阐释明白，而只能一味地鼓吹中国要搞好中美关系。一些人绝口不言霸权统治者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是误入歧途还是本质上就很坏。“不与美国对抗论”顺应和适合了这一诉求，因而在中国就可大行其道了。

直白地说，“不与美国对抗论”无非是源于两种心态，一部分人是因为恐美惧美，害怕霸权这个流氓，这些人很可怜；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崇美亲美，对美国心心念之、心向往之，这部分人应该是既可怜又可恨了。

二是这类舆论有强大的内外靠山

宣扬“不与美国对抗论”的著名人士在国内外都风生水起、受到追捧，据笔者观察，这些人声名鹊起的原因并非是因为有什么真知灼见，并非思想学术上多么深刻，他们之所以长时期占据战略与社会舆论之鳌头，无非是后面有看不见的手在操纵，是某种势力内外合流共同力挺热捧与包装打造的结果。对比下来，有人遭遇大面积的围剿，而这些人却得到全方位的扶持，这样的现象真可谓发人深省，围绕他们所演绎出的里外互动、协同发力的现象值得注意。

这样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不与美国对抗论”不只是关涉几个人的说法与认知，而是背后有强大靠山，既有源于内部的政治靠山，也有源于国外的政治靠山，对此不可低估。这其中究竟水有多深，大概只有天晓得。

三是有上下通吃的人脉资源

笔者曾在网络上写过一篇名为《由鹿和马的关系说起》的短文，文中认为，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有关说话的权力与界限，实在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所谓舆论，不过“特定人”加上“特定话语”的结合，但二者结合的结果与效应却千差万别，这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说话者的社会关系与人脉资源。

上述“不与美国对抗论”就是这样，这一论说之所以盛行，离不开立此论者的社会关系与人脉资源。如果不是上下通吃而是白丁布衣之辈，则只会泥牛入海、了无声息。但正所谓“刁参谋长放个屁都是香的”，既然刁参谋长都说话了，那反响就绝然不同。这些人神通广大，此因素也不能不给予应有的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