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知马克思主义不易，行马克思主义更难。马克思主义还可能被非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利用。马克思本人甚至被一些人划分两个马克思——某个时刻前的马克思和某个时期后的马克思——并挑起两个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本来是一体的，也被一些人人为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不同意恩格斯或者恩格斯不同意马克思。这决不是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而是赤裸裸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乏走狗文人混淆大众视听的无中生有诡计。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就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由这个规律，我们必然得出阶级斗争必将贯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整个过程的结论，尽管阶级斗争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有的是经济上的斗争（如经济发展是由外资主导、私人资本主导还是由公有制企业主导，这不仅决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而且决定经济发展的利益的分配，是共享发展成果，还是少数人吃肉多数人喝汤），有的是意识形态（如指导理论、重大决策）上的斗争，有的是国际间的斗争（如贸易战、技术战、金融战、市场战、资源战等等）。这对于当前的中国也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基本历史规律。否则，岂不意味着资产阶级自动束手投降吗？在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实践时，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这个历史规律及其衍生规律都是中间环节，都是我们实践的行动指南。

经过百年来的共产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与马克思所生活的世界相比，今天的世界可以说是换了人间。共产党在许多国家里都掌握着政权，或者曾经掌握过政权。然而，革命正未有穷期。不要说，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还远未达到，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也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的复辟。历史已经充分表明，共产党得到了政权，还有可能失去。共产党是否能够保持政权，带领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取决于是否能够尊重历史如同自然界所具有的那样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掌握这些规律，系统地按照这些规律办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

一、人心向背决定国家治乱

人类社会虽然有五种形态，但无论是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内部还是在社会形态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对社会稳定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始终不变的因素是人心。这既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又是一条基本历史规律。夏朝延续约471年，《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记录的“太康失国”或“后羿代夏”是《尚书》从而或许也是中国典籍所记载的第一个因立场不稳失去人心而失国的案例。“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尚书·夏书·五子之歌》通过“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从反面，从而更加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民本思想的重要性。昆弟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厎灭亡。”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其五曰：“呜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这就清晰地把人心向背与国家治乱联系起来了。

从根本和长远说，人心向背取决于统治者的立场。统治者固然有其特殊的利益和偏好，但如果统治者对其利益的追逐系统地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不与人民上下同好，也就难以保持其统治者地位了。因此，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杰出人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看待问题的。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有非常丰富、深刻的人民立场思想。《尚书·虞书》中已经形成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在《夏书》中就成为谟训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曾总结道：“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系统的民本思想体系。在理想上，中华民族崇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民贵君轻、政在养民；在政治上，中国形成了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在经济上，中国有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治世良方；在法治上，中国追求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德主刑辅、以德化人；在道德上，中国人信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组织原则上，任人唯贤、选贤与能；在国际关系上，中国人遵从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

虽然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还没有把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从而还是一种载舟覆舟的防御性意识（但这比西方从柏拉图直到卢梭的群众观更具有科学性。从柏拉图开始，西方政治学家们便普遍对群众不信任，认为“民主即人们的自我管理必然会演变成暴民。”而且，直到21世纪，对群众的不信任依然是其意识形态的主流。参见刘海龙：《我们是否已进入“群众的时代”？——读麦克莱兰的〈群众与暴民：从柏拉图到卡内蒂〉》，《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9期），但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总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连民本思想都没有能够持之以恒地贯彻。正是由于无法持之以恒地坚持民本思想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周期律的形成。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又是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既有的统治阶级如果立场不稳，触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达到一个临界点，就会有新的势力兴起，以民本为旗号动员民众，凝聚民心，来推翻旧的朝代，建立新的朝代。归根到底，一个建立在根本对立的阶级结构上的社会最终是难以持续的。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所表现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启发了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要找到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方法。在党和国家还不可能消亡时，这个方法只能是打造一个能够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党和政府。这是一种底线思维。当前，中国存在的那种否定人民经济概念、分裂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观点实际上是突破底线、违背宪法的颠覆行为。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仅仅让人民达到基本的满意是不够的，党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人民达到最大可能的满意。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充分估计我们的成就的同时，必须检视和正视我们的错误，最大限度地降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避免成本。为此，必须有不怕得罪少数人的革命精神！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大船才能行稳致远！

二、尊重事实要求对改革开放的认识要坚持两点论

社会事物的两面性规律也是一个基本历史规律。基于这一历史规律，我们必须坚持两点论。两点论要求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全面地、本质地分析、研究事物。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又要看到事物的反面；既要看到事物的本质、主流方面，又要看到事物的非本质、非主流方面；既要看到一个阶段的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又要看到另一个阶段的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要实践马克思主义无法回避对改革开放的态度问题。所以坚持两点论的最为主要的一个场合，应该就是关于1978-2012年时期的改革开放的认识了。这个改革开放毫无疑问地取得了系统性的历史性的伟大成绩，但也毫无疑问地存在一些重大问题（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却在几十年中没有在大飞机、芯片等领域取得生产力发展的实效；在一些关键领域实际上长期执迷于“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十八大前的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严重风险等等）。改革开放作为一个事物，完全可以纳入到两点论的框架中。

（一）改革开放的初心

改革开放的初心是恢复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书写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促进中国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列宁曾经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精辟的总结：“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毛泽东认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可以说，从事实上看，毛泽东已经带领中国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是他没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说法。他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形成的独立自主的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得到了延续，有着鲜明的贯彻和体现。比如，和平赎买民族资本，平衡发展军事和经济（避免了走苏联的军备竞赛的毁灭之路），拒绝绑到赫鲁晓夫的苏联战车上，等等。当然，由于中国积贫日久，发展经济的各种资源捉襟见肘，毛泽东不可能仅用不到30年的时间就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可能让中国仅用30年就达到西方的生活水平。有不少有识之士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预测到，中国经济将会在不长的时间里达到世界第一的水平。他们做出这种预测，无疑是建立在毛泽东所创造的新中国及其发展成就的基础上。

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之中。中国改革开放史表明，这种自身发展必须有其保持自我、保持稳定的一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书写新的理论。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新的理论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机会主义（包括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空想共产主义、冒险主义等）、冒牌社会主义的？冒牌社会主义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试图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或者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与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有时甚至是艰苦的斗争。恩格斯说：“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对于改革开放来说，只有进行了包括与冒牌社会主义斗争在内的伟大的斗争，我们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确实是科学社会主义。

（二）改革开放的两重结果

人类的实践经常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一方面，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了，按照市场价格计算的GDP已经世界第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早已经世界第一。改革开放成就巨大。这不可否认，也没有人能够否认。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成就，习近平同志评价道：我们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我们现在比历史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信心、都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在承认伟大成就的同时，挑战和危险也不容小视。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发展，同时也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两点论就是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问题，不能只讲成绩，不讲问题。只讲成绩，不讲问题，就会变成一俊遮百丑，就会导致问题继续存在下去，发展下去，最后不可收拾。面对问题，只有勇于承认，勇于改正，才能走到胜利的彼岸。

第一，中国古人讲“过犹不及”，马克思讲量变引起质变，列宁说真理往前迈进一步就是谬误。度过则质变。经济基础也是如此。然而，如果仅仅据此就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只有利，没有弊，或者后者可以忽略不计，那就是违背最基本的事实，犯最巨大的错误。资本主义也曾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GDP。经济发展本身是多维的，绝不是只有GDP一个维度。就连西方发展经济学也早已经确认，经济发展绝不等同于GDP增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更是早就指出，事物的发展变化决不是只有量的变化，用于经济发展的场合，就是决不是只有GDP的量的增大。

从所有制结构看，“从1998年到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中，国有企业数量所占的比例从39.2%降至4.5%；在全部工业资产中，国企所占份额从68.8%降至42.4%；国企提供的就业占总就业的比例从60.5%降至19.4%。1997年，国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7%，而到2010年已经降至15%。现在，非公部门不仅是中国创造最多经济产出（约占GDP的70%）和就业的部门，是强有力的增长引擎，而且也是创新最为活跃的经济部门。根据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报告（2009），中国65%的专利和75%的技术创新都来自非公经济”（见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114页）。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我们党长期面临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四大长期、复杂、严峻考验。同时，我们党又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2018年，一种名为“五六七八九”的数据（即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出现在工商联和政府一些部门宣传的资料中。这些数据虽然并不一定准确，但也反映出改革开放对中国所有制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了。

由于所有制的这种变化，仅仅过了三十多年，中国亿万富豪的数量已经居于世界前列（这不否认这些富豪对于中国发展做出的贡献，但也不能否认其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就指出，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发展差距和贫富差距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发展差距和贫富差距问题未能解决，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面临着极大的威胁。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如果不加以克服，未来更是可能占人口百分之一的富有者占有全社会百分之十、二十甚至三十的社会财富，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劳动大众所占社会财富大致相当。西方经验表明，对于两极分化的格局，瘟疫也只具有短期改善效应（沃尔特·沙伊德尔：《不平等社会》，颜鹏飞、李酣、王今朝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民营经济就是私人经济，就是带有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性质的经济。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阶级定义，当民营经济具有主导性的经济体制形成后，中国必然出现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就是凭借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得到私人利润的群体。由于私人利润远远高于工资，因此，抛开环境污染等不谈，中国必然出现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这个时候，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主人翁作用就被大大削弱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种格局不可能稳定，必然导致周期性发生经济危机。特别是，这种格局有可能造成国家的严重分裂。14亿人口如果出现严重的对立，国家70多年的发展就可能毁于一旦。这样的结构是否符合宪法所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是否会改变，也是值得思考的。所有这些，都给中国提出了巨大挑战。

十八大后形成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识到，在经济总量跃升的同时，两极分化、环境污染、贪污腐败、外部条件恶化、供应链稳定性、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金融脱离实体、房地产畸形发展、城乡差距较大、一些领域的商品价格与人们的平均收入脱节、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等问题，同时，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我国不得不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甚至可能面临一个极端混乱的世界而不得不暂时中断发展。特别是，帝国主义对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依然构成一个严重威胁！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第二，我国的意识形态面临极大安全问题。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封建余孽不甘灭亡，资本势力卷土重来。毛泽东同志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后到十八大前，中国的意识形态一度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

改开不久的1980年，西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头面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就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1986年，匈牙利学者科尔奈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的《短缺经济学》就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在华出版，很快就销售一空；1986年，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8年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由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据百度百科，20世纪整个80年代，张五常完全献身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分析、政策建议，其在香港用中文写的《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的前途”、“中国的经济革命”等著作一时洛阳纸贵，“风流万千”，据说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的改革者及青年学子。从1985年到1995年的10年间，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共10期各为期1年的培训班，全国共有417人参加了培训。中国学界人物意识水平之低可见一斑（却没有妨碍他们攫取较高的学术地位）。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西方贬损社会主义制度的学者纷纷访华，大量在华翻译出版论著，在我国制造出了国内人一般不好制造的公有制不行和私有制好得很的舆论。在这样的舆论铺垫下，中国要补资本主义课就不再是一种空谈，而是一种现实的威胁了。私有化论者在中国被奉为上宾，不仅登上中国许多重点大学讲堂，成为许多知名大学的特聘教授和客座教授，而且进入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做报告”。

不仅八十年代如此，九十年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八十年代还是私有化理论在中国的滥觞，那么，九十年代就是私有化理论在中国的普及和成长。在八十年代西方私有化理论涌入的铺垫下，九十年代中国彻底向西方私有化经济理论打开了大门。一些年轻的海归学者“学成”归来，成批带着西方经济理论原版教科书，一些出版社看到商机，大量进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汉译或原版引进工作。这就使得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充斥着了中国学者的书架，西方经济学话语充斥着中国大学的课堂。大量政府官员也开始被派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培训”或访问，大量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教师和科研人员开始被派到哈佛等西方大学做访问学者或“深造”。中国学术杂志也逐渐被方法和理论上的西化式研究占据了。私有化俨然成为中国的政治正确了。这就使得改革开放中私有化的理论愈演愈烈。于是，私有化的实践也就顺理成章了。90年代中后期的国退民进也就被普遍视为改革标杆，些微出现的国进民退的动向也就被公然攻击了。

在21世纪初期，私有化理论在中国继续发展。改革协会的头面人物公开攻击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德国的俾斯麦式的企业，公开主张中国的改革是要建立没有国有企业的所谓人民社会主义制度；中央政府一智库的知名专家说什么“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没有关系”，甚至造谣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不要公有制；北京大学一位经济学知名教授在上世纪末辩护自己提出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是公有制的新形式，到他所在学院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也不打自招承认自己就是要搞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企业改革协会的一位负责人还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是要把国有企业送到历史博物馆里”。对这样一些言论，当时的主流媒体基本上没有反驳的声音。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受私人利益的驱动，不仅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学科中‘失语’、在教材中‘失踪’、在论坛上‘失声’，而且共产主义越来越被人视为一种笑谈了。这种情况，无疑已构成对中国意识形态的重大威胁。

针对中国面临的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威胁，在2012年12月31日，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就强调，“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2013年11月12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上很多意见和建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但也有些意见和建议偏于极端。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此，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特别是宣传领域复杂尖锐的斗争。他明确指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敌对势力在那里极力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c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经济基础和思想上层建筑的上述状况相伴随的是，在十八大前，我们党内存在的腐败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党的执政地位也受到一些质疑。在2015年，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今后5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这些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并提出“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的防风险、抗风险理念。实践证明，习近平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

面对各种风险挑战，习近平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十九大后，习近平多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绝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在实现“两个阶段性目标”的新长征路上，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攻克，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习近平面对国内外发展任务、发展问题所提出的根本解决思路。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身体力行，夙兴夜寐，通过一系列政治举措，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着力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和主要矛盾，扭转了一些领域、一些环节中国家权力的异化趋势，从政治上矫正了国家政权运行中存在的权力观念偏差，从经济上纠正了以GDP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偏差，开启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这为有效应对贸易战、金融战、企业战、2020年新冠疫情等重大外来冲击以及国内重要矛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坚守历史规律的使命担当！

三、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世界充满矛盾，中国未来的发展不会岁月静好。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未来中国发展必须遵循的历史规律。

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因此这条道路走不得。“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对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看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毫无疑问，如果不解决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二元对立（二元对立指两个事物、两个对象的对立，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有时，二元对立来自于对一个事物的一分为二，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理性与感性的对立。在二元对立中，经常产生一个哪个事物、哪个对象优于、主导另一个事物、另一个对象的问题。而实际上，孰优孰劣既有相对性，也有绝对性。从某些指标看，一个事物、一个对象可能优于另一个事物，另一个对象，从其它指标看，则可能相反。这时，指标选取的科学性会决定比较的科学性），中国就不可能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走向发达的社会主义。然而，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模糊化了，甚至连社会主义是什么也不清楚了。邓小平同志讲：“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这里，邓小平是坚持了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规律的。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了许多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典型现象。尽管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可能共存，可能有一些共同的现象，但如果它们之间的共同现象太多，同到一些不该同的领域，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就可能逐步滑向资本主义社会。而一旦资产阶级在原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了它的统治，再逆转这个过程就难了，甚至可能不得不付出千百万人流血乃至生命的代价。2013年，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总结了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是复杂的，因为在不同的时期，中国发展有不同的约束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可能需要有不同的表达。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指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标准等质的规定性。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毛泽东就明确，社会主义是中国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他说：“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由于现代生产方式的发展，新中国必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说，只有实现工业化，国家才有希望，只有工人，才代表中国未来的方向。因此，从理论上完全可以这样说，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离开人数越来越占人口最大多数且素质越来越高的工人阶级，一切都是误国空谈。

由于毛泽东一代人的努力，科学社会主义所指向的对象有了进一步的丰富。总结苏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也基于《共产党宣言》，根据1956年12月我们党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可以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含如下几个方面：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在取得政权以后，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毛泽东是深通历史的。越到晚年，他反而越加忧虑。他看到了危险。他依然担心中国缺少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在20世纪初的俄国和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都没有充分发展，就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率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产生了一个至今为止依然挥之未去的话题：经济落后的国家是否能够跨越资本主义这个卡夫丁峡谷？第二国际的考茨基用他自己理解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来反对列宁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指责他“过早地发动革命”，因为俄国生产力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远没有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发挥其全部潜能。这样，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那里，就合成了一种生产力优先性的命题。对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阿尔都塞设想：“如果考茨基当时还活着的话，他可能会更严厉地叱斥毛泽东为‘唯意志论的政变者’”。这种命题的核心是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早产儿，其实质是认为，经济落后的国家无法避免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也就是必然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让资产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虽然毛泽东在晚年为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做了大量工作，但一度理解的人不多。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红色江山如此巩固，怎么会有蜕变的可能性呢？怎么还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呢？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甚至罕提阶级斗争，而逐步打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认为全党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然而，这没有终结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探索。邓小平至晚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即使实现发展，发展之后的问题不会比发展之前少。从实践看，无论改革还是开放都无法脱离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格局，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充满了阶级斗争。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表明，苏联东欧的改革与开放让它们彻底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也警醒中国人，中国共产党能否遵循历史规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远保持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第一，经济发展带有阶级偏向性是一个普遍问题。在毛泽东时代，虽然毛泽东本人非常重视均衡发展，但客观上，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偏向城市。这是中国的资源有限和一穷二白的经济发展起点使然。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使得一些人先富起来，甚至暴富起来，农村一度较为繁荣，但随后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形成更是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偏向性成为一个严重的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它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够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问题。中国如果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就必然走向混乱。邓小平早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如果中国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这个判断无疑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判断，无疑是对判断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的必要的补充。

第二，经济发展道路本身也具有阶级偏向性问题。改革和开放的主体和根本所在是所有制的调整。摆脱贫穷是能够凝聚中国人民共同理想的概念，但主要使用哪种所有制决定着中国是否能够让最广大人民平等地摆脱贫穷，决定着中国进入小康社会之时，是否会形成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格局。如果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政策下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拿较为微薄的工资，哪怕有一个中产阶级靠出卖较高的劳动力拿较高的所谓效率工资，只要中国有少数人能够凭借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获取远超过工资的利润，中国收入分配一定是两极分化的。而且，当少数人拥有私人生产资料进行生产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必然产生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加重最广大人民的生活成本，甚至使得一些人民因病致贫。在这样的格局下，甚至一些原来获得财富的人有可能破产。中国决不能形成由少数经济金融寡头决定重大政治经济决策的社会结构。

对于1980-2012年中国30多年的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总结道：“过去，我们常常以为，一些矛盾和问题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老百姓收入少造成的，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生活好起来了，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会减少。现在看来，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新形势下，如果利益关系协调不好、各种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导致问题激化，严重的就会影响发展进程”。习近平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包括公有制、按劳分配、共同富裕等等在内的基本原则。比如所有制关系，存在形式可以因时因地而变，但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原则不能变；比如分配方式，需要根据发展的实际和不同阶段灵活安排，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不能变；比如，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发展不是贫者食糟糠，富者累巨万，而必须是共享的发展。可以说，这些概括是在新时代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新的概括。它既是原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继承，又是针对新的客观情况所做出的新的表达。由这些原则，必然推出一些结论。比如，在与国外的关系上，中国离不开外国，但只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摸清自己的发展逻辑，找到自己的发展模式，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中国体量如此庞大，想要套用别人的模式发展好自己几乎不太可能，邯郸学步反而会失其故行。这种概括与之前的概括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它的方法论核心是，中国发展还是离不开矛盾分析和阶级分析方法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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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