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当代西方经济学数学化的历史、困境与经济学的未来

点击：作者：王今朝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2-03-09 07:23:55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是在80年代以介绍批判的名义引进了西方经济学。在90年代中叶后，在海外归来的经济学子看到国内的经济学状况，认为颇为落后。他们以真诚的责任感担当起了大量原版引进西方经济学的重任。之后几年，国内有重要出版社开始组织翻译西方经济学。而国内经济学的课程设置也把西方经济学设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基础课，国内重要经济学期刊也逐渐采用西方模式来安排论文的发表了。大批中国经济学者开始向西方经济学范式靠拢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格局改变了。在这种改变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在中国一些重要场合失声失语失踪了。考察现在国内已经出版的国外经济学著作（如霍奇逊的《演化与制度》、阿瑟的《复杂经济学》等）不难发现，正是在西方宏微观经济学开始在西方衰落的时刻，中国却把它们当作重要的知识引进了。中国经济学的这种变动是不是乌龙一场呢？有人可能说，引进西方经济学还是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的进步。但拿一个已经在西方没落的经济学来改进中国经济学，到底能够取得多大的进展呢？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资本论》没有过时。国家也出台了破五唯的重大举措。包括中国经济学在内的教育、研究的航向开始重新得到校正。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打破历史车轮的惯性还面临很多阻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所有努力都以对西方理论、学科的认知开始。这里发表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今朝的文章（这是他正在撰写的经济学建模方法论专著的一部分），试图将我国经济学教育、研究的改革在正确的方向上引向深入。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化：历史、困境与经济学的未来

一、引言

莱昂内尔·罗宾斯关于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科学的定义被认为是一个与政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无涉的纯经济学定义而为诸多西方学者接受，成为西方经济学教材中的基本定义。中国一些学者和许多学生未加思索也接受了这个定义。可是，如果问他们什么是资源配置，很少有人能够答出来。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明晰，那么它不过是假设有若干个资本主义（即实施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企业，它们生产出若干种商品（或产品）为若干个家庭所购买和消费。而罗宾斯所谓的资源配置指的是一组让市场供求均衡的价格和在这组价格体系下的消费以及投入组合。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适合所有社会的资源配置，而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在这种资源配置之下，私人利润与工资之比趋于无穷大，也就是它的两极分化的社会，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要求私人利润与工资之比趋于0。为此，社会主义国家消灭私有制，而替换以公有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价格、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会不会带来污染）与资本主义条件的市场价格、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具有重大的差异（想一想苏联解体后俄国能够生产什么）。西方经济学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来展开研究，中国经济学则应该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来展开研究。罗宾斯通过抽象掉私人利润与工资之比给出了一个看似普世的定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非常善于使用这种手法的。百度搜索就可以发现，罗宾斯在二战期间，担任过英国战时内阁办公室部门的负责人，1944年还与凯恩斯一起，代表英国出席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罗宾斯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界人物。

如果你观察社会，学习历史，应该就会发现，社会是人的社会，而不是物的社会。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最重要的。物只是一个介入因素。什么人是否拥有物以及拥有什么物（特别是生产资料），借此对其他人产生什么影响，在塑造着社会的面貌。这是一个社会的最重大的利益问题，在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根本制度。

一旦有了这种见解，再有对经济问题的一些研究经验，那么，你马上能够认识到，或者同意，经济学是研究重大经济利益的科学，而不是研究资源配置的科学；经济学是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阶级与阶级的关系）的科学，而不是研究财富的科学。如果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财富的科学，那么，一个社会只要生产力发达就行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达，所以，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就必然言之成理了。可是，资本主义是一种没落的制度。如果中国陷入并被锁定于这个制度之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可能了。资本主义英国衰落了，资本主义美国正在衰落，中国虽然与英国和美国都不同，但这种不同不足以使中国采取资本主义制度来实现复兴，更不用说将复兴永远保持下去。任何新的财富都必然是在某种人与人（私人老板与工人抑或公有企业的管理者与工人）的关系中产生的。公有企业的管理者指挥、管理之下的工人当然不同于私人老板指挥、控制之下的工人。他们有着不同的命运和前途。因为公有企业限制了私人老板和管理者的权力，这样，工人才可能有权力。如果中国工人的命运交给了资本家来控制，那只能激起几亿、十几亿人的愤怒、反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能建立在这种尖锐的对抗的基础上。有了这样的见解，我们就可以考察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化了，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经济学应该与数学化了的西方经济学划清界限了，就可以很好地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改革了。

二、西方经济学数学化的政治社会学史

西方经济学被引入中国，部分是因为它的数学外观吸引了中国人（另一个原因是国内重要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发展的经验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从威廉·配第开始，到亚当·斯密，到李嘉图，到J.S.穆勒，到马歇尔，到凯恩斯，再到20世纪诸多学者的理论，基本上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都基本上是以文字的方式来呈现的。直到19世纪末，西方经济学还基本上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数学才刚刚开始被引入到经济学之中，还主要是用于衡量，而不是建模（韦瑟罗尔，2015，p.21）。

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人眼里，经济学还主要是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的事业。大英帝国已经衰落了，而且正走在进一步衰落的漩涡之中。这时的英国经济学还处于其最后的辉煌之中，主要由少数几个名人，如马歇尔、庇古、凯恩斯、琼·罗宾逊等人支撑。凯恩斯出于对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满，花费数年时间写作，在1936年出版用纯文字写成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旋即引起了经济学的一场“革命”。活跃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20年的马歇尔以及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凯恩斯本科都毕业于剑桥大学数学系。然而，与马克思主要使用文字来呈现自己的作品一样，马歇尔、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作品也几乎没有使用数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凯恩斯理论对中国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的宏观调控虽然名词是自己的，但里面装的政策包含着凯恩斯主义政策。

也正是在20世纪30年代，挪威学者弗里希（R. A. K. Frisch）、荷兰学者丁伯根（J. Tinbergen）出于对弥漫于当时经济学的条理缺乏、软绵无力、因袭过往、废话连篇、以偏盖全、以假乱真的作品（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这种情况）的不满，寄希望于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改进经济学的研究（1930年，他与欧文·费舍尔发起成立世界计量经济学会），试图把经济学发展为一门数理阐明及定量决定的科学。这种努力对于经济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时的美国，经济学刚开始起步，对世界还没有多少影响。耶鲁的著名金融学教授，欧文·费雪，仅仅留下货币数量论方程和费雪公式而为后人知晓，因其把自己、母亲、妹妹的钱财全部投资于股市，在1929年的股票市场危机中损失殆尽，甚至赔上了自己的住宅。1935年时，美国哈佛、芝加哥、哥伦比亚等大学在世界经济学中还没有多大的地位。仅有少数人如霍特林、亚伦使用稍微复杂的数学符号，但也没有矩阵，最多有一些简单的行列式，更没有可以与马歇尔和凯恩斯相媲美的著作。

在1940年代，美国经济学开始取代英国经济学在世界的地位。原本产于英国的凯恩斯理论在发生了大萧条的美国找到了它的传人。这些美国传人开始大量应用数学来研究经济学。生于1915年萨缪尔森在1931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后非常注意学习数学。他很快就感觉到，数学将会给现代经济学带来革命。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的萨缪尔森得到汉森教授的关注和帮助，白天学习新古典经济学的著作，晚上读凯恩斯的专著。他持续用数学研究经济学，成果丰硕，很早就形成了如下的方法论观点：一个定理是一个关于经验数据的假说，它只要在理想的情况下能够令人信服地被证伪，就是有意义的。在许多人做梦都想不到可以以及怎样用数学来研究经济学的时候，萨缪尔森就开始写半数学化的论文了。他所撰写的半数学化的经济学论文令人耳目一新，很快被视为新一代经济学的方向。萨缪尔森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的基础》先后获得哈佛的威尔斯奖、美国经济协会的克拉克奖（1947年）。萨缪尔森1948年畅销教科书《经济学》出版。有书评曾预言，新生代的经济学将是来自《经济学》一书，也真的应验了。

20世纪中期的美国已经拥有了使用数学来讨论经济学问题的社会基础，这使得萨缪尔森的数学化研究代表了一种很有潜力的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给美国送去一批欧洲大陆精英（华沙之外的波兰人聚集于芝加哥；瑞典人聚居纽约，以至于纽约的瑞典经济学家数量仅次于斯德哥尔摩；奥地利学派的成员几乎全数为美国罗致）。仅仅在二战后，美国经济学者在数量和质量上就比所有外国都占上风了。之后，受美国实力吸引，有更多人移民美国。萨缪尔森一个人就在诸如国际贸易与计量经济、经济理论与景气循环、人口学与劳动经济学、财务金融与独占性竞争等等广阔领域进行数理化的研究和教学。他撰写的论文数量之多，以至于他发现连期刊都来不及容纳。这给予许多人以启发。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与新问题（新政与福利国家、战争、作业研究）结合在一起，使得美国经济学蓬勃发展，变成世界经济学的中心。经济学在美国发达起来，数学模型也在经济学中发达起来，西方经济学在数理化上远远超过了它的前辈。自阿罗-德布鲁（1954）以后，数理严格性甚至成为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崇拜偶像。罗伯特·卢卡斯认为，“如果我不能以数学的方式阐述经济学理论中的某个问题，那么我就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甚至认为，数学分析不是研究经济理论的诸多方法之一种，它是唯一的方法。经济学理论即数学分析。”

如果经济学的数学化仅仅是少数人的运动，那么，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化本来是不会产生这么的影响的，数学本来也不会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术精英建立自己学术地位的不二之术的。可是，既然经济学的数学化在欧洲和美国，都得到了最著名的学术机构的人士的认可和实践（这可以由下面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工作得到证明），那么，它就可能得到第二推动力了。在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国家学术院、美国哲学学会、美国经济协会、国际经济协会等单位的同行对萨缪尔森给予快速和不断的肯定，使他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有学者指出，在二战后的美国，一批系主任在行政当局授权下，积极行动，四处延聘薪资也许比他们高一倍的抢手明星教授。到了20世纪60年代，瑞典有人发现，可以借诺贝尔的名声来设立一个经济学奖项，以促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提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力，借以为私人垄断资本继续实施私人垄断提供理论背书。对于西方经济学学术和西方垄断资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战略。弗里希、丁伯根于1969年获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萨缪尔森因194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的基础》系统地使用数学来研究经济学而获得第二届（1970年）该奖。他也是美国首位该奖得主。希克斯和阿罗因他们在1930年代和1950年代通过传统微分分析及更现代的数学方法更新和拓展了一般均衡理论于1972年得奖。里昂惕夫以他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投入产出模型于1973年获奖。坎托罗维奇和库普曼斯因应用线性规划方法来解决资源分配问题于1975年获奖。克莱因依靠经济计量宏观模型于1980年获奖。德布鲁因为把集合数学理论纳入经济理论于1983年获奖。阿莱斯因对市场经济的严谨数学描述于1988年获奖。哈维默以阐明计量经济学概率理论基础于1989年获奖。福格尔和诺思因将经济史计量化于1993年获奖。1994年、1996年和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了博弈论学者的数理性战略互动分析，赫克曼和麦克法登因处理离散个人选择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成果2000年获奖，恩格尔和格兰杰的时间序列分析2003年获奖。其他许多届诺贝尔奖，如对社会选择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公司理论、货币理论、国际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奖励，也包含许多数理经济学的工作。在这种由私人机构设立的奖项的宣传推动之下，经济学数学化就成为了一项无法逆转的运动。对于大多数西方经济学者来说，只要不用数学模型，就是“非科学”的经济学，在美国的经济系、管理系就都没有发展空间。这样，经济学数学化就借少数几个大学的精英教授之手成为世界经济学发展的一种运动潮流了。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家似乎大大地拓展了经济学分析的领域，房租管制、关税和进口配额、财政政策、外包、农业补贴、财政赤字、最低工资等无所不包，应有尽有。借助数学化，借助这些奖励，在一大批人的专业化研究之下，西方经济学变得似乎更加学术化了，呈现出一种科学的表象，似乎上升到了一种非常现代化的水平。经济学家常常以公共知识分子、社会改革者、政策建议者、制度设计者等面目出现。经济学不仅在公共政策的讨论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且在社会科学中占据崇高的地位。许多外行人不明就里，以为他们写的、讲的很有道理，分析非常严密。这就使得这种潮流又大众化了。在这样的时代，只有少数几个人，如科斯、威廉姆森、诺斯、奥斯特罗姆等人凭借纯文字的分析获奖。而这可能还是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认为，如果不奖励一些支持资本主义的文字作品，恐怕就显得太过偏激了。有人可能认为，数学化是经济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这是对的。但排斥文字分析，把数学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唯一、至高工具就不是数学化的本意了。使用数学所研究的许多问题（如上述房租管制等）太狭隘、太琐碎了。西方经济学家们还极少使用数学来研究社会最重大的问题（如马克思所关心的那些问题），很少发表围绕社会最重大问题的见解（社会痛苦、社会危机、社会前途），西方经济学中的大批顶级专家们就这样排斥了社会改造的可能性。这就使得他们所塑造的西方经济学失去科学的本意而不得不具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属性了。

三、数学化了的西方经济学的非科学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属性

事实表明，在经济学中推进数学化有着无尽的潜力，但想跳出他们所理解的几百年前亚当·斯密就已经划定的界限，是很难的。

（一）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非科学属性

所谓新古典经济学，在马歇尔看来，就是用新的方法（供求分析范式）把他所认为的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重新表述出来。作为后来的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方法的供求分析本来是在金融市场发展起来的，只适用于金融市场等少数市场。然而，1890年，它在马歇尔手中被系统地用于单个商品市场（局部均衡分析），用于展现没有政府干预，市场也可以运作得很好。这是一种适应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如马歇尔等人所理解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进一步的学理化。如果斯密的理论还具有反封建的性质，那么，在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建立起它的统治之后，这种更加学术化的分析就是在维护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既得利益了。在它之前，马克思已经对资本主义做了致命性的分析。在它诞生的时候，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正在从完全竞争走向垄断。然而，这不妨碍马歇尔把自己的理论说成是经济学原理，不妨碍他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也不妨碍它构成21世纪流行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基础内容。1929年西方发生大萧条。也许，这是资本主义经济耗尽1918年一战结束所带来的十年经济景气的必然结果。凯恩斯1936年创建的宏观经济学，建立了一种新的分析范式，然而，它不过是挽救资本主义于危机的一种学术努力罢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世界历史的最重大的特征不是资本主义得到挽救，而是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和独立国家的兴起（和旧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也就是说，世界产生了对新的经济学的需要。这种需要将会在21世纪继续推动经济学实现对西方经济学的彻底否定。

当西方经济学建立和接受了供求分析范式，把人一分为二地分为消费者和生产者而不是如马克思那样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时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这一现代社会最重大的政治经济结构就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消失了，经济问题仿佛仅仅是消费的优化、生产的优化、二者的均衡以及均衡的变动了。结果，西方经济学越来越呈现为关于均衡世界的经济学，而经济学也变成神话了。这种神话不讲条件，不试图从具体的条件得出具体的结论，而是从虚假的假设得出普世于神话世界的结论。这种神话甚至不讲真正的逻辑。供求理论实际上仅仅是基于资本家赚钱的角度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于没有多少钱的广大工人和农民有多少意义呢？！）。需求曲线的推导依赖于一个主观的效用函数，而供给曲线在垄断的情况下并不存在，在这样的基础上构造出的供求分析怎么能够成为普世经济学教科书的核心的排他性的分析工具呢？怎能成为普世经济学的核心框架呢？

其它模型呢？现实世界具有复杂性本质。为了使用数学进行推理、演绎，为了得到“假设-那么”格式的严谨性，许多研究不得不做出许多违背基本事实的假设（如理性人假设）。在这种种假设所构成的框架下，真实世界的一些重要的不可忽略的事实都被排除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之外了，而留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学术之内的，都剩下一些表面的东西了。其中人要么被假设为精于计算的贪婪，并且完全同质，要么就不存在（广大工人和农民会设想自己与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的人是同质的吗？）。不仅社会规范、习俗、情感和人际道德关系完全消失了，阶级以及由阶级分化、阶级对立所导致的问题、经济危机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消失了。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甚至试图把基于种种假设所构造的“假设-那么”框架来进行的经济分析作为经济学的主流分析范式。这种违背事实、追求形式的经济学研究在将本来重大、复杂的经济问题简单化、虚无化的同时，还有可能将本来只是表面的经济问题深刻化。

马克思归纳了四大经济领域，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并且认为生产决定分配，生产和分配决定交换和消费。对于中国来说，生产和分配无疑具有相对交换更为基本的重要性。没有产品的生产，交换什么？产品怎样生产，难道不是决定了交换的条件吗（中国房地产企业的私有化不是决定了中国的高房价吗？中国汽车产业的外资化不是决定了中国企业的高价格吗？）？如果生产比交换更重要，以交换为核心的供求分析怎么能够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框架呢？马克思说，世界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可是，阶级对立在西方经济学中被替换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价格协调下的和谐。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仿佛是上帝之手一样奇妙了。

一些学者认为，由一系列模型所构成的、不同的模型用于处理不同的场景的经济学是孤立的、近亲繁殖的、拒不接受外部影响的学科，是象牙塔中痴迷抽象模型和花哨数据却不能为促进社会理解和解决公共问题作出贡献的学科，是诱导人们相信经济学家的答案总对的学科（罗德里克，2017，第205页）。一些西方经济学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不是科学，而是修辞。西方经济学尽管宣称采取实证主义，但在实践上，它更接近于实用主义，而不是实证主义（罗德里克，2017，第81页）。普遍性、可验证性只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只说不做的原则。西方学者宣称自己在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照此本应建立假说、模型、进行验证。如果这个理论在验证中失败，就应该放弃它，改进它或者替换它，从而使得经济学取得进步，然而，这并非事实（罗德里克，2017，第64-65页）。即使他们所谓已经取得较高共识的问题（罗德里克，2017，第149页），也并不缺乏相反的更加可信的命题。如果你问自己，这种铺陈以各种公式、表格、数字的聚焦于小范围的、局部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逻辑链条的理论化（罗德里克，2017，第VIII页）是学术吗？如果不联系实际，你很难给出否定的回答。按西方经济学们所设定的标准，它们甚至是很好的学术，但它们与多样的个体，绝大多数人痛苦苦难的生活、以及西方和东方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相去甚远。西方经济学把社会前途已经预设为资本主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已经被预定了。因为在众多的资本家眼里，工人阶级只是下等人，只能是工具。西方经济学家们对1954年阿罗-德布鲁证明之后的一般均衡微观经济学、博弈论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迷恋不是代表着西方经济学的真正进步，而是代表着西方经济学失去了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的兴趣。

（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属性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能研究一点科学吗？当然可以！可是，研究科学的自由是有限度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只能在资产阶级所划定的范围内腾挪，只能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只能屈从于资产阶级的意志。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他们集体地强烈的反对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繁荣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在资本主义繁荣的时代，如果不服务于资本主义，不为维护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立下大功，一个西方学者是很难获得巨大的名声的（斯密和李嘉图之所以享有盛名，不是因为理论做得多好，而是因为理论做得适应了他们所在时代及其身后时代的资产阶级的需要；曾有学者指出，斯密生前的名声远远没有洛克的名声大，只是在死后几十年中才超过了洛克）。资产阶级不会让一个人无功受禄的。更不用说，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在他成长过程中，他就可能在诸多方面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了。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很显然是严重地建立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之上.

西方经济学构建的基础模型，诸如供求理论、创新理论、二元经济理论、公地悲剧理论、集体行动理论、GDP理论、IS-LM模型、增长理论、信息理论对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做无历史、无结构和无伦理的极度简单化、表面化处理，其实质是论证资本主义是美好的，至少是过得去的，同时也论证社会主义是多么不好，让人们闻之生厌的，因而是化解中西方广大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和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意识的。当西方经济学炮制出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并用它们来论证均衡市场达到帕累托最优配置并排除其它意义上的效率观念的时候，它也就排除了无产阶级的解放这一重大社会革命的可能性。一些看似普世的命题，例如个体和群体都面临权衡取舍、所有人都会对激励机制作出反应（所以社会保障并不总能产生预期效果）、公平和效率之间存在取舍关系（为了追求效率，必须牺牲公平；要改善收入分配，就必须付出经济成本，牺牲经济效率），实际上都是试图阻止通过政府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社会大众。在它们基础上建立的福利经济学两大基本定理的理论是隐藏着资本主义不能被打败的论点的（鲍莫尔，2004，第21页）。

西方经济学不仅是关于国内阶级结构的经济学，还是关于世界经济秩序的经济学。当西方经济学的贸易理论把现实存在的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甚至是对立国家之间的贸易仅仅看成是两个或多个个人之间的交易，或者是物物交换的时候，它就蕴含了贸易可以改善交易双方国家的福利，而忽略了这种改善可能诱导一个落后国家锁定于低水平均衡收入陷阱的可能了。这种理论只能适用于那种有着完美的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和共识，有完全相同的个人，有相似的发展阶段的国家的世界。西方经济学还嫌其贸易理论对于维持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旧秩序是不充分的，还发展了资本自由流动理论。在富国和穷国共存的世界里，资本自由流动难道不是西方的资本家们在世界市场上找到最有利的投资、投机场所的说辞吗？西方经济学因此难道不是最具有政治性的经济学理论吗？

由于数学化成为时尚，经济学的经典被普遍认为是不重要的。经济学家们可以说其它社会科学条理缺乏、软绵无力、因袭过往、废话连篇、以偏盖全、以假乱真了！数学化的经济学把许多了解实际而不懂数学的人排除在经济学之外了。数学化了的经济学学者完全可以因为这些人不能使用数学而斥之为不懂经济学了。在这种共识之中，在对“以某种方式了解真实世界的复杂性以及其中的典型元素”（实际上是盲人摸象）的满足中，以纯文字出现的文献，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就不再被人们广泛认为是科学的知识，更不用说是最高等级的知识了。尽管许多西方学者私下认为，马克思的一些著作，如《资本论》依然是重要的，但在西方经济学界，关注《资本论》是一种不能轻易触犯的政治错误。这是因为西方的统治者深知，任何试图论证某个观点合理性的人都对其他否定这个观点合理性的人构成否定。你可以反对西方的权威，如像弗里德曼那样去批判萨缪尔森，但你不能反对现有制度，你不能赞成反对现有制度的权威，你不能研究反对现有制度的理论，不能把它现代化。在这种学术共同体的共识之下，马克思主义只能在西方被边缘化了。数学化了的西方经济学主要是用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就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最高机密了。

所以，西方经济学作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意识，其中是渗透着深刻的资本主义结构、伦理和价值判断的。貌似实证的经验分析被用于得到预先设定的结论，无效的误导性的理论很少被摒弃。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着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地铲除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又成为市场经济学的最新边界（罗德里克，2017，第163页），并且得到了富国和国际组织的高度一致的支持。在这种广泛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之下，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经济危机根本不是一个事实，不是问题。大量的失业后备军的存在不是一个问题，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也不是问题，人民收入的停滞与物价的飞涨也不是问题。即使承认其存在，承认其是一个问题，也认为它是一个可以被挽救的错误，至于如何挽救，挽救的力度多大，都无关紧要。他们把用还原主义得出的缺乏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的简单化结论说成是普世于现实世界的真理，既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中国。这就失去科学研究的本意了。略加思索，你就不得不得出这个结论。

许多在美国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为中国引进西方经济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其实也没有对西方经济学的科学认识，他们被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外貌欺骗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西方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是在服务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从而西方经济理论是以一种早已被资产阶级所固定的方式来看待世界的。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仅仅在西方读了几年书，怎么可能就那么了解西方社会呢？如果连中国留美的经济学博士都被欺骗，都无意识，那么经济学中的一般人、经济学的外行人就更容易受骗，更容易无意识了。

四、西方经济学数学化的困境

有人可能不关心经济学是否是非科学的，是否是意识形态的。他们不关心科学的事业，不关心政治，仅仅关心他们“职责范围内的事”。从他们“职责范围内的事”来看，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许多事物并不如它看起来那样的光鲜。西方经济学在数学化上仿佛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实则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时代在发展，矛盾在发展。西方经济学内在的矛盾已经走到了否定之否定的局面。

第一，普遍的人力资源困境。使用数学来研究经济当然会有所收益，否则，它也就不可能在经济学中流行了。一开始，这种收益看起来是方便研究（对于掌握了数学工具的人来说），使研究表述严谨化，得出一些令人新奇的结论。这种收益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数学来研究经济学了。问题的数量足够多，足以支撑起众多的数学化成果。但慢慢地，数学化成为了主流范式之后，大批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者也参与进来了。他们只有发表数学化的经济学论文，才能获得学位，取得职称。对于绝大多数经济学人来说，经济学研究只是一种职业，他们没有受过数学的科班训练，缺乏对数学的精湛把握，他们绝大多数只是滥竽充数者。他们不是基于对社会重大问题的理解，不是基于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迫切需要，而只是照猫画虎地撰写数学化的经济学论文。这样，就把经济学论文的整体水平降低了。虽然不能说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的学术成就都不行，但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奖规则，很显然，西方99.999%以上的经济学家是处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水平以下的。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经济学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数学来研究纯经济所达到的智识是基本无效的。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些精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使问题更加严重的是，大多数经济学人被经济学的数学化趋势俘获了，他们也排斥非数学化的研究了。这样，越来越多的人不敢使用非数学的方式来研究经济了，越来越多的杂志不敢发表非数学化的经济学论文了。这就使得经济学研究、经济学研究这个职业陷入严重的内卷了，使得谁能在最好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取决于谁能跟随数学化的时尚，谁能与经济学届的大佬发生联系，谁做的还比较好了。中国开始的破五唯就是意识到这种情况普遍发生在中国自然科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了。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今天美国经济学界的情况是自相矛盾的。经济学者在包括运用精确的数学推理和复杂的统计方法上所受的训练和所达到的造诣，都远远超过了仅仅一个世代以前的人所达到的水平，而且人数迅速增加，书籍、报告和论文源源不断的涌现，所受资助也前所未有。然而所有这一切力量强大的活动，对于社会的运转方式及前进方向很少提供什么重大的新鲜见识。又有学者指出，一流的学者忙于构建模型，二流的学者忙于做计量实证，仅仅是为了发表，以取得教职、职称的晋升或者更大的名声。解题技巧比掌握有关经济现实的全面知识更能决定经济学家的学术成功。美国经济学会的一个委员会在1991年指出了美国经济学教育的这样一种现状：大批大学生成了过度“良好”教育的白痴，大量研究生成了技术熟练，但对实际的经济问题知之甚少的低能专家（idiots savants）（赖纳特，2010，第95页）。

2007年经济危机之前，西方经济学大都以为，经济形势大好。一些经济学家可能担心美国经济的健康，储蓄率过低、财政赤字过高、经常赤字过高、汇率过高，但很少有人认为楼价过高是对美国经济的真正威胁；很少有人认为包括了大量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的金融体系是美国经济的软肋；很少有人认为华尔街会做错事。华尔街做错事后，也可以免除处罚。因为，美国政界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华尔街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如果没有华尔街，好多对于美国利益关系重大的事情就没有人做了。华尔街不仅是向华盛顿输送政府高官，不是华尔街绑架华盛顿，而是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在这伙人的统治下，西方经济学家不惮于产生误导效果。他们对错误视而不见，是因为他们在有意误导。有时候，只有误导别人，误导大众，自己才能从中得益。误导的人越多，得益越多，就像传销伎俩和庞兹骗局一样。然而，当资本主义开始在美国再次衰落之时，这个逻辑就难以延续下去了。

第二，高级学者的形式化、简单化、表面化困境。数学是高度形式的东西。是否能够应用数学、应用什么数学以及怎样应用数学取决于问题的结构。在现实世界里，有许多重大问题所涉及的概念是难以严谨的数量化的。即使数量化了的概念也是有着这样那样的局限的。比如，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概念是有许多衡量手段的。是用GNP还是用GDP，还是用工业产值？西方GDP高是值得羡慕的好事吗？是不是GDP越高越好呢？显然都不是。即使高GDP高是值得追求的好事，西方70%的GDP来自于服务业是中国可以做到的吗？西方97%的GDP是城市创造的，中国也要搞西方那种城市化吗？这还不说GDP的分配问题，不说GDP所造成的污染问题，不说GDP所蕴含的产业结构的合理性问题。而一旦经济学研究中把GDP作为核心变量（如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那样），上述这些对于中国极为重大的问题都被忽略了。中国的经济学期刊和职称晋升奖励什么样的研究呢？从中央做出的不唯GDP论英雄决策看，那些GDP研究整体上到底是做了好事还是坏事呢？实际上GDP最初起源是英国为了获得应对二战所需要的经济资源的了解而设计的，后来在联合国那里逐渐变成了各国进行经济比较的工具。中国需要和西方比较GDP吗？不需要。只需要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比较工业产值就行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就是这样做的。在钢铁上超英赶美的战略就是如此。这就说明，即使GDP是西方的高级智识，中国也无需采取拿来主义。对中国来说，它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对于物价指数可以做类似分析。对于西方来说，一度流行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也不过是被美国技术进步推动的强劲经济增长所激发。当美国经济增长乏力之后，这些理论就不那么时兴了。至于发展问题，更是比那些西方高级学者想象得要复杂的多。比如，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攻击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忽视农业，但中国按照与西方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搞的人口自由流动导致中国农村出现什么状况了呢？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西方学者指出，“发展……（已变成）大国进行国际统治的一种替代‘文明’的思想产物”（巴兰，2000，第99页）。

从理论成果来看，萨缪尔森并没有深刻地推敲他的方法论，对美国社会缺乏如马克思对欧洲社会那样深邃而系统的理解，尽管他对马克思主义不无同情之处。他的即使不那么极端的观点对于模型的简化功能也给予了过高的估计。他的博士论文本来可以推导出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但他在列出供求函数后就话题一转，去研究均衡和比较均衡了。他被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俘获了！他的教科书后来逐渐把供求理论作为它的基本研究范式。供求理论可能是有用的，但还不足以成为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因为这样一来，就把更为重要的生产的地位降低了，甚至排除在外了。新古典经济学很少仔细研究技术产生的机理。而这无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对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生死的。

萨缪尔森虽然声名远播，但就连他的同行中也有许多人并不赞同他的方法，他的结论，他的体系。西方经济学并没有统一于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派的旗帜之下！21世纪的计量经济学可能仍然处于炼金术的阶段。萨缪尔森本人曾对计量经济学报以厚望，后来是基本失望了。试想一下，如果数据研究发现了一些关系，那么，这些关系对于当事人来说，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当然，计量经济学研究如果用于赚钱，是有可能有大用处的。如果说让它去发现和展示一些重大的因果关系，估计就难了。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主张使用数理方法来研究经济，但他们的著作中的大部分内容是由文字构成的。

第三，无序、混沌困境。有人对西方经济学的浩瀚无比叹为观止，其实，西方经济学只是一个无序、混沌的理论丛林。奥地利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货币主义学派、制度主义学派、行为主义学派你方唱罢我登场，边际主义革命、凯恩斯主义革命、理性预期革命此起彼伏。教科书宣扬的基调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有效论，但信息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的市场失败理论也充斥着教科书，甚至成为一些学者的主要学术贡献。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等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对立物，虽然使得人们更加不确定到底是否信任新古典经济学，但并没有为社会解决问题，指明方向。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并没有给人们以比较确定的信息。它造成了无序而不是秩序，造成了混沌而不是清晰，它使得社会停滞，甚至倒退而不是进步。有学者认为，经济学已经因放弃宏大叙事而变得贫瘠陈腐（罗德里克，2017，第VIII页）。

学术成果的无序、混沌不仅让许多非经济学者有幻灭之感，而且也打击了美国经济学家的自信心。他们四处搜寻新的理论范式，仿佛炼金术士期盼能点石成金的法宝。巴兰（2000，p.6）说：“如果把现有经济和社会秩序看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并且只从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来思考问题，即使最能干的学院经济学家也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所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基本困境：被迫不断在几个同样有害的办法中做出选择”。人们不禁要问：有没有一种“一统江湖”的理论？

五、经济学的未来

当下，反西方经济学的西方社会基础已经形成。虽然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应该是欢迎西方经济学的，但资产阶级也会有一些杰出的人物。毕竟，无论西方经济学怎样论证市场的均衡，不均衡总是会成为西方企业家们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一个企业家只要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工作二三十年时间，就必然碰上这种问题。他们会发现自己不得不面临深刻的社会矛盾。花旗银行的总裁约翰·里德就不满意西方主流经济学。他出资支持了一些年轻人搞经济学，只要不是主流经济学就行。复杂性经济学就是这样兴起来的（阿瑟，2018，第9页）。而复杂性经济学等西方经济学流派，通过提供一些有用的科学的见解，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越来越下降了，越来越不入流了。

不仅资产阶级的企业家会反对西方经济学。大批受过现代理工科训练的学者也会反对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界如雷贯耳的一般均衡理论，在有物理学常识的看来，完全是荒唐的市场神教理论。主流经济学因此被这些人认为是“理论神学”。当然，也不能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者全无良心可言。不少学者是发现了西方经济学学术的危险性的。因此，一些学者尽量远离政治。比如，萨缪尔森就远离华盛顿。华盛顿虽然与波士顿近在咫尺，但他很少去那里。而且，在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的实践中，他们因为研究得非常深入，因此抱着同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态度。他们与支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一些高级学者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比如，萨缪尔森与美国哈佛大学出身的保罗·斯威齐就关系密切，提出一般均衡理论的瓦尔拉坚决地主张土地国有化。有一些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经济学家是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的。甚至有学者指出，今天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所展现的新古典实际上与真正的新古典（由被归类为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的实践所定义）是两码事。比如，德布鲁在他的研究一般均衡的经典之作中就明确指出，他研究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言外之意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要用这种理论作为它的指导理论。与德布鲁共同提出现代一般均衡理论的阿罗则推动了复杂经济学的发展（阿瑟，2018，第6页）。其实，就连极右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哈耶克这样的人物，想必都是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厉害、社会主义的可行的，只不过他们宁愿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采取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形而上学手法！

早在1996年，西方经济思想史专家戴维·科兰德（D. Colander）就对西方经济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发展史做出了一个判断：一百年前，西方经济学家还站在两座山峰的底部，而两座山峰都隐藏在云层之中。他们不得不决定要爬哪一座山峰。他们选择了有明确定义、遵循数学秩序的山峰。当他们千辛万苦地登上了那座山峰之后，才发现另一座山峰要高得多。那是一座过程和有机主义山峰（阿瑟，2018，第26页）。这就为至今为止依然为一些人称为主流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定了性：它远没有看起来那么高大。科兰德还没有指出，西方经济学19世纪末其实不是站在两座山峰的底部，而是站在三座山峰的底部。第三座山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座山峰。而且，这座山峰没有隐藏在云层之中。也有学者早就指出，当西方经济学在西方貌似强大的时候，西方大学的经济系实际上出现了缩小的趋势，而其他社会科学中则有强大的反对西方经济学的势力。

在西方反对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基础已经形成、趋势已经明朗的时候，中国经济学中的一些人物还沉迷于西方经济学的幻境之中。中国经济学界还过分重视论文，而不重视专著（至少在一些重要高校在职称等评审中还把专著仅仅等同于一篇论文，这就违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了；有两位欧洲重量级学者先后访问武汉大学，都指出中国大学采用美国经济学教科书进行经济学教育是低效率的）；还过分重视国际发表，而不重视国内发表（向国外支付大量发表费用）；还过分重视期刊等级，而不重视文章质量；还把西方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而继续忽视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里，要插一句，在大学，衡量学术水平那么难吗？对于有经验的学者来说，把几位教授、副教授候选人的文章、著作放在一起，很容易找出优胜者。当年，蔡元培选北大教授时就是这样做的。——中国大学经济学课程忽视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个学术损失巨大的错误。因为在目前所有的经济学专著中，《资本论》的逻辑是最强大的，它的内容是最实证的，它的理论是中国最需要消化吸收、改进和发展的。今天中国经济学界强大的正能量主要是由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育和发展提供的。正如巴兰、斯威齐所说的，马克思主义集中注意于整个社会秩序，而不是其各个部分；它包含一种方法论和一种理论，也许更正确的说是若干理论，它很能说明我们社会是怎样运转的，正向何处去。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应用现代基本数学概念，我们可以为未来的世界提供一种可以容纳细节的基本的框架。这，恐怕只能依靠中国人来完成。这，需要中国人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去完成。中国要登上世界经济学的顶峰，唯有这一条路可走。

参考文献：

布莱恩·阿瑟：《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

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蔡中兴、杨宇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王今朝、龙斧：《马克思关于供求决定价格规律的假意识性质的交叉科学诠释》，《经济经纬》，2011年第4期。

Foley, Duncan K., Adam's Fallacy: A Guide to Economic The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Samuelson P. A., Welfare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m. Econ. Rev., 28, 1938: 261–266.

Samuelson, P. A.,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4.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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