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发现了没有，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如果你在媒体上谈共同富裕，就会遭到一些人的围攻漫骂。最突出的例子是，司马南做了几期有关共同富裕话题的视频，由于经常有人攻击他谈共同富裕，所以他谈到共同富裕时显得特别谨慎，也特别理性。但还是有人不依不饶的破口大骂，说什么你讲共同富裕就是别有用心，是杀富济贫。

看来共同富裕在中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在无良资本代言人的话语权已经甚嚣尘上的当下，许多人对此三缄其口，想讲的人没有点勇气还真不敢讲。 本来就是名正言顺的事，却难以理直气壮，这让人感到悲哀！

但是我这里需要澄清的问题是，先富带后富不是劫富济贫。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指出：“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从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注意这句话的两个关键词，即“允许”和“帮助” 这两个关键词印证了这个“先富带后富”方针政策的性质中包含一种契约成份在里面。

就是说，先富带后富不是劫富济贫，而是一种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履行的义务，是先富者对历史的欠帐的还帐。否则，就体现不出回馈给最广大人民群众改革开放成果的政策预期。

如果一味的漠视共同富裕，改革开放的意义又何在呢？假如按你们反对共同富裕的思路走，难道改革开放仅仅是为你们少数人服务的吗？因此说，共同富裕不仅不是劫贫济富，反而是普惠全体中国人民的伟大创举。

有的学者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是因 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到位和不规 范。似乎只要市场经济发展好了，差距就会缩小。其实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市 场经济理论，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由中日两国经济学家合编的《现代日本经济事典》对此有精辟论述，书中讲到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的三个基本原则时指出： “私有财产当作生产资料使用时，就成为利润活动的源泉，容易利用所有权的优越地位剥削工人”。市场机制的分配“是以不平等为前提”，“分配一般就是不平等的”。“在一夜之间既有可能变为大富翁，又有可能变成穷光蛋”。

由此可见，西方学者也承认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分配不公平。

面对14亿后富者，反对共同富裕的那帮人虽然夸夸其谈说了很多大道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铁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全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所以任你花说柳说也抹杀不了共同富裕的正义属性。

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在现代化进程中要自觉、主动地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使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成果。”

由此可见，谈共同富裕早已经是摆在桌面上，光明磊落的事，但是为什么还是一谈共同富裕就会被一些人攻击呢？

邓公在晚年的时候，他不但讲共同富裕的道理，而且也讲了共同富裕的规划和实现的步骤，甚至关于时间点，他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然而某些学者自诩理论功底深厚，以尊重客观规律的名义，把共同富裕的目标一杆子支到几百年之后，说什么共同富裕几十代之后才能实现，因为你没有办法超越这些规律。 如果真的按反对共同富裕的砖家们所规划的蓝图和时间表实施，恐怕到那时就连爪哇国都早已实现共同富裕了吧？

这种吹泡泡式的所谓“共同富裕”远景规划，对寄希望于后富的底层民众来说无疑就是镜花水月，是蒙人的望梅止渴式的画大饼！

这一预期令人迷茫和失望得很，不但现在的后富者看不到共同富裕的那一天，就连后富者的孙子和重孙子也看不到。

反对共同富裕的人所引用的“客观规律”的蓝本是什么呢？

他们的蓝本是： “一些发达国家，人家搞的工业化比咱们搞得早搞了几百年，至今他们也没有解决共同富裕问题。”

然而他们闭口不谈，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社会运行机制是围着资本转的这个事实。

资本主义根本目的是以资本为本，说穿了就是为少数资本家和大财团服务。整个国家社会的运行机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资本的统治而运转。

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实践结果来看，有产者更富有，无产者则更贫穷。 证据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两极分化已经达到巅峰。

1810年时，欧洲前1%的富人占有社会52%的财富，100年后的1910年，贫富分化问题更严重，前1%的富人占有社会超过64%的财富。

据国际乐施会2017年的报告显示，2015年以来，世界最富有的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量已经超过了全球其余所有人口的财富总和。

2020年美国的贫困率达11.4%，比2019年的10.5%上升了0.9个百分点。目前，美国仍有37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现今美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0.1%最有钱家庭的财富总和，早已经超出了90%最穷家庭的财富总和，贫富差距突破了历史记录，超过了1929年最高的历史时期。

美国贫富两极分化已经到了极致恶化的边缘，因而导致了社会结构严重的撕裂。 而美国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 科院等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 度报告(2004》披露： “我国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所占有的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的相应比例为1.4%，贫富收入差距为32倍。”这还是19年前的统计数据，而现在这个差距更是扩大了。

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是，460万富人占有67.4%的财富，13.22亿人仅占7%的财富。 即，占人口总数0.35%的富人占有67.4%的财富，占人口99.65%的中低层民众仅占有7%的财富。

这组数据表明，“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已经在中国触目惊心的出现了！

从存量财富的占有来看，一方面 是拥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的富翁 阶层，另一方面存在着所占财富只能 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甚至是“家徒四 壁”的困难群体。

从增量收入来看， 大款大腕们不费吹灰之力一年收入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亿元以上，而广大弱势群体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甚至更低，相差百倍、千倍、万倍。

两极分化的富人和穷人生活状态又是什么样的区别呢？

有些富人在国内外大量购买高级奢侈品，高盛公司将中国列为超过美国、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奢侈品市场。

与之相反，目前我国还有不少需要救助的贫困人口，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他们为了住房、医疗、教育等等高消费而不得不消费的事情发愁，每天为了这些生活负担而疲于奔命。

 

别国的状况有可能是一面镜子，现在看一下美国贫富分化所产生的恶果如何呢：

贫富分化加剧是导致美国社会危机加深的主要原因之一。种族矛盾加深、无家可归者增多、城市骚乱、暴力犯罪严重，都与贫富差距扩大密切相关。

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美国社会动荡加剧。美国近年游行示威活动接连不断。从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2020年反对美国警察暴力执法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游行，一些游行示威甚至演变为暴力事件。大规模游行示威体现美国底层民众对种族歧视、阶级固化和贫富分化的抗争。

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实施多轮经济刺激政策，发放大量补贴，虽在短期内缓解了社会矛盾，但积累了更长期的债务危机和更难处理的通胀压力。 贫富分化也导致美国人权状况不断恶化，人均预期寿命下降。

根据美国全国健康状况统计中心数据，2019年至2021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下降2.7岁，其中男性缩短3.1岁，女性缩短2.3岁。 因美国的高等教育资源不成比例地向富人倾斜，低收入人群失去平等受教育机会，公众对高等教育不满上升。

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高收入家庭18岁至24岁青年中，82%接受高等教育，远高于低收入家庭的45%。

另外，美国的无家可归者生存状况恶劣。贫富分化加剧，特别是极端贫困问题是导致无家可归的主要原因。 据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报告，2020年全美有超过58万人无家可归，其中22.6万人露宿街头、住在汽车或废弃建筑物中。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它国之殇，可为我鉴。

为了避免类似美国式的危机出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中国已经是现实的需要，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因为“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的现象如果长期存在，会使社会和谐出现破裂的潜在风险，引发社会矛盾，降低社会公信力，因此贫富分化始终是悬在头顶上的隐患。

由此可见，共同富裕已经到了时不我待，必须实施不可的阶段了。 对此，中国早已经在思想理论上将共同富裕提上议事议程。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共同富裕”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强调“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着力强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强调“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共同富裕呢？共同富裕的释义是：

“共同富裕就是全体中国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富足优渥的生活水平，它是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之上的普遍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如果用经济学概念来定义共同富裕，富就是占有财产多，拥有的金钱、物资、房屋、土地等等的数量多，就是富裕。 反之，贫困就是拥有的金钱、物资、房屋、土地等等的数量少。

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共同富裕是指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之上劳动者通过按劳分配实现的消费品平等占有状态。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共同富裕是指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之上通过按需分配实现的个人自由发展。

共同富裕和两极分化是一个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关系。实现共同富裕，则意味着两极分化现象被消除。

中国目前的国情是，当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此阶段距离共产主义社会还很遥远。在这个阶段，主要任务是在完善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期实现国家财富积累质和量的飞跃，为共同富裕打下物质基础。 在此阶段，国家所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的经济制度。

在大多数人心中，最理想的社会是国富民富，即在国家富裕的前提下，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本标志是最底层民众的生活由拮据转变成优裕。最底层民众住得起房，看得起病，上得起学，生得起孩子，有条件进行维持基本生活之外的其它消费。

由于发展阶段的局限性，普遍富裕不可能靠现有财富的平均分配来实现。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 原因是平均主义会导致吃大锅饭现象，此现象不利于人的生产积极性的产生，进而会降低社会价值创造的动力，因此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会影响到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就是说，如果没有差别富裕，个人就没有追求更富裕生活的积极性，生产的动力和创造的欲望就无法产生，整个社会就不会有高层次的普遍富裕。 因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能力和素质都各有不同、所以对社会的贡献程度也不同，如果大家在财富占有的多寡上没有区别的话，这也不利于社会公平。

只有承认富裕程度上的合理差别性，才能调动人民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才能为高层次的富裕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

邓小平理论正是基于对共同富裕中所蕴含的差别富裕内涵的揭示，才勾画出先富、共富的战略构想，开辟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

共同富裕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按邓小平理论，中国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而是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从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所以，那些声称共同富裕就是同步富裕、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说法是错误和片面的。

 

从中可见，中国式共同富裕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差距悬殊。

由此中国的共同富裕构型应该是：

“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但这种差别富裕并不是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差别富裕，而是以大多数底层民众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为基准。

基本原则步骤是：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防止落入福利主义的陷阱，不能等靠要，不能养懒汉。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等调节的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分配结构。”

“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

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的，不是强制的。

方式是，国家在税收政策给予适当的激励，或通过富人慈善捐赠等，起到改善分配结构的补充作用。

问题的关键是，先富能否带后富？

富人是否有带后富的动力和带后富的自觉性？

 

通过富人自觉发善心的方式实现第三次分配，富人们能有此境界吗？这里要打一个问号。另外，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的条件下，机会均等是非常难以实现。

因此说，不解决先富带后富的问题，共同富裕就是遥遥无期的镜花水月。

实际上，能否实现共同富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配制度的设计，如果制度和政策设计得当，可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共同富裕。

1968年，美国的学者罗伯特·莫顿提出一种概念，用以概括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即： “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 他把这一概念称之为“马太效应”。后来，经济学家借用了这一说法，用来反映在收入分配时出现的“赢家通吃”的不公平现象。

从这方面来说，富人占有资源的大多数，在物质上富有，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和教育资源，在可持续发展上，比穷人占有很大优势。

经济学界普遍认可的一点是：“所有的资源都是稀缺的。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富人必然会挤占穷人享受这些资源的机会。 ”马太效应使得我们这一代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不公越来越严重。

从中可见，在社会财富的积累过程中，穷人让渡了许多使用资源的机会予以富人，因此先富的人不应该质疑“先富带后富”这种反哺后富者政策措施的公平公正性。

制度和政策的设计在共同富裕中起到的是决定性的作用，否则即使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也不能保障社会公平。社会公平如果被漠视，虽然经济在短期内能够实现了增长，但也会难以为继。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的近现代贫富差距的演变，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鉴。

从二战结束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这一时间段，美国在这三十多年里，曾经一度使两极分化差距得以缩小。它如此何做到的呢？

在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又迎来了战后重建的需求爆发，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工业产能大爆发，产业工人迎来了黄金时代。

当时的美国是个什么情况呢？一个产业工人在工厂上班，可以养活一家人，让全家都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所谓美国的中产阶级，在当时就是一个全职工作的父亲，一个全职太太，两到三个孩子，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

因此说，那个时代的美国，确实是贫富差距快速缩小，老百姓满意度最高的时代，伴随着贫富差距缩小的，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就是美国的4664婴儿潮：从1946年至1964年，这18年间婴儿潮人口高达7600万人，这个人群被称为“婴儿潮一代”。

美国这段黄金时代的造就，除了占有得天独厚的天时外，还得益于当时的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经济发展，减少贫富差距的措施。

 

二战后的美国，随着机会平等、经济平等价值理念的发展，累进税、遗产税、强势工会和金融管制等经济制度抑制了财富集中。

 

1970年，美国1%超级富豪的收入占全社会总收入的比例降至10.7%。此后这一比例又逐步升高，到2021年已升至19.1%，5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

美国从七十年代末以后，收入差距又开始逐渐扩大。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工资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

据伊奎勒数据，2021年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中位数收入达2000万美元，较2020年增长31%。而2021年普通员工的中位数收入从2020年的6.9万美元增至7.2万美元，增长约4%。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跟踪研究，1978年至2020年，首席执行官收入增长1322%，而同期普通员工收入仅增长18%。

美国的贫富分化由多种因素造成，包括资本垄断、选举政治、政府政策、工会力量被削弱、种族歧视等。

财富分配不公是资本主义的常态和必然趋势，导致美国财富积累和贫困同时产生。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市场化、国际化等理念取代平等价值观，美国经济制度转向推崇私有化、放弃强征累进税、放松金融管制，这些政策选择使贫富分化问题更加无望解决。

以上历史经验教训不可多得，可以为中国提供经验教训总结，结合自身实际发现问题和找出不足，为探索先富带后富的途径提供借鉴。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