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中吴波：关于与“国际接轨”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点击：作者：刘德中吴波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发布时间:2019-06-14 1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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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化并非只有西方现代化一条路，一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蕴涵着规律一致性和道路多样性的辩证统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最终不可避免地纳入了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轨道，蕴涵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同时也塑造了中国现代化最大的特点和优势：社会主义不仅可以让中国人民免受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和苦痛，而且可以极大地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自主性立场、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高扬为人类的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的旗帜和警惕西方资本主义的侵扰，是这一自主性探索过程中蕴涵的双重政治定力。

近日，有一种观点说，从詹天佑开始，绝大多数铁路科学家、工程师“所有的工作都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与世界接轨”。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工业化，实际上一直是和世界接轨的过程”。并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现在和世界的接轨就是和由西方国家引领被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的体系和秩序接轨。”

“接轨”之议再次出场，恐怕与当下的中美贸易摩擦不无关系。尽管持这一观点的人刻意强调所谓“和世界接轨”不是“全面照搬西方制度和文化”，不能把工业化体系等同于西方价值观和文化，但从总体上看，其论述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给人的感觉是“与世界接轨”与“全盘西化”、“与国际接轨”本质上是一样的，或者说就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说法。当下中国正面临“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对所谓的“接轨论”进行辨析，对于进一步澄清关于现代化基本问题的迷思，坚持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正确方向，对于深刻认识中美关系的实质，正确处理中美贸易摩擦问题，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现代化之“轨”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接轨论”的核心论点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就是向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标准或模板看齐。持“和世界接轨”观点的人认为，所谓工业化进程的本质，就是人类社会进入一定发展阶段以后，所共同形成的一套生产方式和社会运转的基本秩序。这套体系是由西方社会率先构建出来的，也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他认为，这个“由西方国家引领被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的体系和秩序”，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科学技术上的探索和突破，第二个层面是市场和市场主体的组织方式和运作体系，第三个层面是构建了围绕着保护和服务于创新的产权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体系。显然，这种观点认为，所谓“接轨”，接的就是这个“轨”。

从整体性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化，是这种“和世界接轨”观点值得肯定之处。由生产力的发展引发的现代化不是一场简单的科技革命，而是包括科技革命在内的社会革命，包含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变革。正如亨廷顿所说，“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1]为了强调变革的整体性，亨廷顿还特别引述了丹尼尔·勒纳的一段话：“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普及教育和新闻参与等，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层面，它们的出现绝非是任意而互不相关的。”

按照“和世界接轨”的观点，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个复制加粘贴的过程。如果真是这样简单的话，那就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不过，现代化的理论和历史都要比这个想象复杂且曲折得多。

在唯物史观看来，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经历和普遍趋势，但是，一方面，不能简单地认为现代化的道路和现代化的规律两者是一致的。

“规律是道路的本质依据，道路则是规律的具体实现形式”[2]。

规律具有普遍性，道路却是多样性的存在。从后发国家的视角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受到外来因素和本土因素的影响，因由相互影响的程度不同自然表现出道路的差异性。从世界历史进程看，因由规律实现的条件的差异，现代化并非只有西方现代化一条路，一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蕴含规律一致性和道路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另一方面，现代化在过程中充满了不一样的色彩，在成果上呈现出内容的丰富性。作为西方现代化的肯定性文明成果，科学技术无疑是最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应该本着“拿来主义”的原则吸收和借鉴，为自身的现代化服务。在这个意义上，主张“和世界接轨”的观点如果只是基于科技的层面理解“接轨”，“就是让中国的火车可以在美国的轨道上跑，也可以让美国的火车在中国的轨道上跑”，关于“接轨”的理解应该不会有什么歧义。

但是，除了科学技术，现代化成果还包含社会制度和体制层面的内容，这方面的内容作为现代化体系和秩序中的核心内容，有其特殊性的一面。持“和世界接轨”观点的人所阐发的第二个层面和第三个层面的内容，不仅包含了市场经济的宏观性和微观性内容，而且和社会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有了不同程度的关联。正是这种关联提醒我们，现代化之“轨”有特点的内涵、器物层面与制度、文化层面绝对不可同日而语。

对近代以来的中国来说，类似“与世界接轨”的主张一直存在。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不少仁人志士把目光投向西方，希望通过学习它们的经验，迅速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现代化，但老师总是打学生，血没有少流，中国也没有成功复制西方，真正富强起来。这一段屈辱又悲壮的历史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西方化并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药方。

历史的逻辑是，在现代化道路选择的问题上，中国最终并没有与西方国家接轨，而是走向了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处在特定的国内外条件下，中国如果搞资本主义，根本摆脱不了一盘散沙、军阀混战、列强瓜分的命运。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最终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轨道，蕴涵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同时也塑造了中国现代化最大的特点和优势：社会主义不仅可以让中国人民免受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和苦痛，而且可以极大地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步伐。

当社会制度的差异性以如此不同的结果显现出来时，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简单地理解为与国际或世界“接轨”，就显然有失偏颇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讨论接轨的问题需要设置前提，划清边界，理解和把握现代化之“轨”的两重性。一旦脱离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联系，与国际或世界“接轨”就会逐渐失去其本身应有的辩证特点，必然沦为“全盘西化”的意识形态话语，释放出误导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功能。

二、中国道路自主性探索过程中的双重政治定力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自主性立场，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高扬为人类的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的旗帜和警惕西方资本主义的侵扰，是这一自主性探索过程中蕴涵的双重政治定力。

1.为人类的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始终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雄心壮志

一部人类文明史是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出来的，现代化史也不例外。在现代化的肯定性文明成果中，既有西方的贡献，也有东方的贡献，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都是如此。当然，基于先发优势，西方国家在创造现代化的肯定性文明成果方面走在了历史的前列。但是，承认这一点，既不能得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复制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也不能抹杀后发国家在人类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贡献。

回顾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其实一直秉持学习的态度，前面说到的那篇文章尤其说明了这一点。但另一方面，替代和超越资本主义的价值理想决定了，为人类的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始终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雄心壮志。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现代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成功的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成就，为这一雄心壮志做出了充分而有力的诠释。如果不承认前者，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如果不承认后者，就会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

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中国对人类现代化的重大贡献。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逐步完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正在越来越充分显示出来。正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政治研究和预测中心主任维诺格拉多夫指出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的成功和历史经验，使其有理由为世界提供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中国方案。中国对许多国家来说是鼓舞人心的榜样。”[3]

全世界都承认，

毛泽东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无数的国际规则或惯例，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形成了强烈冲击。

1958年，毛泽东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并考虑到当时我国海岸火炮有效射程在12海里以上，最后确定采用12海里的领海宽度，并且决定立即公之于世。1982年公布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各国有权确定不超过12海里的领海”，此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12海里领海制度。这说明，毛泽东当初的决策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符合历史进步潮流。

如果说社会主义为中国人做出更大贡献提供了制度基础，那么，以我为主、不甘人后的气魄和胸怀，成为做到这一点的主要主观条件。

“要让外国人来同我们接轨”，是叶笃正先生常说的一句话。

作为国际大气科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学术巨匠之一，叶笃正先生对大气环流和气候变化研究做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2006年，叶笃正先生被推选为“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关于叶先生的推荐词这样评价道：让外国人同我们接轨，这是一个年过九旬的大学者的大气象。

目前，在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我们已经能够让国际同我们接轨了：华为的5G是一个鲜明不过的实例，尼泊尔有关方面今年3月宣布尼泊尔铁路将采用中国标准也是一个鲜明不过的实例。持“和世界接轨”观点的人也把中国高铁当做全面和国际接轨的最成功案例。其实，中国高铁又何尝不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成功案例？中国高铁接轨以后又何尝没有反哺世界、让外国人接受中国的标准呢？！

大量事实充分说明，如果崇洋媚外，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一门心思与国际接轨，我们就不仅不能实现又好又快的跨越式发展，而且必然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和限制。正如有网友指出的：

要害是接轨不是接鬼。华为想接轨，人家不接轨；中国想接轨，西方要搞鬼；你要工业轨，他给自由鬼。输血要配型，接轨有国情。你一厢情愿接轨，人家说你动了他的奶酪。要考虑的是，怎么接轨！

2.警惕和防范西方资本主义的侵扰，始终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开启了“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艰辛努力，其间有成功与辉煌，也有挫折与失误。总体上，新中国第一个30年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没有完全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换言之，探寻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任务没有完成。从这个角度理解，改革开放就是一次继续克服苏联模式弊端，探寻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崭新尝试。

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张照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的观点变换花样地出现，客观上讲，主要是由社会主义相较于资本主义的弱势所决定的。只不过，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世界历史总体上处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彼此之间存在一系列显性的屏障，所谓的“接轨”论难以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构成直接的、致命的威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与西方之间相互接触的不断增多，“全盘西化”论、“与国际接轨”论甚嚣尘上，和其他社会思潮一起围绕“我们向何处去”的问题，伴随着改革开放相互激荡。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于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始终坚持辩证的态度。他一方面指出，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

另一方面也强调，

“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5]

在他看来，

“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是，在这个长过程中，始终需要对西方的和平演变保持高度的清醒和警惕。[6]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在通过市场经济加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构成改革开放以来“与国际接轨”声音凸显的现实背景。正如李慎明先生指出的，

“与国际接轨”的思维出现在20世纪末中国努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并被人们有意无意地逐渐运用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和外交等领域，几乎成了一些人的“口头禅”，进而发展成为一种理念。[7]

很显然，“与世界接轨”只不过是“全盘西化”论、“与国际接轨”论的翻版而已，实质仍然是去除社会主义之于现代化的规定与意义，蕴涵借入世之机达到西方化的意图。正如李慎明先生指出的，

“不能把‘与国际接轨’泛化。更不能借用‘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及有关法律等，与西方世界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相关法律进行‘接轨’。这关系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命脉。”[8]

改革开放40年积累起不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绝不照搬西方模式，这也构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探索的一个基本特点。我们必须珍惜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国创造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的文明类型的根本凭借。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反复强调战略定力，主要立意就在于此。他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

“要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9]

这一重要论述，可以视为对邓小平在对待“与国际接轨”问题上持辩证态度的坚持和继承。

三、“接轨”论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接轨”论再次出现并有一定的思想市场，也是与现实条件的变化分不开的。直接原因是中美贸易摩擦，折射的是世界之变、中国之变及其相互激荡。

在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未来10年呈现出三个方面的重要特点，即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10]

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人类生产生活和全球发展带来的变化将是翻天覆地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占世界的接近40%，10年后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处于治理体系主导地位的局面将发生调整，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潮流，正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的历史进程。

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由此也相应发生重大变化。经过新中国70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综合经济体，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从世界走向中国正在向中国走向世界转变，中国从参与者、学习者正在向引领者转变。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等中国理念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接受；金砖机制、上海合作机制等国际机制虽然不是中国独创的，但是中国已经能够在其中贯彻自己的理念。世界对中国的需要在日益增强，不仅需要我们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更需要我们在重大问题上拿出态度、制定规则，维护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美国在衰落，在不断“退群”，它对世界的主导作用在降低，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的：

“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1]

世界历史正处于一个新的分水岭上。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科学判断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是回答中国现代化道路向哪里走的根本依据。人类向何处去？这是世界历史进程中一代又一代人共同面对并不断加以回答的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判断，是他们基于价值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为人类社会指明的发展方向。作为自由主义政治学家的亨廷顿准确地解读了这一论点：

“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人类社会演变的理想，就是在历史进程的终点，重新创造一个尽善尽美的共同体，其时政治就将成为多余之物。”[12]

只不过，这一预测当然不是他所说的“返祖奇思”。

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的唯一走向。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历史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第二层含义是指人类普遍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所谓“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绝不仅仅意味着全球化只是历史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同时也蕴涵着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全球化由此可以划分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和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两大历史时代。[13]这两大世界历史阶段之间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在时间的规定性上也不是截然分开的。马克思的辩证法赋予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以前行的智慧和力量，从人类的地平线上喷薄而出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也赋予马克思的辩证法以无限的荣光。尽管这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并不构成全球化的主体，但社会主义已经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获得了生存空间。

历史曲折反复的特性，在社会主义探索中又一次得到了验证。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20世纪末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它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探索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创。两个平行市场终结之后，西方资本得以开启新一轮的全球扩张，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当自由民主感觉无可匹敌，当资本在全球所向披靡，终结的已经不仅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还有人类关于未来的想象。无论是全球化还是现代化，都不具有超越性的意义。正如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逊指出的：

“在当前的语境中，‘现代性’这一个令人困惑的术语，恰恰是作为对于某种缺失的掩盖而被运用着，这种缺失指的是在社会主义丧失了人民的信任之后，不存在任何伟大的集体性的社会理想或目的，因为资本主义本身是没有任何社会目的的。宣扬‘现代性’一词，以取代‘资本主义’，使政客、政府与政治科学家们得以混淆是非，而对如此可怕的缺失而依然可以蒙混过关。”[14]

历史车轮百转千回，终究会滚滚向前。当资本主义遭遇历史性重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世界舞台中央跃进这辩证的一幕出现在眼前时，这个历史转折就不可避免被赋予多重意义的理解。如果忘记苏联解体后中国急迫选择市场经济努力摆脱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紧张状态，就不太可能理解今天中国“杀出一条血路”顽强生存并获得突破性进展的喜悦；同样，如果不把苏联解体以来的历史进程和世界之变的现实相联系，也就难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说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豪情。

这眼前的一切都在急迫宣告一个旧时代的即将结束，而就在这同一时刻，“全盘西化”、“与国际接轨”又以“与世界接轨”的形式冒了出来。这种不和谐的主张如果不是失误，那就是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做出了严重误判。

四、社会主义中国应有勇向时代潮头立的大气象

当然，美国虽然处于趋向衰落的历史进程之中，但今天乃至未来一段时期仍将处于全球主导地位。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角度看，当今世界仍然是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不过，如果只从这一点出发，坚持并强调“接轨论”，那就会犯刻舟求剑的错误，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请看一下网友在读了上面说到的那篇文章后的留言吧！

有网友指出，

“许多人跪久了，原来习惯的旧世界正在退出历史舞台，你想‘接轨’接到哪里去呢？”

还有网友指出，

“与世界接轨，难道就是与西方接轨？当中国已经实现对西方的超越后，是不是中国就无路可走了？”

有网友反问道，

既然“现在美国以及部分西方国家感受到竞争压力，设置障碍不想让我们接轨”，美国明显针对中国改变的规则，我们也要主动配合往里跳？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包含着普遍性。众所周知，国际上绝大部分规则、惯例、秩序是发达国家主导和制定的，美国对这些规则奉行的是：凡有利于美国的，它都积极“接轨”；凡不利于美国的，它都统统不去“接轨”。变化的世界正在冲击着变动不居的旧规则。当前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一半，新兴国家与它们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由它们的一半到我们的一半是革命性变化，是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结构性改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意义在这一刻凸显出来。

但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往往会出现思维滞后或失灵的状况，我们必须及时调整和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引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体系朝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而不应是将“接轨”论老调重弹。世界之变与中国之变的相互激荡，赋予了中国立于时代潮头之上的历史契机。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就是联合国，中国人口比西方国家的总和还要多。近代以来，在中国追赶西方的漫长过程中，一直存在中西文化或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今天，追赶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基本确立，话语体系中“与国际接轨”或“与世界接轨”与“四个自信”的矛盾也应该到了解决的时候。

中国不应只停留在筹划一种可能的阶段，中国需要现实的展开，全社会都很需要这种大气象！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旧秩序，是新时代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导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的发展，逐步实现社会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替代，达成新的文明类型的成功创造。这是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一个艰难的奋斗过程。但是，只要跨过这道坎，我们就可以在世界的最高峰看最美的风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光时刻，见证世界历史的伟大转折。

注释：

[1]〔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2] 丰子义：《发展的呼唤与回应——哲学视野中的社会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8页。

[3]《综合消息：把握中国发展特点坚持中国特色之路——海外人士称赞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新华网2017年10月20日，http://www81cn/jwgz/2017-10/20/content_7795017html。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

[7] 李慎明：《对西方话语体系应有清醒的判断》，《中国智库》2013年第2期。

[8] 李慎明：《对西方话语体系应有清醒的判断》，《中国智库》2013年第2期。

[9]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10] 习近平：《顺应时代潮流实现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7月26日。

[11]《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8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