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画《我爱北京天安门》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启蒙理念深入每一个中国人心中

李泽厚去世了。这是一位对中国思想史有巨大影响的人物，值得写篇文章讨论。

李泽厚的思想来源比较复杂，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各种流派。他作为美学家的成就无可争议，而且马克思主义是其美学理论的重要来源。但他在思想史上的一个影响巨大的论断——“救亡压倒启蒙”——却颇有争议。

这个论断于80年代提出，迅速受到中国（及海外华人中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的追捧，甚至可以作为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一种元叙事。后来这一观点遭到左翼的批评，李泽厚也曾被官媒定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代表人物。

李泽厚的论述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救亡和启蒙是20世纪中国的两大主题。五四运动是启蒙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后来，中国内忧外患加剧，中华民族有亡国灭种的风险，于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成为中国的主旋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救亡图存”而非启蒙民众，启蒙的进程就这样在中国被打断了。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本质上就是一次农民革命，而农民是前现代的，是非常落后的。中国化的Marxism就是农民化的，甚至封建化的Marxism。在革命过程中，农民意识影响越来越大，将五四仅做出的一点启蒙也毁了。这种封建意识发展到巅峰，就是那十年。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要做的首要工作，就是继续启蒙。让80年代直接和五四对接，把五四被社会主义革命打断的进程接起来。

对李泽厚的批评很多，主要就是说他错误地把“救亡”和“启蒙”对立了起来。实际上，救亡也是启蒙，启蒙也是救亡，不救亡图存就无法启蒙民众，不启蒙民众也无法救亡图存。我党对中国民众进行的大量启蒙的工作（如扫盲）都被李泽厚，以及那一代知识精英忽视了。

但其实，这种批评也不完全准确。并不能说李泽厚“忽视了”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对民众做出的大量启蒙的工作。在这一点上，北大李杨老师的论述最深刻：李泽厚的错误在于，他对“启蒙”的理解是错误的。

西方的“启蒙运动”有两个最重要的主题。第一个是资产阶级个人意识的觉醒，第二个则是作为一种集体意识的民族国家观念的构建。

西方国家崛起的思想因素，并不是，或至少可以说并不仅仅是由于资产阶级个人意识的觉醒，民族国家观念的出现要重要得多。

民族国家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组织形式，能够最大限度动员一个地区的所有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完成某一个目标。与之相比，封建国家的组织形式实在太过松散。这也是为什么清政府看似拥有广袤的领土，巨额的财富，数以十万计的士兵，却屡屡被远道而来的几千侵略者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这本质上并不是船坚炮利的问题，事实上，鸦片战争时期铁甲舰还没发明，英国入侵者是坐着木船来的。只有前现代组织能力的清政府根本无法调动自己领土上的资源对抗侵略者，他们对基层毫无掌控能力，需要依赖乡绅才能完成税收，他们的士兵只是乌合之众，完全不知为何而战。

后来的国民党也是如此，完全是前现代的组织程度，战争时期只能依靠疯狂提高关税盐税来获得军费，国民党士兵也不知为何而战，一旦被击溃建制就散了。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是这片土地上第一个现代的政治组织，第一次实现了基层的管理，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有了“国家”“民族”的认同感。连农村的小孩子都知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是全世界组织程度最高的军队，可以随时化整为零再化零为整。这是极为深刻的启蒙，也是中国得以摆脱殖民、摆脱落后最关键的思想因素。

李泽厚与80年代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错误正是在于他们只理解了第一点，把启蒙完全理解成（资产阶级）个人意识的觉醒，完全忽略了更重要的第二点，民族国家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更加现代（或超越资产阶级现代性）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构建，也就是天安门城楼上的两句话。

而中国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也是必然的。因为对这样巨大的落后国家而言，只有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现代。

对这一话题感兴趣的可以直接在知网搜李杨老师的原文《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分析》，星球用户可以等我在群里分享。本文只是加了大量自己理解的简化版和通俗版。

当然了，李泽厚有关美学的著述还是值得阅读的。这部分可参看朱羽老师在《社会主义与自然》中的相关讨论（学术术语较多，只推荐给非常感兴趣的读者）：

 自然美、教养与“解放”：1950-60年代中国美学讨论中的李泽厚

来源：通吃岛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