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毛泽东赠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楚辞集注》】
【摘 要】毛泽东又重提了《诗经·大雅·荡》那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话。他告诫全党的是,革命者要注意保持自己的晚节。也许在毛的心目中,如林彪、陈伯达一类都是刘牢之这一类型的人物。
从1971年下半年起,也就是林彪事件之后,到 1975年 10月毛泽东病危期间,他通过姚文元要我们(上海市委写作组)陆续标点和注释了一批大字本(毛泽东到了晚年患有白内障、视力退化)送给他阅读,或者建议中央政治局委员读。
具体选择哪些篇章,都是毛泽东亲自提出来的,然后通过姚文元交到上海承办。姚文元迅速直接通知我,我再将注释和重印好的大字本,通过机要交通专程送到北京姚文元处。最后,他呈送给毛泽东。
这批大字本古文,1992年由曾参与此事的刘修明整理,由河北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书末有附录,记录了各篇布置的日期、上送的日期,以及上送的份数。
这本书收入的古文有86篇,实际上毛提到的不止这个数字。据我所知,这些古文都是他过去曾经阅读过的,但在晚年,自己又重读,甚至反复背诵。有些根据需要推荐给周边人看,如要周总理读《史记·汲郑列传》,要王洪文读《后汉书·刘盆子传》,要江青读《后汉书》中黄琼与李固的列传,要姚文元读《旧五代史·李袭吉传》等。
毛泽东选择哪一篇古文来重读,从未事先透露他的用意。姚文元也是隐隐约约知道和猜测到毛泽东的一些用意。我只能根据毛选择古文的时间,并结合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以及毛事前事后的讲话,大体上可以知道他读这些书的时候,在想些什么,要处理和解决什么问题,借助这些古文宣泄内心的什么情感。当然,也有一些毛泽东读后的言论,或已经见诸中共中央档案,或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事后透露出来。1971年的“九一三”林彪事件,对毛泽东来讲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中共九大“党章”上的接班人,落得如此下场,毛泽东是非常痛苦的。这一事件的发生,实质上宣告“文革”已经失败了,尽管毛泽东还不愿意承认。
对毛泽东来说,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有一个明白的交待,而且这个交待必须说得过去,才能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接受。林彪一死,毛泽东身后事还得重新盘算。在国际上,中美关系虽然有了缓和,但中苏关系依然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周总理仍一如既往像顶头梁那样苦苦支撑着中国的大局,但他毕竟年纪大了,而且身体有病。
这许多难题,有待毛泽东逐一化解。1971年冬,毛发了一次心脏病;1972年2月,他又犯了一次心肌梗塞,而且高烧不止。这一年的10月1日,毛泽东指示要我标点注释《晋书》的4篇传记:《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和《刘牢之传》。这4篇传记是谭其骧教授他们标点注释好后,我和王知常一起校对一遍,通过机要交通送到北京,最后上呈给毛泽东。
这4篇古文讲的中心议题是:东晋在北方苻坚百万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如何能以弱胜强,并且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最终使政权稳定,得以偏安南方的前因后果。据说《谢安传》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大家介绍的,当讲到中苏关系紧张时,他对周恩来等人讲:“你们要冷静沉着地应对北方边境陈兵百万的苏联军队,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桓伊传》的主要意思是,要大家善于从桓伊协调君臣关系的精神处理好相互关系。从当时中国的政局来讲,毛泽东是中共的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决策与实施之间难免有种种的不协调之感。借这篇古文,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言下之意是,“文革”运动事已至此,风吹雨打,我们又都风烛残年,为臣有难处,为君亦有难处啊!
可以说,这几篇古文是毛泽东对当时政治局领导的一种期望,也是对他身后政局的一种设想。“文革”运动的动乱,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负面的影响,他希望中国有一个稳定的局面,他的深刻用意没有直白地说出来,而是借助这几篇古文的故事来表明自己的真实意图。
这几篇人物传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刘牢之传》。到了1974年末,毛泽东再一次要我们上送这4篇传记。1975年8月,毛泽东又一次通过姚文元布置我们标点和注释,其中还是有《刘牢之传》。
毛泽东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这个人物呢?它与为人必须遵守的基本操守有关,因为一个人的道德情操不仅是口头上说的,而且是要人们终身躬践履行的事。林彪的座机在外蒙坠毁以后,毛泽东又重提了《诗经·大雅·荡》那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话。他告诫全党的是,革命者要注意保持自己的晚节。也许在毛的心目中,如林彪、陈伯达一类都是刘牢之这一类型的人物。
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与八大军区司令员调防
1972年10月,王洪文从北京回到上海交接工作。在中苏友好大厦电影厅开会时,王洪文把我找去说,主席要他读一篇《刘盆子传》,并要求他挤时间好好读书,希望我辅导他读这篇古文。
我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一是他的“文革”情结,王洪文是在“文革”中露头角的,是工人出身,又当过兵,做过放牛娃;二是他与张春桥不同,张在“文革”中冲在第一线,得罪人太多,或许王洪文能在“文革”派与老干部们中间有一个缓冲的地带。
但是,毛泽东在提拔王洪文的同时,有一种矛盾的心理,既寄希望于他,又感到不是非常有把握,要让他明白自己在中央的处境,同时又是对他的苦心告诫,成与败两种可能性都有,问题在于你如何自处。
从《刘盆子传》的内容看,毛泽东让王洪文读这篇传记,是为了告诫他:不要官做大了就骄傲了。你不过是被人们捧起来的,要约束得住下属,要摆平方方面面的关系,你才能在中央讲得上话。在功臣宿将当中,你只不过是一个娃娃,所以,更要谦虚谨慎,好好学习,拜他们为师,你才能站稳脚跟。否则,你的下场比刘盆子好不了多少啊。
当时,在王洪文面前,我怎么能把这些道理说穿呢?有一句老话,君老不事太子,所以,我不想巴结太子,因为太子一旦失宠,你跟着一起倒霉。所以我对王洪文说的话,只是点到为止,其中的深刻寓意只能让他自己慢慢去领会了。
毛泽东在1973年7月间,要求我们重印《史记》中的另一批传记大字本,包括《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灌婴列传》、《黥布列传》和《陆贾列传》。在布置任务时,明确说不要作注释。
这5个人,除了黥布是在刘邦临终前叛变,被刘邦亲自带兵消灭外,其余4人都是刘邦身边的功臣宿将,而且也是帮助刘邦处理身后事的关键人物。他为什么要在此时重读《黥布列传》呢?
林彪事件后,在清理林彪住处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3个将领给林彪写的信。当时他们分别担任南京军区司令、福州军区司令和济南军区司令。因而1972年12月25日,这3位司令员奉召进京接受调查。王洪文是出面谈话人之一。
同年8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毛担任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担任副主席。这时,许世友提出只要周恩来一个副主席就够了,或者只要3个老同志就够了。他是反对王洪文进入主席团的。
这件事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满。他要培养王洪文作为接班人,联系到以前许世友等3个大军区司令员写信给林彪的事,据说还有几个军区的司令员也参加议论,毛泽东感到这是个严重的隐患。
8月23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构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培养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讲话。会上许世友仍然多次插话,表示不同意见,张春桥当面指责许世友反对毛主席的意见。于是,许世友当面顶撞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
会议开成这样,在毛泽东心里留下一个疙瘩。
这个月,毛泽东给我们下达了注释柳宗元《封建论》的任务。柳宗元处在唐代藩镇割据时代,全文是针对藩镇割据来讲。而藩镇割据,拥兵自重,是中国历代皇帝的一块心病——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调防的事。
毛泽东要宣布司令员对调命令时,委托王洪文点名。王洪文点到许世友时,没有人答应,只见许世友脸色铁青,理也不理他。又点了一次许世友的名,许世友猛地把茶杯往茶几上一磕,王洪文无奈地回头望着毛泽东,毛泽东也铁青着脸。
于是,周恩来出来圆场,拿着花名册出来点名,一个一个重新点过来,一个个响亮地回答。在这样的场合下,当时王洪文会怎么想呢?我想他应该懂得毛泽东要他读《刘盆子传》的道理了。
从1974年5月起,毛泽东要我们标点和注释了三十余篇六朝赋与南宋词,其中,赋有5篇,分别是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别赋》和《恨赋》。
《别赋》和《恨赋》,是江淹代表作的姐妹篇,是抒情的作品。《别赋》讲的是生离,《恨赋》讲的是死别。毛泽东晚年要重读这两篇赋,反映了他将告别人世的悲哀,以及遗恨无尽的一种伤感和无奈。
所以,我接到标点注释这两篇古文的任务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了。
1975年8月,毛下达了要我们把《王敦传》、《沈充传》、《桓温传》、《刘牢之传》、《王弥传》、《苏峻传》、《孙恩卢循传》注释上送。
这次与上次不同,上次讲东晋王朝在谢安、谢玄等主导下如何稳定内部,打败苻坚南下的百万大军,从而夺取淝水之战的胜利,整体精神是奋发向上的。毛泽东这次重读《晋书》的几篇传记,讲的是两晋末年王朝呈现出来的种种危机: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军队不听号令,动乱中地方势力的兴起;官民对立,形成群体性的对抗;中央政权由于软弱无能而处于瘫痪状态,军队将领反复无常。
毛泽东重读这几篇传记,他确实是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可能在他身后出现。他想告知后来者事先要有思想准备,才能沉着冷静地应对这种危局,并设法转危为安。
后来我听说,毛泽东与王洪文、邓小平之间曾经有过一次对话。毛泽东向王洪文提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问题:“洪文,我死后中国的前途吉凶如何?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但要和我讲真话。”
王洪文不假思索地回答:“全国人民一定会继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苦笑着说:“官腔官调,社论语言,新党八股。”
然后,毛泽东又转过头来问邓小平:“刚才听了儿童团的回答。我想听你的爽快话,我死了以后,中国将是一副什么样的情况?你说呢?”
邓小平回答说:“洪文同志讲的,是那么一种可能。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派系林立,左派与右派对立,各自为政。中央约束不了地方,地方不服从中央,各大军区拥兵自重,南北对峙,东西对立,军阀混战,全国将一片混乱。”
邓小平的讲话使在座的人受到了很大的震惊。毛泽东脸色变得苍白,周恩来紧紧地闭着嘴。毛泽东对邓小平点点头说:“小平,直言不讳,我有同感,英雄所见略同啊!你算是说准了,儿童团吃惊了?盛世危言,振聋发聩啊!”
后来,在1976年生命最后阶段,毛泽东召见华国锋与王洪文时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反映了他对王洪文恨铁不成钢的心情。
在5篇赋中,使毛泽东感触最深的还是庾信的那篇《枯树赋》。1976年是我们国家多灾多难的一年,先是吉林陨星的坠落,接着是唐山大地震,加上周恩来和朱德去世,哪一件不是沉重地撞击着毛泽东的心灵?在6月间,他又经历了一次心肌梗塞。7月间,他身体刚有一点恢复,据张玉凤回忆,毛泽东又让她找了庾信的《枯树赋》这篇大字本来,让她把这首赋从头至尾读了一遍。毛泽东紧闭双目,体味着《枯树赋》的情景。毛泽东让她读了一遍又一遍,他一边听一边默记着。后来毛泽东自己背诵,以那微弱而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富有感情地背出全赋。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让她看着书,他慢慢地再背第二遍。张玉凤说:“老人家记忆力真是惊人,他背得很好,除少数几处需偶尔提示一下句首外,均全部背诵自如了。”
(作者口述:朱永嘉,历史学者,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市委写作组组长;整理:陈磊,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来源:昆仑策网,原刊于《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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