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谈甲午战争，必须注意三个人物：醇亲王奕譞、北洋大臣李鸿章、帝师翁同龢。在没有认清那部庞杂腐朽的封建官僚机器之前，针对个人的结论往往是轻率的。三人身份各异，观点各异，利害各异，却是晚晴政治腐败的一个缩影。

奕譞：两个心病

　　首先是慈禧指派的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此人在任上筹措款项，建立机构，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但自他入主海军之日起，便给海军带来了过多政治利害。

　　奕譞是光绪皇帝的生父，主持海军衙门时，正值慈禧撤帘归政、光绪亲政在即的关键时期。奕譞深知慈禧专权，亲睹即使慈禧亲生子同治帝，亦被长期作为“儿皇帝”对待的境况。同治帝病亡无子，两宫皇太后宣布醇亲王奕譞之子入承大统，奕譞竟然“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可见对祸福的感受有多么深。

多年来，他担心其子光绪帝永远只能做个儿皇帝，也担心自己不慎惹怒慈禧，招致更大祸患。他“谦卑谨慎，翼翼小心”，“深宫派办事宜，靡不殚心竭力”，甚至“前赏杏黄轿，至今不敢乘坐”，被慈禧评价为“其秉心忠赤，严畏殊常”。1886年6月，慈禧做出试探，宣布“明年正月择皇帝亲政日期”。奕譞立即反应，两次率诸王大臣“请皇太后仍训政”，使慈禧“勉从之”。获得的回报，是慈禧“命醇亲王仍措理诸务”。奕譞十分清楚，不这样做不但光绪帝不能亲政，自己也可能“诸务”“措理”不成。

这就是奕譞出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时的精神状态。其最大心愿并非海军建设，而是如何使光绪帝平安掌权。海军衙门不过是他完成这一夙愿的平台。

　　指派奕譞出掌海军之时，慈禧正遇烦恼。据李鸿章日记载，1885年7月13日慈禧计修圆明园，估工银2000万两。户部尚书阎敬铭称无款可办。慈禧言改修三海，阎仍答无款。慈禧“喝滚出”。慈禧要修园由来已久。1873年同治帝刚刚亲政，即按慈禧的意思决定重修圆明园。当时奕譞两次上疏、廷辩，在同治皇帝前“面诤泣谏”，最终与恭亲王奕等人一道，阻止了修园活动。

　　但在其子被立为皇帝之后，最初坚决反对修园的奕譞，变为挖空心思、挪用海军经费修园的始作俑者。清末政治舞台上，利益决定立场就是这样富于戏剧性。

　　铁甲舰和颐和园是一对矛盾体，可对慈禧来说却并不矛盾。危机时用铁甲舰来维护统治，承平时用颐和园来享受统治，一切都是天经地义。所以她既主张大办海军，多购舰船，又对阻止她修园的大臣“喝滚出”，给予痛斥。掌握数百万银饷的海军大臣奕譞，知道慈禧既要购舰，也要修园的两个心病。他也有两个心病：既要保己，也要保子。

　　奕譞最终选择用海军经费作为协调利益的黏合剂：腾挪经费造一个园子，让慈禧住进去“颐养天年”，不但可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还能让政权早日转移到光绪帝手中。人们指责慈禧以海军换取颐和园，却忽略了更加隐秘的海军大臣奕譞的赌注：以海军经费换取光绪帝亲政。用满足慈禧心愿的方法，实现自己的心愿。

　　若说奕譞早想如此，也不尽然。毕竟他一直记得“庚申之变，大辱国家”。在一份奏折中，他表露出在挪用经费时反复权衡的矛盾：“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再三。”

　　李鸿章：新的政治算计

　　思维再三之后定下的决心，更难改动。这个深陷官场利害的海军大臣，终于难以自拔。奕譞开始挪款，前后表现十分矛盾，而加入挪款行列的李鸿章，矛盾表现得更加深刻。

李鸿章当年未处朝政中枢，却在反对修园上起了关键作用。他在直隶总督任上，抓捕受朝廷内务府指派，筹集修园木材的奸商李光昭，严加审讯，以“诈传诏旨”判处李光昭斩监候，令朝野大哗。以此案为契机，清廷诸重臣联衔上疏，慈禧的第一次修园活动才被终止。随后李鸿章上奏“停内府不急之需，减地方浮滥之费，以禆军实而成远谋”。话虽婉转，也还是有些胆量的。

为筹建海军，李鸿章奔走数十年，凡海疆大略、海防分区、舰船配制、港口泊位、炮台船坞、官兵俸饷、经费筹措等事，无不参与谋划。即使醇亲王奕譞以光绪皇帝生父身份入主海军衙门，要李鸿章“于存汇丰银行购买快船款内暂提银30万两，修三海工程”，他也推说“因购船尚不敷，请另诣他出有著之款拨付”，予以婉拒。

　　但最终他还是加入了挪用海军经费的行列，甚至成为其中积极的筹措者，这首先是对自身政治地位的忧虑。李鸿章多年兴办洋务，在朝中政敌甚多。恭亲王奕失势后，李更失去支撑的台柱。与恭亲王多年不和的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譞入主海军，且光绪帝亲政在即，李鸿章不得不开始新的政治算计。

　　他很快摸透了奕譞那两个心病，从而做出了抉择。在婉拒挪用汇丰银行买船款后不到一个月，李鸿章函“请奕譞在亲政撤帘后继续主持海军”，向醇亲王发出了明确的信号。5个月后因“南海工程款项不敷”，奕譞要李“称创建京师水师学堂或某事借洋款七八十万两”，李鸿章立即办理，从德国银行借款500万马克，约合银90余万两，超出奕譞提出的数目。

　　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譞欲以海军经费换取光绪帝早日亲政，会办海军事务大臣李鸿章则欲借海军重新获得一片政治庇荫。1888年奕譞称万寿山工程用款不敷，要李鸿章以海军名义从各地筹款，李即分函两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曾国荃、湖广总督裕禄、湖北巡抚奎斌、四川总督刘秉璋、江西巡抚德馨等，从各地筹到260万两，以利息供慈禧修园，完全跌入了挪款修园的行列。

　　李鸿章加入挪款行列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李本是清廷中最具危机感的大臣。1874年率先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1881年又称“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目标不能说不明确，警惕性也不可谓不高。

但随着“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的到来及北洋海军成军，作为中国近代海军创始人，在一片夸赞声中李鸿章也开始飘飘然。1891、1894年两次校阅北洋海军，他感觉“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整个北洋海防，北至辽沈，南至青济，二千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1894年7月大战爆发近在眼前，他仍然认为“海军就现有铁快各船……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早年对日本的高度警惕，变成了晚年的昏庸和麻木。

1894年7月25日爆发丰岛海战，8月1日中日宣战，直至8月29日李鸿章仍奏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战前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要求配置速射炮，需银60多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说明海军款项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无款的海军和藏款的李鸿章形成极其矛盾的对照。这个挖空心思为海军筹措经费的人，最终同样挖空心思“变通”挪用了海军经费。

　　到底有多少海军经费被挪用了，一直是笔糊涂账。传说3000万两，显然夸大。较为接近的数字有两种：1200万至1400万两、600万到1000万两。与其说是慈禧挪用的，不如说是奕譞、李鸿章等海军主持者拱手让出去的。当初筹建海军最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力。当初反对修园最力的人，后来别出心裁暂借、直拨、挪用、吃息筹资修园最力。

　　翁同龢：帝师的野心

　　清末政治中这种极其矛盾复杂的现象，也出现在李鸿章的激烈反对派、暗讽慈禧“以昆明（湖）易渤海”的光绪皇帝师傅翁同龢身上。

翁同龢是甲午战争著名的主战派，其父翁心存是同治皇帝的师傅。父子两人成为“两代帝师”，在朝中的影响可想而知。但就是这位激烈的主战派，作为户部尚书，不设法去节简宫廷开支，反而将海军装备购置费停支两年，“所省价银解部充饷”，将这些钱用来缓解朝廷财政的紧张。

翁同龢如此行事，既有多年与李鸿章深结宿怨的官场现实，又有满足中央权贵排斥汉族封疆大吏的朝廷背景。清朝末年，满族中央政权衰弱，汉族地方官僚崛起，办洋务、兴局厂、练新军、求自强，李鸿章是其中集大成者。在“帝师”翁同龢及一批满族中央权贵的眼中，北洋水师就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所以限制北洋海军就是限制李鸿章，打击北洋海军就是打击李鸿章，成为这些人的共识。

　　“主战”与“主和”的争斗，不过是由承平延伸到战时的官僚倾轧。斗来斗去，吃亏的只能是夹在中间的海军。

　　在没有认清那部庞杂腐朽的封建官僚机器之前，针对个人的结论往往是轻率的。奕譞、李鸿章、翁同龢三人，身份各异，观点各异，利害各异，却是晚晴政治腐败的一个缩影。

西方有人评论说：“此大机器……其诸组之轮，不依一共同之方向而旋转，乃各依其私独之方向而旋转。”结果是，在内外利害纵横交织、官场福祸蝇营狗苟的形势下，谁也不会将主要精力投入海军建设。外患未至，海军是政治角逐中的筹码；外患已至，方想起以海军为共同盾牌，却为时晚矣。一个政权将如此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自然无法有效迎接外敌的强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