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有了新译本——《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冯克利校。很好，推荐！读来精彩纷呈、畅快淋漓，感觉几乎是字字珠玑。什么叫阅读的快感？这就叫阅读的快感！池莉说，有了快感你就喊，于是我“喊”了——

在宽容和同情日益泛滥的现代社会，在你好我好大家好、学术批评日益“无痛化”与“无痒化”的学界，美国学者、施特劳斯学派第二代掌门人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1930—1992)1987年出版的的《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又译为《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或《蔽塞的美国心智》）一书无异于石破天惊、平地惊雷。此书口气之强硬，态度之鲜明，批评之见血，讽刺之尖刻，下手之狠辣，恐为美国学界20年来所仅见，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按照甘阳的说法，此书引发了美国主流学界与施特劳斯学派之间的全面冲突，“创下美国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当年精装本售出达五十万册的惊人记录”，“几乎将整个美国学术界和知识界都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中，论战的激烈程度常被称为美国南北内战以来所仅见”。

布鲁姆在此书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当代美利坚民族的无知与缺乏历史感，批评美国学界在启蒙运动的误导下的走火入魔与不知所谓，批评美国教师的无能与学生的野蛮与肤浅，批评美国人背叛了建国者的政治遗产与立法意图，凡此种种都恰如苏格拉底当年在雅典民众对他的审判会上毫无顾忌地嘲讽大众而自寻死路。

有意思的是，施特劳斯的《自然正义与历史》全书没有一个字提及海德格尔的名字与任何著作，但在骨子里却几乎字字不离海德格尔；布鲁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全书同样没有一个字提及施特劳斯的名字与任何著作，但在骨子里却同样几乎字字不离施特劳斯。在熟谙写作艺术的布鲁姆这里，这不应该是一种偶然现象，而应当是深思熟虑与意味深长的。

       布鲁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从没有提到过施特劳斯著名的“古今之争”一说，但对古代思想与现代思想的区分与对照贯穿此书。《美国精神的封闭》也没有提到过施特劳斯著名的“柏拉图路向的政治哲学”，但此书毫无疑问主张回归柏拉图及其政治哲学，其对柏拉图的推崇与倚重堪称登峰造极——柏拉图的《理想国》“确实为我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页３３０）。如果我们将《美国精神的封闭》与《自然正义与历史》对照着读，就会发现二者的基本主题是一致的，并享有完全一致的靶子——相对主义、实证主义、历史主义以及虚无主义。

      布鲁姆秉承施特劳斯的学术路向，把施特劳斯的“欧洲问题意识”转化成了“美国问题意识”，而其最终努力同样落实于重建通识教育。只是和《自然正义与历史》相比，《美国精神的封闭》没有那么学术化，而带有更多的时代气息、生活色彩与文学色彩。

      布鲁姆的核心论断实际上可以概括为：西方文明处于衰退之中。西方文明的危机首先体现为美国文明的危机，美国文明的危机首先体现为大学的危机，大学的危机首先体现为人文学科的危机，人文学科的危机首先体现为哲学的危机。

      为什么西方文明的危机首先体现为美国文明的危机呢？布鲁姆和施特劳斯同样认为，不仅是美国文明，而且整个当代西方文明都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这场危机早已被尼采点破但愈演愈烈，而于美国尤甚。因为美国在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都征服了全球，成了全球学习与模仿的对象。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是一个最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弊病与危机当然以美国为重。20年后的今天，我们就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整个世界蔓延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美国化趋势了。

       为什么美国文明的危机首先体现为大学的危机呢？因为，“对于从各方面运用理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并且以此作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来说，作为理性家园的大学的危机，也许是它们面对的最深刻危机”（页４，前言）。“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页８，序），理性的非工具性运用已经日益得不到辩护。缺乏“非民主阶级”的制衡，又没有大学中的“精神贵族”加以制衡，民主政体将日益失衡，其蔑视精神生活的弊端将导致社会的自大、野蛮与无知，而理性的偏废、工具理性的泛滥则来源于大学并集中体现在大学中。

       为什么大学的危机首先体现为人文学科的危机呢？因为人文学科的问题即知识统一性的问题，但是人文学科现在放弃了维系知识统一性的努力甚至根本缺乏这种意识而甘于自贬身价；人文学科如今已经成了全部经典著作的贮藏室，但是人文学科却只把它们当成木乃伊加以保存。

       为什么人文学科的危机首先体现为哲学的危机呢？因为哲学最充分地体现了人文学科的特性，而按照古代思想，哲学原本和科学（今天讲的科学）并无区分，今天的社会科学只不过是它的子学科而已；但是今天，哲学已经放弃了其特权而向民主屈服了，自甘堕落了，甚至连发号施令的意愿都没有了。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美国精神的封闭首先体现为大学的封闭、美国心智的蔽塞首先体现为大学的蔽塞。而大学的封闭与蔽塞首先体现为教育者的封闭与蔽塞！也正由于此，布鲁姆在此书中猛力攻击美国学者尤其是人文社科学者，对家庭精神生活的式微感到痛心，对于父母缺乏自信、愚蠢地相信进步主义而自愿放弃了教育的欲望与责任感到愤慨。当然，布鲁姆也批评被教育者，批评美国学生“已经丧失了读书的习惯与兴趣”（页１８），幼稚地以为“没有英雄崇拜是成熟的标志”（页２２），“不知道什么是恶，怀疑恶的存在”（页２３），总之缺乏教养甚至不知道真正的教养为何物。

美国精神日益走向封闭，这就是美国文明的危机。布鲁姆强调，有两种开放：当今美国所谓的开放是毫无限制的开放，是建立在相对主义基础上的开放，是一种假开放、冷漠的开放；真正的开放是与求知欲为伴的，因此也是与对无知的觉悟为伴的，这种开放鼓励我们探索知识和确定性，建立在承认认识善恶的可能性这一基础上。

       那么危机的出路在哪里呢？答案曰：通识教育。在布鲁姆那里也是在施特劳斯那里，通识教育的核心在于以作者希望的方式阅读典籍或者说“伟大的书”，这些书能够使人走向开放，让人认识到此时此地并非一切，除了此时此地的生活方式以外还有别的生活方式，认识到对于我们面临的永恒问题，除了时下流行的答案以外还有另一些答案或许更值得考虑。简言之，通识教育可以大大地拓展我们对于人类生活的可能性的估量，不仅使我们对外界更加开放，而且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灵魂、以一种更加严肃的态度审视生活与自我。

在此，我还想指出，施特劳斯在《思索马基雅维里》一书中对马基雅维里的评价完全适用于他伟大的学生布鲁姆——“思想的勇敢无畏，目光的深邃广阔，语言的优美雅致”。实际上，本书和《君主论》一样，敢于针砭时弊，逆潮流而动。借用施特劳斯的另一弟子、美国政治学家卡恩斯·洛德的《新君主论——全球化时代的领导力》中的术语说，布鲁姆在这个日益“女性化”的世界中展现了何谓“男子气概”。

本书和《君主论》一样充满了战斗性，全力弘扬通识教育，反对大学教育的技术化、专业化与职业化，捍卫了大学在民主中的独特性、捍卫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正当性、捍卫了伟大之书的永恒性。 正如布鲁姆所言，“对智慧的爱存活下来，其部分原因是他个人（苏格拉底）的楷模作用” （页３３１）。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历史感的话，我们会意识到布鲁姆就是当代的苏拉格底，而《美国精神的封闭》正是当代版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布鲁姆以自己的生命证明了在现代民主社会哲学生活或者说“沉思生活”仍然是可能的。

最后，我必须对本书的翻译者与校对者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努力，很多人阅读此书的快感不知道要推迟多久。虽然译品并非完美无缺，但是在当代译作中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