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小林宽澄在自家巷口。

 

　　小林先生的老家在群马县，距离东京300多公里。因为祖上传下来一座寺庙，小林的爸爸是和尚，小林也就成了和尚。

 

　　1939年6月，小林接到参军命令。次年1月，小林随华北派遣军第十二军畈田部队在青岛登陆。

 

　　随后，小林被编入“小林中队”，前往淄博参加新兵训练。“那时新兵训练的一个传统做法，就是打人。我当时戴眼镜，班长说我一定是个有文化的人，一定很傲慢，所以必须第一个挨打。于是，班长脱下皮鞋抽我的脸，我当场流血，但是不能叫，只能咬紧牙关。”小林先生说完这一段话，还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过去这么多年，那一幕，他也许终身难忘。

 

　　小林清楚记得自己被俘的那一天，1941年6月7日，当时他驻扎在山东省牟平县。“我当时是机枪手，扛着一挺很重的机枪。快赶到山岗时，我们发现中了埋伏，八路军冲下山来。大家打了一阵子，就开始撤。”小林背着机枪跑不快，于是和另一个日本兵与大部队岔开了，他们往山的背后跑，结果遇到了一队八路军。“那些八路军都会说一句日语：放下武器，八路军不杀俘虏。但是我们是帝国军人，不能放下武器，因为武器是军人的生命。”小林先生说，“我被抬到了八路军胶东支队的一个司令部。我以为他们会杀我，但是，他们给我上药，然后关在一个小房间，我就这样成了八路军的俘虏。”

 

 

 

　　小林伤好些的时候，八路军给他送去了一本书，叫《论社会主义》。过几天，又给他换了一本《论唯物论》。“虽然我很顽固，但是中国同志还是很尊重我，态度很友好。”小林说。

 

　　这样对峙了1个多月，小林的伤也好了。有一天，八路军胶东大队特工科长姜昆对小林说：“能否帮帮我的工作?”姜昆曾经留学东京大学，在日本生活了8年。卢沟桥事变后，他毅然回国参加了抗日战争。

 

　　“姜昆先生人很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有时会跟我聊日本生活的往事。但是他叫我为八路军帮忙，我心里受不了，担心自己会成为一名卖国贼。姜昆没有勉强我，但他讲了许多的道理：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是不人道的战争，应该一起来抵制这场侵略战争。后来我想想，他说的也有道理，于是我就下了决心，帮八路军做事。”就这样，小林加入八路军，并成为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

 

　　抗战结束后，小林留在济南市政府外事处，帮助遣返战俘和日侨。解放战争爆发后，他继续从事反战工作。

 

　　1946年1月，小林先生因工作病倒了。一天晚上，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来看望他，“小林同志，你愿不愿意入党啊?”小林忙问：“我是日本人，可以吗?”舒同说：“你是革命同志，完全可以申请入党，我来给你做入党介绍人。”于是，在舒同的介绍下，山东省委批准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12月，组织上决定让小林先生一家回国。那时候，也刚好是中国政府遣返残留日本人的时期，小林带着妻儿在天津踏上了回国的航程。“我在中国生活工作15年了，真的舍不得离开同志们。离开医院时，大家留着眼泪，我也哭。离开天津港时，我知道同志们在送我，不能握手，不能拥抱，不能行一个军礼，只能默默地相互看一眼。”

 

　　回到日本后，小林先生在中国的真实身份很快被日本政府锁定。但没有逮捕他，而是将他列入了公安的监控名单。

 

　　养家糊口，成为小林先生回到日本后的头等大事。日中贸易协会找到了他，希望他参与日中友好翻译团的工作。第二年，一家航运公司邀请他加盟，就这样一直干到70多岁，小林先生才退休。一天，附近一个岗亭的警察对小林说：“我们监视你已经几十年了，一直把你当成国际间谍，但是发现你没有做过一次出格的事。现在开始，你自由了。”小林这才发现，原来这一个岗亭是用来监视自己的。

 

　　退休后，小林先生担任了日本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会会长。他在日本各地讲演自己在中国的反战经历，呼吁人们珍惜和平，反对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