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教授张浩及美国警方逮捕文件

天津大学6月5日晚间发表声明，全力支持该校在美被捕教师张浩的法律维权行动。

张浩5月16日从中国飞到美国，在洛杉矶入关时被美国警方逮捕，并遭到当地法院以涉嫌经济间谍罪起诉。一同被起诉的还有包括另外两名天大教师在内的5名中国公民。美国司法部网站5月19日公布了这一消息。几乎同时，美国媒体又曝出美军P-8A巡逻机飞越南海岛礁遭中方多次警告的消息。

回顾整起事件的来龙去脉，有助于厘清美国采取行动背后的意图，以及中美关系眼下所处的状态。

公开对华争夺网络主导权

天津大学教授张浩和庞慰曾经在美国国防部下属的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资助下，研究开发薄膜体声波谐振器（FBAR）技术。这一技术主要用于手机、平板电脑和GPS等移动设备，更为关键的是，该技术也被用于一系列军事和国防通讯技术中，因此属于通信网络领域中的核心技术。张浩和庞慰回国后到天津大学任教，并创办了诺思微系统公司，生产FBAR产品。目前几乎所有的4G手机为了有效传递信息，都会使用FBAR。伴随着全球范围内4G手机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FBAR元件非常紧俏。美国司法部的指控认为，两位天津大学教授把属于美国的核心技术泄漏给了中国政府。

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经济间谍法案》中创设的联邦罪名，其目的在于保障商业机密，该法案涉及的间谍信息内容由“国防信息”扩展至“商业信息”。根据东南大学法学院王禄生的分析，2013年1月，美国国会对《经济间谍法案》的条款进行了修订，将个人罚金提高到了500万美金；对组织的罚金修订为“1000万美金”或者“窃取商业机密获益的3倍”。所以如果这次“经济间谍罪”罪名成立，这两位教授最高可以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在国内的公司将最高被判罚1000万美金或者收益的3倍。

不过，这只是美国一家之言，要证明经济间谍罪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能否裁定经济间谍罪最重要的，是美方需要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是基于使外国政府、外国机构或者外国代理人获益的目的。因此，美国执法机构希望通过千方百计的论证，证明天津大学教授是为中国政府窃密，并鼓动美国媒体大肆宣传，企图制造舆论效果，鼓吹中国支持在美国的窃密行为。

毋庸置疑，这次美国诱捕中国教授，醉翁之意不在酒，背后是冲着中国政府而来。这与4月份美国通过的《网络安全保护法案》（奥巴马签署对网络攻击者实施经济制裁的总统行政命令）以及国防部发布的网络战争新战略一脉相承，剑锋指向的都是中美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博弈，其主要目标则是竭力获取单边的网络安全以及保持在网络空间的主导权。

竞争扩展到信息基础设施领域

2014年5月，由于美方以所谓网络窃密为由宣布起诉5名中国军官，导致中美网络工作组对话暂停，直至今日难以重启。2014年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应邀访问美国，提出了“网络空间之大足够容纳中美两国”，但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依然处于低信任层次，竞争大于合作，两国间的网络军备竞赛态势加剧，而文化层面的网络空间话语权争夺也愈演愈烈。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美国在网络空间战略的推进上有几个主要的特征。一方面，一直以中国为主要假想敌，并借炒作中国网络威胁论作为借口，加紧推出新战略。4月初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公司宣称，黑客已经对东南亚国家和印度的政府与企业连续实施了10年的间谍活动，这些黑客很有可能来自中国。很快，美国国防部4月底就发布了网络战争新战略。根据新战略，美国总统或国防部长可以决定让美军开展网络行动用，来扰乱对手与军事相关的网络或基础设施，让美军能够在开展行动的区域保护美国利益。可以认为，这一说法较为巧妙地诠释了美国网络战中的先发制人战略。

5月11日，中俄签署网络安全协议，不到一个礼拜，美国就炒作中国教授窃取美国信息技术核心机密，这一事件也极有可能为美国后续推出的新战略做好舆论铺垫。

另一方面，中美网络空间博弈扩展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领域。众所周知，网络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信息基础设施的范围非常广泛，包含了诸如通信管网无线基站、中继设备、各级机房以及相关配套设施。此次美国司法部门起诉天津大学教授的技术涉及到4G手机的核心技术。

由此可见，美国意图在信息技术及网络空间博弈中抢占先发优势，并且通过打压中国来保持既有优势。美国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另一方面则加紧在网络战领域不断扩军并打造威慑战略。美国计划到2018年使网络战部队数达到133支，人数接近6200人。按照这一既定的发展战略，在今后3-5年中，美国依然可以保持在网络空间的绝对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