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即使在信息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对于普通人而言，仍保持着神秘的面纱，很多人甚至无法分辨盐酸黄连素、硫酸黄连素、复方黄连素和盐酸小檗碱的区别。更何况，每一种药名背后是若干个大大小小的制药厂。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新药”？医生为什么总开一些根本没有听说过且价格昂贵的药？它们真的物有所值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前任主编玛西娅·安吉尔博士在《制药业的真相》一书中，大胆而尖锐地披露了以欧美制药巨头为主导的全球制药业的惊人内幕。
当然，安吉尔揭露的现象是美国式的，但对中国医疗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制药业的真相》
制药业的真相披惊人内幕
美药厂花百亿拉拢医生
主要目标不是公众是医生
2001年，根据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报告，那一年其成员花费了540亿美元的销售费用。什么是“销售费用”？制药公司通过使用不同的术语称呼同一样事物来糊弄我们。一些公司称其为“销售费用”，一些称为“营销费用”，辉瑞公司还加了一个术语“信息费用”，其实它叫销售或是推广或是广告都无所谓了。尽管直接面向顾客的广告铺天盖地，但该行业销售的主要目标却不是公众而是医生。毕竟，医生才是最后开处方的人。2001年，制药公司给医生分发了价值110亿美元的“免费试用品”。这些药物通常都是那些最新最贵的模仿性创新药。制药公司知道，等免费试用品用完了，患者和医生就会上钩。当然，这些药物实际上并不是免费的。这些成本都算到药物的价格里去了。制药公司派出了88000名销售代表到医生的办公室去分发免费试用品，还有许多给医生礼物，同时吹嘘自己的产品。这88000名销售代表的职责是到诊所和医生办公室里推销产品。这个比例大概是每五六个执业医生对应一个销售人员，看你算不算实习生和住院医生了。这些药物推销员和解说员在医药界里无处不在。他们通常都非常年轻、很有魅力、会迎合别人，他们在每所稍具规模的医院里徘徊，寻找机会与医生搭话，送出各种礼物来为他们的工作铺路。一些教学医院已经开始抑制这种风气了，但是还做得远远不够。药物推销员可以参加医药会议，还可能进入手术室和准备室中，有时甚至出现在医生检查病人的诊室或病床边。病人通常会将推销员误当作医生——当推销员对治疗提出建议的时候，这个误会就更深了。例如，《波士顿环球报》报道的Azucena Sanchez-Scott的案例。当做完乳腺癌的化疗之后，她去见她的医生，发现诊室里有另一个男人。医生告诉她这个陌生人正在“观察我的工作”。直到后来她才知道那个人是强生公司分部的药物推销员。她起诉了这家公司，最终当然是庭外和解了。她的经历并不特殊。制药公司每天给医生数百美元，以使他们允许销售员和病人见面，这被称作“实习计划”。先灵葆雅公司的推销员解释说：“这是另一种与医生建立联系的方式，并且能够促进业务发展。”她这样说十分坦率。但不应利用病人达到这个目的。药物推销员在医生的办公室里与医生见面，对制药公司和医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之间是共生共荣的关系。药物推销员在医生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现在怎么说都不夸张。一个普通医生每周都要被几个推销员造访，如果是某方面的专家，那么他一天之内就可能被好几个推销员拜访。推销员不仅与医生交朋友，还会与周围人交朋友，他来了之后一般会亲切地向每一个人问好，有时候还会提供午餐。医生则通过药物推销员来了解最近出了什么新药，以及从哪里获得免费试用品。给医生送礼物通常很慷慨。医生如果想去豪华餐厅用餐，他随时都可以去，在那里，制药公司派来的专家可能会与他交谈。此外，还有其他很昂贵的礼物。《今日美国报》的一篇社论写得十分精彩和准确：“圣诞树，华盛顿红人(Washington Redskins)橄榄球队比赛的免费入场券，顺带有香槟接待酒会，全家到夏威夷度假，大把的钞票，这些礼物可能会使公共官员和政府承建商脑袋里充满‘受贿’的红色警报，但是，很多医生并不这样认为，他们收下了这些令人下巴都要掉下来的礼物。而制药公司之所以这么出血，就是为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上使自己的产品胜出。”2000年，美国医学会为规范这些行为发布了一项指南，制药业2002年开始执行。2002年，美国卫生与公共事务部的总监察长办公室提出了一项警告，给医生赠送巨额礼物可以按照反回扣法来量刑。这些警告对极端行为有所威慑，但是指南的执行是自愿的，甚至警告本身都充满了法律上的漏洞。
制药业承认它们在2001年花费了超过190亿美元的销售费用。下面要讨论的是那些制药公司认为纯粹是教育活动的费用，这部分费用很可能就是销售预算中消失的那350亿美元。该行业应感到庆幸，因为医生教育的需求是巨大的。这是由于大多数情况下医生都被要求在执业生涯中接受后续医药教育，以保持他们的行医资格。这项教育必须由鉴定为合格的机构提供。多数医生通过参加会议和演讲来得到必要的分数——大概一年需要参加100场。医生们涌进医院的礼堂、会议中心学习医药方面的最新发展。一个叫做后续医药教育鉴定委员会的职业组织为那些提供教育服务的机构授权。这些教育机构包括医学院、医院和各种职业团体。2001年，制药公司支付了后续医药教育的60%的费用，这个比例还在不断增大。以前它们直接赞助那些经授权的教育机构，但现在它们通常与私营的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签合约，策划会议、准备演讲材料、联系演讲人。奇怪的是，后续医药教育鉴定委员会批准了100多家这样的新公司提供后续医药教育——不管这些公司受雇于制药公司的营利性组织这个事实。制药公司在医生的“教育”活动上表现得异常慷慨。这种教育通常是双向的。公司向医生提供信息，医生再向公司反馈信息。但钱却是单向的——从制药业流向医生。医生可以以“咨询师”或是“建议者”的身份受邀去豪华餐厅参加晚宴，或去奢侈的地方旅游。医生听完演讲者的发言后，只需谈几句对公司的药物或广告推广活动的看法即可。医生只要来参加，制药公司就会给他们报酬。一个医生告诉《波士顿环球报》：“过去，制药公司把这叫做参加晚宴，现在则叫做咨询。”参加教育的人还可以做演讲，这样变成了制药公司雇佣的骗子。演讲通常只会占用上午的一两个小时，而下午还有很多时间可用来打高尔夫球和滑雪，晚上还会有丰盛的晚餐和娱乐活动。通过将这些活动称为教育、咨询、市场研究或是这几种的综合(但就是不把它叫做销售推广)，公司就不必担心违反回扣法。医生对制药业慷慨赠与他们的福利心存感激，对公司的推销行为也毫无免疫力。制药公司对那些被称为思想领袖的人尤为关注。这些人通常都是著名专家，他们在医学院或教学医院工作，撰写论文并编辑教材，还在医学会议上做演讲——所有这些活动都会极大地影响他们所在领域内药物的使用。制药公司给他们大量的便利条件，邀请他们担任公司的荣誉咨询师和演讲者，为他们到豪华之所参加会议付费，表面上却假装是为了听取这些人的建议。在许多强调药物的医学专业中，基本上找不出一个没接受过制药公司报酬的专家。你其实还在为数不胜数的推广活动买单。你将会向你的医生要求开这种药。例如，葛兰素史克公司和它的合作推广商拜耳公司与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签订合约，共同推广它们的模仿性创新，希望在“勃起功能障碍”这一巨大的市场上与伟哥展开竞争。据说这项交易花费了公司2000万美元的成本。为了不出局，伟哥的制造商辉瑞公司换掉了它原来的形象代言人鲍勃·杜尔，而选用了棒球明星拉菲尔·帕梅洛。辉瑞还在全国赛车联合会的巡回赛上赞助了一辆“伟哥汽车”。当然，最终的成本还是由你来负担，无论你是否使用了这些药物。此外，还有隐形广告。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栏目的莫利·塞弗(Morley Safer)制作了几百个类似新闻广播的短片，实际上都是为制药公司做的促销广告。塞弗受雇于一家营销公司WJMK，为制药公司客户服务，据说制药公司有权编辑和审核这些短片。塞弗做这项工作一天就能获得6位数的报酬。还有一种隐性广告，让名人在接受新闻或娱乐节目的采访中自然地谈起自己的健康问题。例如，劳伦·巴尔考在“今日”节目上与麦特·劳尔交谈时，谈起她的一个朋友因老年性黄斑变性导致失明。她恳切地催促观众去做测试，还提到了诺华公司生产的药物。她没提到的是，诺华公司给她付钱了。这只不过是名人秀的一部分。当然，你也为这部分成本付费。
（来源：《制药业的真相》 玛西娅·安吉尔著，转编自“A级论文发表5k8征稿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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