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的国际地位经历了一个不断下降、触底反弹、逐步上升的过程，它记录了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曲折前进的历史轨迹。抗日战争就是这个历史转变的枢纽，透过它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由衰落到崛起的转折。

　　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在中国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过程中，西方列强总认为中国封闭、落后、高度涣散，中国人愚昧、懦弱、不思进取。抗战开始后中国的优异表现给他们以强烈震撼，大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世界大国的通讯社如塔斯社、路透社、美联社等，主要报纸如《真理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都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抗战做了赞扬性的或肯定性的报道。《真理报》评论说：“毫无疑问，可以说日本法西斯在对中国实行扩张的历史中，这还是第一次遭到中国军队的严重抵抗。”“中国现在充满了过去不敢想象的奋发图强的激情。所有居民都沉浸在这种气氛中。”“任何时候，任何军队，未必能像中国军队那样，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能坚持战斗。”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说：“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不管八路军的政治方针如何，它具有第一流的战斗力。我听过既非中国人也非共产党人的军事专家们谈论这个军队的领导者朱德将军，说他兼有汉尼拔、拿破仑、格兰特和罗伯特·李的优秀品质。”在外国人眼中，原来的“东亚病夫”现在成了能征善战的勇士，原来的一盘散沙现在凝结成了一个坚固的整体，原来愚昧落后的人们现在既聪明又睿智，中国人的精神大变，中国的面貌大变！

　　在外国人的颂扬声中，中国人也站出来理直气壮地驳斥西方人以前对自己的蔑视。1942年4月18日，宋美龄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长文《如是我观》，在列举了中国人在抗战中英勇无比的表现后，要求西方人承认他们以前对中国的看法不正确。她说：“西方人往往以为中国是一个富于美术及哲学风度的民族，必不会表现出斯巴达式的尚武牺牲精神。我们的行动和事实，已证明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投降一事，为今日中国字汇中所没有；成仁取义这句话深深铭刻在我中国每一个国民的心中。”在此期间，宋美龄访美受到高规格接待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一个证明。1942年11月到1943年6月，宋美龄出访美国。罗斯福总统拿出自己的私宅供她居住，亲自接见她，与她共同出席记者招待会，安排她在议会两院演讲。宋美龄访美，一时成了美国媒体关注的热点，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军民用自己英勇抗战的行动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不平等条约得以废除

　　据统计，近代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300个以上，不平等条约像枷锁一样，严重羁绊着中国前进的脚步。中国举国上下强烈要求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一生致力于振兴中华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临终时还在告诫国人：“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抗战前，不论是南北对峙时期的北京政府、广东政府，还是后来建都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都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做过努力。但是，由于力量对比明显处于劣势、国家不统一、不懂得或不愿意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这些努力取得的成果很可怜，不平等条约仍像一张大网一样束缚着中国。

　　随着中国抗战的巨大作用逐渐显现出来，随着英美等国对中国抗战倚重程度的加强，中国开启了挣脱不平等条约的新努力。1940年10月10日，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在“双十节”演讲中说，“盼英美今后以平等为基础与我合作，勿再视中国为穷亲戚。”1941年4月，国民政府令已升任外交部长的郭泰祺途经美国返国时，“向美国政府提请缔结中美平等新约，废除现有条约束缚。”5月26日，郭泰祺向美国国务卿赫尔表达了此意。但此时，美日还没有直接交战，中国对美国的需求远远多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因此，美国对中国的这些呼吁虽然没有明确拒绝，但也没有采取实际步骤。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很短时间内，美英在太平洋及远东的一批战略据点就落入日军之手，美英为扭转败局，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日本，不得不给与其共同战斗的盟友中国进一步松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废约努力再一次提速。1942年4月18日，宋美龄在她发表的《如是我观》一文中，除了歌颂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外，还要求西方国家平等对待中国：“不应当再有谁是优秀谁是低劣的思想存在，应当人人平等，全世界各民族的男男女女大家携手往崇高的理想迈进。”其中暗含的意思是：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平等合作，共同完成消灭法西斯的大业。陈布雷也在1942年10月5日刊出的新闻稿中写道：“我们希望美国能百尺竿头，发挥其一贯对中国友善的精神，做一件转移世界视听，彰明盟国道义权威的大事。美国何妨单独自动地将条约中所包含的不平等条款，就在这时候率先声明放弃，不必等待战后再出以双方谈判的形式。”

　　经过艰苦谈判，1943年1月11日，美国、英国与中国分别签订了新约，结束了中国与这两个西方大国在法理上的不平等地位。随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五国在战时与中国签订了平等新约；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四国在战后与中国缔结了平等新约。收回久已失去的权利确实值得欣喜，国民政府宣布：签订新约，“所有百年不平等条约的文字和精神，从这一天起可以说是根本扫除了。”“中国已获得完全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与维护和平正义之国家齐驱并进。”

参与解决重大国际事务

　　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如何，重要一点是看它参与解决重大国际事务的能力。抗战期间，随着威望和影响力不断增长，中国开始参与解决一些重大国际事务。

　　1942年2月，蒋介石为调解印度国大党与印英当局之间的关系而访问印度。由于国大党的影响，全印度到处都弥漫着反英情绪。日本据此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大肆叫嚣“把英美赶出亚洲”。缓和国大党与印英当局的矛盾，说服国大党参加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意义重大。英国在接到蒋介石将要访印的消息后，至少表面上采取了欢迎态度。虽然蒋介石访印的目的最终没有完全实现，但显示了中国参与重大国际事务的意识。

　　中国积极支持朝鲜独立。朝鲜半岛在近代一直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蹂躏，迫切要求独立，中国对此寄予深切同情。1941年11月9日，中国外长宋子文对记者宣布：协助朝鲜在战后独立是中国的义务。随后，蒋介石批准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中国的对朝政策对美国影响很大。开罗会议上，在中国提议下，朝鲜独立问题被列入会议议程。《开罗宣言》郑重宣告：“我三大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罗斯福还围绕成立远东委员会、对日本皇室处理、日本对华赔款、对日本军事占领等十大问题交换了看法，在不少方面罗斯福赞成蒋介石的意见。可以看出，中国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了相当的话语权。

　　参与创建战后国际秩序

　　中国是联合国主要创始国之一。1943年10月，中、苏、美、英四国共同发表声明，首次提出了建立联合国的设想。1944年，在华盛顿市郊敦巴顿橡树园举行的联合国筹备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许多建议被大会采纳。中国代表团还在调和大国之间矛盾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1945年3月5日，美、英、苏、中四个发起国联合发出了邀请各国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请柬。成为联合国发起国之一，令国人十分激动，《大公报》评论说：“我们八年抗战，牺牲重大，始终不屈，今日获得此地位，当然不是侥幸。”6月26日签署《联合国宪章》时，中国因最先进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而被列为第一签字国，并被允许使用中文签字。在这次会议上，中文被确定为联合国使用的五种语言之一。自此，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确立下来。

　　海外华侨待遇得到改善

　　海外侨民待遇如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抗战期间，中华民族的英勇壮举赢得了世人尊重，使华侨待遇获得改善。1940年菲律宾议会通过新移民法案，规定对外来移民采取一体制度，不再歧视华人。1942年古巴与中国签订友好条约，规定以后华人赴古，可享受与其他外侨平等待遇。美国继1943年1月签订中美新约后，罗斯福总统于1943年10月11日向国会提出咨文，主张废除限制华人法，借以改正“历史性之错误”。众议院、参议院分别于10月21日、11月28日通过本案。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国华侨的待遇也得到改善。（作者：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