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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华:“供给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
点击:  作者:刘金华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编发  发布时间:2016-03-01 10: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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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几天两会就开始。本年伊始,我连续在网上发表文章,提出新改革必须树立习近平思维,论述“供给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主要是给决策者看的,不知道领导人和人大代表中有人看过没有?我想,党和国家领导人应当了解民情,人民代表要反映民意,不然,如何为人民服务?代表什么?这里,我提请人大要讨论一下,对人民代表法落实情况进行检查,促人大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切实代表人民参与行使国家权力。

 

  党中央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决策,无疑是对的,是紧迫的任务。但称之为“供给侧改革”,甚至有人提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应以‘里根经济学’为模板”,我认为两会须要对此慎重考虑,这本是经常进行的生产的结构性调整,就如“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是对中国经济现在面临问题的一种应对,是他国曾经用过的多种经济手段中的一种,如提升为“经济改革,会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摁下葫芦起了瓢”。现在许多人认识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有利有弊,会使GDP下降,工人“下岗”,产生金融问题,这些,人大应当在审查政府工作报告时,要请总理说明对策。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做过的事情,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创新经济即知识经济形式,把低端生产的生产力和产品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世界经济机构中的“头脑国家”和“四肢国家”。实践表明,它能使“头脑国家”提高效率,但不一定能稳定经济增长。这是变相地如马克思指出的,使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和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代之以新的生产力和高质量产品。虽然是无疑发展了生产力,但是,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率递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现在已经束缚了生产力发展。

 

  凡学过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也知道资本利润率递减规律。《资本论》阐明,“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所以,发展生产力,可以增加财富,但由于社会总劳动量的自然界限,并不能使资本更多增殖,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是靠资本积累,这样就一方面表现为资本利润率递减,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生产利润的空间越来越小,投入实体经济发展生产的资本也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转入虚拟经济,在金融市场上投机博弈。所以,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它的最高阶段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促进生产力发展转变为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必须从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到以创造财富即为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物质基础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阐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新改革必须树立“习近平思维”,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新的改革,需要从“资本的组织经济学”转到“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否则,我断言:如果不从生产关系方面考虑,还是着眼于资本的增殖,“供给侧改革”不可能根本解决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会加剧两极分化,产生更深层次的矛盾。

 

  最近,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中国经济50论坛2016年会上的讲话就表现出这个问题。他说,下一步应调整劳动合同法,提出工资过快增长会降低投资意愿,去年他在清华大学的演讲首先讲的就是这个观点现在中国的不少官员在学美国官员,随便发表不同于国家已有规定的言论。2010年7月15日我在《王长江观点完全是非党的》文中提出:“这里我顺便提出,1、作为党和国家工作者,不宜公开发表与其职务要求相抵触的言论:2作者署名,凡个人观点,不要挂职务头衔,以免混淆,迷惑大众视听。”现在,我要郑重提出这个问题,党和政府对官员们公开讲话要立规矩,官员没有公开评论国家政策的自由。就事论事,且不说中国劳动力价格低,既然财政部长主张通过降低劳动力价格获得较高的绝对剩余价值,企业何须费钱费力又冒险搞创新,通过技术更新降低劳动力和原材料消耗?这位财政部长同茅于轼、厉以宁一样,主张牺牲大多数劳动者让少数资本家更富,如此即使到了2020年人均收入能翻翻,但是更严重的两极分化又有和意义?在劳动力价格不增加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收入也不会增加,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所以,我请人大要慎重考虑楼继伟部长这个主张的利害。

 

  习近平主席在提出“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后,最近又相继提出“党校姓党”和“党媒姓党”。前者讲的指导思想,后者讲的组织性质,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发展中国的根本。

 

  前些年,“不问姓社姓资”把中国搞乱了,模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模糊了执政党姓共,张维迎公开宣扬“腐败是一个次优选择”,诱骗许多党员和领导干部贪污腐化,为资本家着想,或者就直接跑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公开主张卖光分光国有企业发展“民营经济”!这个方向不扭转,社会主义中国的崩溃就是难以避免的事。

 

  今年的文章谈新改革、“供给侧改革”,都是务虚,分析了小资产阶级的、现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和中国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反反复复讲新改革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我很高兴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两次提出“姓党”,从组织上保障“新改革”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至于解决问题,我想在确立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前提后,政府能够通过调查,具体分析,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实际相结合

 

  2008年1月25日,我在人民网、新华网、中新网和《乌有之乡》等网站上发表《辩证地对待危机》,做了美国已经进入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会进入调整期两个判断,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以后,相继发表百来篇文章论述经济问题,并集中地在2010年发表《关于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思考》14篇,、2013年发表《曹刿论战》27篇,去年发表《“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12篇。这里,我仅扼要重复我的观点和意见。

 

  我们要从总的方面认清资本主义经济进入衰退期,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由此决定我们的经济方针和政策。

 

  《辩证地对待危机》认为,“一国主导世界经济的情况将不复存在,以一国货币为基准货币的情况也须改革。领导人要有所考虑”,提出要用好用活外汇:“中国应当利用这种影响力……我们可以不落井下石,但中国不是救世主,现在也当不了救世主,为缓解美国金融危机作出的牺牲,有权要求得到美国相应的其他方面的补偿,市场经济要求等价交换。”我在2010年10月12日的《我对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思考(续八)》提出:“世界不是要求中国做‘负责任大国’吗?那我们就负起责任,这责任就是联合‘金砖四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阻止美国掀起货币战争。如果这些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国际银行,就可以阻止美国掀起货币战争,摆脱美元霸权,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我们不当救世主,但是完全可以平等互利地同所有国家合作发展双方经济。对于美国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资金可以换它们的技术,互通有无,等价交换;对于第三世界的穷兄穷弟们,我们可以出资金出技术,互通有无,重在帮助它们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理念是‘无利不起早’,太主动地硬要向别人的口袋里塞钱,人家会以为你有所图。所以,还是按市场经济规则,讲互利互惠好,可以减少猜忌。我们的帮助可以不附政治条件,但是也不能无条件,不能不保证我们的钱的安全。用价值2..5万亿人民币的外汇购买两房债券,是个严重教训。” 我赞成“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策略,认为无论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都是需要的。社会主义中国应当建立马克思讲的“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新秩序。

 

  经济调整不在于速度的调整,更在于经济质的调整。中国经济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实质和现代化。

 

  古人云“后退一步自然宽”,又云“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几年来,我一再提出“GDP增率5%又如何”,“要准备过紧日子”。当年温家宝总理动用“4万亿保8”时,我就作《请问4万亿资金的使用》文指出:“这是吃老本……如果吃了老本能够强壮体魄,当然也好,问题是,如果长了一身赘肉,使国家以后负重难行,生出心脑血管病和糖尿病等病痛来,这是危险的。”事实已经证明这样不行,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并没有稳住经济下滑,反而造成产能过剩,对方债务出现危机,弄得今天需要去产能。请考虑,今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又要保6.5%的GDP增长率,是不是有矛盾,四面出击,把大家搞得很紧张,会不会两头皆失?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既然世界经济下行趋势大,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为什么我们不顺势而为,不多看一看,而硬要顶着用尽力气“保八”“保七”,被动地节节后退?要高瞻远瞩,另辟蹊径。按GDP增率5%布局(这不仅是稳增长,而且绝对增长值不低),留有较大的机动空间和财力物力,集中力量抓主要矛盾。

 

  我在《辩证地对待危机》文中,提出“顺势而为,把生产力的发展重心转向高科技和新农村事业,蓄势更发。那些关闭的企业和失去工作的工人,可以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生产力,不可浪费。”我提出了工业经济和农村经济的设想是:

 

  “应当从中国现实存在的先进的现代化生产、机械半机械生产和手工生产的多层次的社会生产力结构出发,因势利导,优化组合,改造提高,形成分工合作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前导、大企业为龙头、中型企业为骨干,组织带动众多小企业协调发展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层次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社会主义企业的优势,是全国性的协作生产,不是彼此在市场上竞争。在今天私人企业三分天下有其二的中国混合经济结构中,有切实实行宪法第七条规定的“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依法反对“国退民进”,国营企业本身要形成体系,组成国家队,才能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八亿农村人口的中国,不是现实的解决矛盾的办法……一方面发展精细农业,治山、治水、治荒漠。这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农民最能干的事业,只要很少的生产资料,就能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开拓资源,美化环境,拓展人类生存空间,提高人类生存条件。这不同于原来的第一产业,而是新的社会生态产业,不仅生产物质财富,而且生产美的人类生活环境。人类不能再掠夺自然界了,还应该给予大自然,保障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一方面结合当地资源,组织农民办工业,经营商业……建设亦农亦工亦商的工农商学一体化的新农村。”我在2006年作文《中国的未来发展看农村的变化》。道理很清楚,继续保存自然经济状态的小农生产,怎么谈中国经济现代化?

 

  就写到这里。两会开后,新改革、“十三五规划”定了,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所以,我呐喊新改革必须树立“习近平思维”,强调共产党的党性,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思考。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中国治国根本

 

  (来源:作者来稿,昆仑策研究院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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