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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依旧在-中共中央调查部碎片
点击:  作者:非著名问天    来源:360doc个人图书馆  发布时间:2017-11-10 11:05:28

 

       中国共产党中央调查部,一个编制已经不存在的中央部门。也是让各国情报部门,情报史专家们难以琢磨,又无比感兴趣的一个中国神秘部门。甚至于对相当多的中国人而言,它也是一个陌生的单位,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或者说曾经存在过这样的中央机构。

有些好事的文字说其上世纪40年代末中共在筹备执政时就已经组建,这是个错误认识。而且它的前身也并非和原来的中央社会工作部没有一点关联,它的主要负责人和部门主管很多都来自原中社部;从承袭的角度来说,主要还是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联络部等。当然,新中国所有的情报、侦查、反谍部门的母体无一例外来自1927年成立的中央特务工作委员会(下属最赫赫有名的便是至今在江湖上仍有传说的‘中央特科’)。以及延安时期的‘七里铺’等几个培训班出来的骨干。

过渡期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社会工作部因适应形势需要而撤销。而中调部则成立于195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以后有6年时间,由于国内局部战争还在继续,加上肃匪,肃特,大量的情报、侦查,反谍事务与军事相连。加之中共奋斗二十多年,都是以军事斗争为主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思维。因此无论是军事情报部门还是政府的情报部门,都由部队系统来执掌,即中央军委联络部。这段时期依然由中共秘密战线的创始人政务院(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直接负责。从他开始创办中共秘密战线伊始就坚持在所有形式的情报(人力情报、技术情报、战术情报、战略情报、经济情报)工作中投入较大资源。他认为,只要阶级斗争存在一天,情报工作和安全工作就十分重要。在195041日,在新中国匪患严重、国际环境封锁,东南一隅尚在蒋介石军队控制之下的斗争环境下,周恩来再度告知:“要战胜敌人,非有情报工作不可。”

在周恩来杰出的领导和指挥下,建国后6年里中国的情报机构经历了很大变化,而这种变化都及时针对了当时复杂多变的环境。当然,这不是尽善尽美的。上个世纪70年代,英国一位著名记者兼学者分析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所带来的重大影响时认为,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迫使共产党加速建设中国的秘密情报队伍。通常情况下需要10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被压缩到23年里匆匆完成,所以,在组织方面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错误”。同样,由于中共和前共产国际,和前苏共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更由于在中共执政后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前苏联情报机构也在新中国的情报机构如何组建方面可能也起了作用。根据解密后的前苏联档案,以及俄罗斯情报史专家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瓦西里·米特罗钦所说,二战结束后冷战开始的几年里,前苏联的对外情报机构处于“混乱”状态。当时正是情报委员会时期,情报委员会曾试图把苏联国家安全部外国情报局和苏联军事情报局(格鲁乌)合并,但最后因为内部权力争斗,最终失败,1952年,情报委员会领导人阿巴库莫夫在政治斗争中失势,情报委员会随之解散。而来中国帮助的来自莫斯科情报委员会的苏联顾问们(名义上归苏联大使馆节制,实际上直属莫斯科)积极参与帮助中国建立情报机构,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混乱的指示和建议。可以分析,这段时间内他们给中国提出的工作建议现在看来可能也是“朝三暮四”的。

前苏联情报机构总部卢比扬卡广场

1949年,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期间,周恩来于78日和9日主持了中共中央汇报会议,商讨情报、公安两个部门的组建等问题。711日,周恩来同意中共华北局提出的建议,将华北局社会部并入中央社会部。后来的结果表明,这是撤销当时已有的最高机构的开始,因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89日在给各解放区中央局及分局的电报中指出:“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设我们的保卫与情报工作,决定取消中央社会部,另成立情报、公安两部(中央政府成立时,为政府的情报、公安两部)。”这项计划只实施了一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成立后,中央社会部的保卫工作确实移交了,但列入计划的情报部却没有成立,建国一年后成立了总情报部。

19491011日,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在政府的职务是外交部副部长。此前,他一直是中共情报系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49年后,中央军委在各地成立了“开展国际情报工作的专门机构”。李克农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担任李克农助手的是罗青长。1955年中调部成立后,罗青长担任秘书长,1983年从中调部最后一任部长位置上退休。他与周恩关系相当密切,曾是周恩来去世前见的最后一人,据说对他耳语了遗言,但至今人们无法知道是什么,也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在1954年兼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情报工作。

现有的资料中无法提供19491950年冬天这段机构调整期,后来的调查部和此时军委的情报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历史研究者可以根据现有资料确定军委情报部何时成立,谁是领导人,但对于调查部,现有资料都语焉不详。可窥的是官方有关罗青长职务履历表,有一个时期,罗青长同时担任军委的情报部一局局长和联络部一局局长,这两个单位可能是两块牌子一批人马,或者说联署办公的。1950年底担任联络部高层领导职务的人员中有后来任中调部主要领导的邹大鹏、马次青和冯铉。

罗青长

1950年是中国高层情报官员继往开来的一年。李克农曾撰写中共情报活动的(不公开的)官方历史,这样做的目的是“促进新中国情报工作的政治和业务发展”。而其同事则对中央社会部的政策和业务构架进行评审,使之适应新环境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向国外派遣情报人员是需要解决的众多敏感问题中的一个。它已经不单纯是由一个革命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派遣,从事实和法理上是由中国政府派遣。19504月召开的情报工作会议对国家最初的一些情报政策达成了一致意见。会前,在1月底召开的第4次东北公安工作会议上,对于大力开展境外情报工作指出:“必须建立反奸情报派遣工作。因此东北公安部、辽东、辽西省厅、沈阳、旅大公安局,应物色具有派遣条件的我之干部或可靠关系,以及个别向我秘密自首并能掌握而有适于派遣的党特分子,加以秘密训练,派遣出去。其工作任务:主要是以设法打入蒋、美、英、朝、日本特务机关内部,侦察其敌特活动情况、阴谋计划和向我区派遣人员的线索等情报。但这种派遣,必须精干隐蔽,长期打算,单线领导,不要滥竽充数,不准发展关系。但对其中利用分子,应时刻警惕,防范敌人的反间阴谋。”

建国初期情报工作(特别是国外情报工作)的总体政策

195041日,周恩来指出,情报工作要从单纯的军事情报向军事和政治情报转变,还需要增加经济情报,科技情报还没有搞,要开辟国外的情报工作。情报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输出革命,完全是为了主动防御。10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与副部长罗奇清和政保局局长陈龙谈话时指出:“中国进行国外情报工作的原则和帝国主义分子不同,我们的目的是了解敌人针对我方的阴谋。我们的目的是防御,是积极防御。只有了解对方,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后,周恩来等人设想的情报工作就总体而言仍处于初始阶段。1950111日,中共中央在一份电报中指出:“各地情报部门业务干部量少质差,主动不够,尚影响工作开展。”李克农要求在多方面做出改进。这些最终促成了1955年中调部的成立。

19501210日,军事情报、技术情报和政治情报正式划归新设立的机构,总情报部负责,由李克农任部长,直属中共中央而不是由总参谋部管辖。这种组织形式有助于横向协调,但对于提高获得情报的能力帮助不大。仅仅到了1953129日,总情报部撤销,李克农兼任了总参副总参谋长,并继续分管联络部的工作。他一直患心脏病,此时病情加重,35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离岗治疗。由于1954年中共中央对各直属机关的“预算外资金”进行规范管理,这年春,谁给联络部提供经费出现了争论,最后这个问题通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部长邓典桃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磋商得以解决。1954年秋,机构改革的时机成熟了。

中调部成立

2001年,《杨尚昆日记》出版之前,国外情报机构及境内外学术界对于中调部成立的确切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对于它的成立时间和成立经过,汉学家和情报史专家们只能猜测。杨尚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4年中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有了他日记中提供的信息,终于可以勾勒出一个大概的时间轮廓。

1955223日,联络部的罗青长、邹大鹏和马次青拜访杨尚昆,毛诚陪同前往,商谈联络部的“归宿”问题,他们表示愿意回到党的系统中来,称这是“群众的一种情绪”。28日,杨尚昆找到李克农,和他谈联络部(在日记中称之为“政情部”)归属单位的问题。李克农的意见是放在党的组织内为好,可成立一个部,名称可以叫做调查研究部。周恩来倾向于让李克农兼任这个新部的负责人,以便统一管理,并且要经书记处讨论后再决定。34日,在周恩来的办公室举行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有周恩来、杨尚昆、粟裕、李克农、罗青长等。会议决定把联络部中的军事情报单位划归中央军委,在党内成立一个调查部,仍由李克农兼任部长,由周恩来当晚提交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晚上8点在刘少奇的办公室召开了书记处会议,讨论持续到35日凌晨130分,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周恩来起草的文件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什么时候批准这份文件现在还不得而知。

现在有三个时间节点。

195548日,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中央和主席已批准成立中央调查部”。

一份资料中称:“19556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把原属总参谋部的联络部归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起名为‘中央调查部’。

李克农的儿子称:19557月,总参联络部调整为中共中央调查部,由我父亲兼任部长。”

中调部的日常工作由李克农与杨尚昆联系,重大事情则要请示邓小平。《杨尚昆日记》中19561958年的记录不太完整,从1959年开始,《杨尚昆日记》中记载了杨尚昆和孔原频繁定期会面的记载。196211月,即李克农去世9个月后,孔原正式接任中调部部长。

关于中调部组织结构的情况今天依旧所知甚少,只是含糊的知道有一个秘书处,下属几个局。从新华社发布的肖赤的讣告中我们知道中调部曾经有一个管理局,肖赤曾经担任局长。除了数量不明的局之外,中调部还有一个对台办公室,这一点在杨荫东的简介中有所透露。1955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对台工作组和对台办公室,“对台办设在中央调查部,主任由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兼,杨荫东负责具体工作。”

中调部在一些省和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常设或非常设机构。例如,19558月,中共广东省和云南省委员会根据中央的决定分别建立了调查部,它既隶属于省委又隶属于中调部。广东省调查部“文革”期间及以后一直存在。中共云南省委调查部负责对外调查,但于19576月被撤销。中共上海市委调查部19556月成立。山东省调查部197812月成立,当时它的编制是48名干部,由4个处室组成。只有河南省从来没有成立过调查部。

中调部的情报直接呈送给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军队的决策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曾提到毛泽东阅读中调部1965730日编印的第872号《调查通报》,即关于一位台湾人士谈李宗仁回国的问题。决策者有时也会有选择地把一些情报扩大阅读范围,不过仍限于高层。1958114日美国议会选举刚刚结束(这次选举中,共和党失去很多席位),毛泽东便批示把中调部对美国议会选举及其结果的分析在八届六中全会印发。这次全会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16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毛泽东给中调部的分析加了一个标题《美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他还加了个人评语,称这个分析“很有意思”。

中调部的工作,与新华社的关系

中调部总体框架建立之后,其日常活动和政策必须十分慎重。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这样的工作很不好搞,必须仔细、仔细又仔细,而且注意经常提请中央决定。”许多重要事项是在195512月由中调部主持召开的第二次政治情报工作会议上决定或同意的,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为会议题了词。毛泽东126日的题词是:“实事求是,努力工作”。刘少奇128日的题词是:“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争取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更大胜利,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24日,周恩来接见与会代表并发表讲话,赞扬他们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进而强调:“这样一条路线的重要环节就是怎样争取国际和平。争取和平,越持久越好。我们要利用这个和平时间,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更富强。”后来也召开过同样的会议。如195923月,中调部召开了全国情报工作会议,226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接见了调查部工作会议的外国工作同志。

保密是中调部最为关心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内部出版的《国家机关党派团体负责人名单汇编》中,既没有提到中调部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其主要领导人。其他信息则非常丰富,列出了中央和省一级政府机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等的名称和主要领导。在党的内部交流材料中,如果材料的阅读者超出了“知密范围”但又必须提到中调部时,则使用暗语。1965927日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一份文件中,其他党委使用的是明确的名称,而中调部则代之以“在西苑的机关党委”。西苑是指中调部所在地北京海淀区西苑100号。

中调部的保密工作从总体上看是成功的。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罗纳德·W·克莱恩和安妮·B·克拉克编,该词典主要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公开信息资料为基础编成)中,认为李克农和邹大鹏是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孔原被说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重要的外贸专家之一”。

在香港,中调部驻港人员有时会在中国大型贸易公司名义上担任一些职务。鉴于其工作性质是“调查”,他们用得最多的掩护身份可能是记者。用记者身份作为掩护在中调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就已经存在,成立于194812月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在它的章程中已经认可了这种做法。吴冷西有过这样的话,“在许多其他分社,新华社记者均接受调查部及使馆调查组指定的一定任务。几年来,这方面的工作是必要的,有成绩的,应当加以总结。一方面新华社记者如果充分运用职业上的便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协助调查部的工作,因为记者有很大可能通过自己的活动取得有价值的情报,这和调查部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记者不同于秘密情报人员,他的活动基本上是采取公开的、合法的形式。在给予情报任务时,应当充分利用记者活动的这一特点,而不宜把他当作秘密情报人员使用。记者必须和专业调查人员在方式方法上区别开来。某些工作方式,例如出面联系对象等,由记者出面就不合适,因如一旦泄露不仅不能立足,而且势将给新华社的国际影响带来损失”。如果发现新华社记者从事“与他们身份不符的活动”,外国政府或殖民地政府会用各种方式予以报复。在香港,因为新华社的特殊地位,这种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比如,公安部在1960年披露的一份内部材料中就提到港英当局“今年以来,因怀疑是我地下工作人员逮捕了4个人。目前被侦察监视的有87人,其中包括梁威林、祁峰等同志和费彝民等人”。1963年,新华社驻布拉格办事处(这是新华社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驻外机构,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早一年)被捷克当局勒令关闭,因为“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

一位英国作家把新华社的情报活动描述为是“谨慎的,常常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而且总是低调”,他甚至援引伦敦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话称:“中国在英国没有任何情报网络。” 新华社驻伦敦记者站正式建于19567月,驻开罗记者站建于195612月,驻巴黎记者站建于19577月(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设记者站)。在日本,新华社的记者站直到19649月才建立。有人可能认为,中调部和新华社之间十分密切,为了避免这种误解,吴冷西曾建议在新华社与中调部之间建立某种管理机制,他指出:“中央调查部过去在记者中的工作部署和经验我们均不详知,建议中央调查部考虑总结这一方面的工作,就如何运用记者的便利条件充实调查工作得出有益的经验,同时就记者工作中哪些调查方式是不宜运用的作出规定,这对于记者今后加强和提高这方面的工作,同时避免可能遭到的损失,是有必要的。”

1961年秋,杨尚昆在与孔原等研究后决定再召开一次全国情报工作会议,与会人员来自中调部、公安部、外交部、解放军军事情报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和华侨事务委员会等。1020日,杨尚昆和一些与会代表商讨了如何整顿情报工作的问题和各系统的分工、合作问题。

中调部和外交部之间关系的相当模糊。尽管周恩来和李克农很长一段时间内担任着外交部部长、副部长。并且,在周恩来去世前,一直直接执掌着中国外交。上世纪70年代,外国研究者对中国和苏联的情报机构进行比较之后做出的估计是:“中国谨慎得多”,“只安排大使馆少数主要官员进行这项工作,而且不是在每个国家首都都开展”。

中调部的演变,结束

中调部的预算是高度保密的,但它受到中国总体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点则不是秘密。“大跃进”时期,中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财政和贸易办公室1962325日建议,作为挽救措施之一,国家开支将减少31亿元。中调部的工作因此受到直接影响。4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中调部、国家科委和中共中央联络部紧急会议,“谈压缩非贸易外汇问题”。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大家都热烈拥护压缩,“各单位自报压缩数目不小,收获较大。”

1964年,中国经济明显开始好转,在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方面提出了多项工作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这些建议许多都源于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宣部1963年底撰写的一份报告,即呼吁积极开展研究外国的工作。毛泽东在文件的批语开头一句是:“这个文件很好”(他还专门提出中国要多研究世界主要宗教)。

其中一项直接影响中调部的建议是改善和扩大语言培训计划。在海外从事情报工作毫无疑问需要懂外语,而且对情报进行分析也要懂外语。1955年建立之初,中调部就接手了一所学校。该校的前身是外交知识和外交事务培训班,这个班是李克农根据周恩来和他的助手阎宝航的要求,19491950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驻外大使和高级外交官开办的。第一批学员大多任职于外交部,有些人后来担任了中调部的领导。20世纪50年代,这所学校名为“外事干部学校”,1961年更名为“外交学院分院”,并第一次扩大规模。1964年春,中共中央宣布,未来几年急需大量懂外语的干部,“以便利用世界先进科技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提高情报人员的质量和数量,因此,中调部再次扩大规模,“把现有的干部学校改为一所外语学院”的建议也得到批准。1965年,国际关系学院成立。

中调部部长孔原是参加1966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候补委员之一。这次极其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台了所谓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揪出文件所称的“混进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1966年夏,中调部内首先是从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和员工在学校管理及政治问题上产生了派系分歧。当分歧可能影响到中调部的工作时,邓小平和李富春前往学院视察,很快平息了纷争。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不久,邓小平被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受到批判,中调部的管理权交给了康生。康生接手之后,中调部的日常工作表面上仍然一如往常,但在1966126日的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周恩来对一些部门提出了批评意见,并特别指出中调部“搞神秘的东西”。周恩来要求,根据“文革”的整体部署,中调部的领导要和其他党政军部门一样接受从下到上的调查。19673月,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宣布对中调部实行军管。后来的两年,中调部由解放军和部里的“造反派”共同管理。

196911月,中调部成为总参谋部情报部的一部分。孔原和其他领导有的坐牢,有的在“五七干校”劳动,中调部与总参情报部合并,罗青长又成为副部长之一。中调部和总参情报部合并了多长时间?无从可考了。197333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把1969年归属到总参的一些政府部门重新划归国务院管辖。这些部门包括测绘、气象、电信等。尽管没有明确的文件说明中调部何时恢复原先的隶属关系,但省一级的调查部在1973年夏或者恢复,或者重新更名为调查部。2000年,熊向晖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从197310月到19824月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罗青长的简历中写到,“1973年至1983年任中共中央调查部负责人、部长”。可见中调部恢复作为中共中央的一个独立机构的时间可能是在1973年春天到秋天期间。

1978年以后,中调部各项工作逐步恢复到以往水准。

19791月至19814月,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冯基平任中调部副部长。他主要精力投入了对“四人帮”的公审准备。

1980年,中调部参与了调查康生的活动。

198371日,有28年历史的中调部撤销,正式并入国家安全部。

责任编辑: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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