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1964-1970：毛主席这6年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有怎样的突破？

点击：  作者：李克勤    来源：济学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3-12-04 10:25:08

 

李克勤（jixuie）题记：毛泽东文化里有这样的说法“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当这个说法变成做法的时候，显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就不仅仅是量变（渐变），而是质变（突变），质变意味着道器变通之变的阶段性完成。狠抓革命，更多体现的是道层面的东西，需要深悟，才能想得通；而猛促生产，更多系器层面看得见的东西，总不能视而不见吧？

 

 

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下水时的场景

 

从1964年10月16日首颗原子弹爆炸，1966年10月27日首颗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到1970年4月24日首颗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两弹一星工程”圆满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再到1970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这一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下水，这不仅标志着我国国防工业现代化水平不再落后，而且可以从整体上对中国工业化程度作出判断——完全可以说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这是工业化质变的标志，是实实在在的道器变通之变——突破性变化的完成。

 

01

—

 

 

长征一号核潜艇没有任何进口东西

 

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当杨振宁从邓稼先那里得到确切消息，我国的原子弹研制完全是自力更生的结果，不存在外国因素的时候，他激动地流下热泪。

 

自近代以来，中国人忍受的屈辱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多么需要在器层面，看到能够让我们在道层面的精神上得以扬眉吐气的东西啊！

 

原子弹，就是这样的东西。

 

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谈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时指出：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这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模型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这是真理。

 

有了原子弹之后，外国人嘲笑我们有弹无枪。这个枪指的是发射核武器的导弹。

 

1966年10月27日，正好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三年，我们的导弹就载着原子弹发射成功了。

 

再进一步发展，就是要有载着核导弹的的核潜艇了。

 

核潜艇，是现代战争的杀手锏——无与伦比的的隐蔽性，配上对敌一剑封喉的杀伤力，可谓名副其实的的国之重器。

 

毛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那可不是随便说的。

 

毛主席这个说法可以从战略和战术上来理解。

 

从战略上来说，要有雄心壮志，要有点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克服重重困难，最终一定能实现目标。这一点，道层面的精神是第一位的，道层面的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是给予矛盾普遍性做出的判断，是由器而道的过程。

 

从战术层面说，要对困难给予足够重视，充分估计到问题的复杂性，不能搞不切实际急于求成那一套，这是科学态度，这是从矛盾特殊作出的判断，是由道而器的过程。

 

这两个过程在核潜艇研制过程中是交织存在的。

 

毛主席一系列想法说法做法，在哲学方法论上，让广大研制者有了主心骨，他们中间出了我们知道的彭士禄、黄旭华这样的总设计师以外，还有被毛主席成为最会打仗的粟裕大将也参与了其中的组织工作。

 

有深悟毛主席之道的这一批觉悟高，能力强的高级指挥员、设计师，加上大批有着共产党员身份——工人阶级先锋队成员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那么，通过“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质保量完成核潜艇研制任务，那只是个时间问题。

 

 

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左二），副总设计师赵仁恺（左一）、黄纬禄（右二）、黄旭华（右一）

 

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是农运大王澎湃烈士的儿子，他有这样的说法——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们一定要搞，一定要自己搞！一万年也得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一万年太久了，只争朝夕！

 

 

“长征一号”劈波斩浪，航行于大海之中，请务必注意——艇上零部件有4.6万个，需要的材料多达1300多种，没有用国外一颗螺丝钉，中国也成为全球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02

—

 

毛主席1967年两次为核潜艇作指示

 

为加快核潜艇建造进度，1968年4月8日和7月18日，毛主席先后签发针对核潜艇总装厂建设的“六八四八”批示和针对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建设的“七一八”批示。

 

如此密集的批示，实属罕见，确切讲，那应该是指示，当时叫“毛主席最新指示”，那是具无穷力量的。

 

 

毛主席“四八”批示发出后不久，粟裕大将签署一纸调令，王荣生出任核潜艇总体建造厂生产副厂长。后来，这位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担任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现场建造总指挥。

 

大将亲自发调令，可见事关重大。

 

这位王厂长一口武汉话，估计他是来自武昌造船厂的。

 

那个时候，按照毛主席社会主义大协作的制度安排，资源配置达到古今中外少有的优化。

 

如此的优化配置，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所谓“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所无法比拟的。

 

03

—

 

毛主席言必信，行必果：长征一号核潜艇研制过程

 

根据丁锋（原总装备部、刘牧（舰艇研究院）回忆：

 

【1960年，我国开始核潜艇的预研工作。当时，苏联对中国海军建设提供过不少帮助，但在核潜艇研制上，苏联军方始终守口如瓶。不久，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撕毁协定，撤走专家。这时我国又发生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极端困难，无力同时支撑原子弹和核潜艇两个项目，中央决定先集中力量先搞核弹和导弹,核潜艇项目暂时下马，只保留少而精的骨干力量，集中研究解决核动力等关键项目的预研。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国民经济也已复醒，核潜艇研制获得新的动力。1965年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重新上马。1966年3月20日，主持战略武器研制的中央专委决定，核潜艇研制重新起动。同时根据专家的建议，研制方案作了重大改变，决定先研制攻击核潜艇，再研制导弹核潜艇。为推动核潜艇的研制，在舰艇研究院专设了核潜艇研究所，负责核潜艇总体设计，展开对核动力装置、潜艇线型、耐压艇体、空调系统、水声、导航、通信等七大关键技术的攻关。同时，全国统一组织，各有关部门全力协作，参加研制的有第一、二、三、四、五、七机部以及冶金部、石油部、建材部、科学院、海洋局等许多单位，先后动员人力超过10万人次。此外，还从大连、上海、武昌三大造船厂抽调近3000名职工，到辽宁某地建设核潜艇制造厂。经过两年努力，核潜艇造船厂初步建成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重新上马以来，毛主席给予核潜艇研制特别关照，曾作出8次重要指示或批示，其中1968年2月至1969年2月一年内就做过5次重要指示。

 

1968年2月28日，毛主席批准海军建设核潜艇基地；1968年4月8日，毛泽东主席签发电报，指令沈阳军区抽调陆军1个师支援核潜艇总装厂的建设；1968年7月18日，在核潜艇研制的关键时刻，毛主席签署命令，责令成都军区派千人的工兵部队支援陆上模式堆和核动力研究所的建设。核潜艇开工后，为协调各方面的力量，1969年10月批准成立了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在中央专委领导下工作。1972年8月12日，毛主席签发电报批准首制鱼雷核潜艇进行扩大航行试验。

 

毛主席上述指示和批示的组织实施，对核潜艇工程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1968年10月，我国第一艘攻击核潜艇在造船厂开工建造。1970年7月18日，核潜艇动力装置在“三线”某地进行了陆上模式堆起堆试验。1970年8月28日，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陆上模拟试验反应堆运转试验顺利完成，为第一艘核潜艇的下水试航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年12月26日，毛主席77周岁诞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新中国海军装备的“头生核宝贝”——攻击型鱼雷核潜艇就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下水了。

 

从1971年4月起，这艘核潜艇成功地进行了各类试验，先后出海20余次，累计航行6000多海里1974年8月1日，第一艘攻击核潜艇命名为“长征1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从此，人民海军装备发展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这里还要特别介绍一下“36棵青松”。

 

1969年，海军挑选了首批36名核潜艇试航员。12年间，他们隐姓埋名，一起经历核潜艇试航试验的一场场生死考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36名战士犹如“36棵青松”，始终坚守岗位不动摇。

 

出航就是出征，下潜就是战斗。下潜试验时，“有的地方扛不住压力，螺帽‘啪’就打出来，就像人断裂的骨骼一样‘嘎嘎’响”。每次出海前，他们都要写下遗书，“出航可能就回不来”。

 

“36棵青松”之一程文兆回忆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场景：

 

【船像鲸鱼一样徐徐驶出那个平台，有上万人自发地有组织地都到现场，欢声雷动。船上前面挂的毛主席像，下面就是大红花。潜艇艇员都站在船舷旁边，非常非常激动，感到非常自豪。】

 

毛主席“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可谓言必信，行必果的典范。

 

从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算起，到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这6年发生了多少事？我们怎样去观察？这涉及到世界观问题，也就是说不同立场会有不同的观察视角，理所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结论得出。但是，“两弹一星一艇”那是任何立场，任何观点都无法回避，都抹煞不了的历史性成就，对于这6年的历史是否要专门给予深入细致研究呢？

 

毛主席在领导工业化上的想法说法做法，被社会实践检验的结果无疑是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道器变通。

 

毛主席工业化上的“三法三通”，对于未来我们的道器变通，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在还没有对这段历史中的工业化过程，有过比较清晰了解之前，在没有读懂毛主席“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的道器变通之变之前，请收敛一下傲慢的派头，否则盲目说老人家不懂经济，不懂那个，那会闹出历史大笑话的。

 

社会存在是器层面的东西，是可以去看，可以去调查的，如果连社会存在都不顾，都不调查，谈何研究？

 

没有调查研究，哪来的发言权呢？

 

请务必记住开国大将的忠告：

 

评价毛主席，黄克诚大将为何强调不能“对历史开玩笑”？

 

评价伟人之前不妨扪心自问一下：

 

是毛泽东不懂，还是不懂毛泽东

 

来源：济学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