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农夫：不忘初心，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马魂、中体、西用“和”创新、创造“（中）

点击：作者：潇湘农夫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18-04-17 09:4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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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评“新儒家主义”

　　我们前面说过，中华传统文化，有主流文化，有非主流文化，儒家文化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有中华优秀文化，也有非健康的、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文化，儒家文化是集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于一身的中华传统主流文化。说他有民主性的精华，是因为他是中华优秀文化人民性、民族性、革命性和精神性的集中表现，因此，孔夫子的东西还得需要承继；说他有封建性糟粕，是因为他又是旧思想、旧礼教，从根本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而孔夫子的东西需要批判，总起来说，就是对孔夫子创立的儒家文化需要批判地继承，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但是，中国当代社会有一个学派，叫做“新儒家主义”，据说，现在已经发展到第三代了，所以叫做第三代“新儒家主义”，有的甚至打出了“新儒家资本主义”的旗号。然而，不管打出什么样的旗号，他们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由于中国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了深刻的民族危机，由于当代中国还没有走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困境，由于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由于当代中国陷入了社会道德危机，因此，必须从我们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中提取“源头活水”，作为吸收外来文化和实现中华文化重建的基础和动力，这个基础和动力就是儒家文化；并且只有重建儒家的“伦理精神象征”才能使中国社会摆脱种种困扰和危机，实现中国儒家文化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转变，最后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而马克思主义呢，对不起，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外来文化入主中原，是以夷变夏；”“马克思主义只讲阶级斗争，与中国重和谐、和为贵的传统思想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只讲物质决定论、经济决定论，而不重视人和人的精神作用，同重视礼乐教化的中国文化传统格格不入；”“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还只是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全体人民大众的共同信仰，只是革命的哲学，不是建设的哲学，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因而只能改旗易帜，将马克思主义从指导地位拉下并将其踢出中华文化的殿堂，恢复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张玲：《从“中体西用”思想看当前的“马学”、“西学”和“中学”》）

　　第三代“新儒家主义”的代表人物成中英的主张就具有代表性。成先生虽然也主张“中学为本、西学为体、马学为用”，好像他已经恩赐了马克思主义以一席之地，但那是说给我等被“马克思主义毒害和奴役”着的善良而愚昧的中国人听的。真正的要害，还是张玲披露的“我们应积极扬弃代表西方文明迷途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民族认同的立场，更要坚决反对奉马克思主义为圭臬的共产主义主张”并明确地把“儒家资本主义”标定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方向，意即以新儒学代替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张玲：《从“中体西用”思想看当前中国的“马学”、“中学”和“西学”》）

　　这样看来，第三代“新儒家主义”的目的已经昭然若揭，即第三代“新儒家主义”，尤其是不远万里，从美国跑回故国的成中英先生不是来发扬光大“国故”即儒家文化的，而是来充当“特洛伊木马”即以学术为名行颠覆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实的。因为他们高唱着“弘扬儒学”的口号、抬出第一代、第二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作为他们的“精神偶像”，却全然没有了第一代、第二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认同的精神。

　　例如，他们大肆吹捧被他们认为中国大陆最后一位“最有骨气的人”——梁漱溟先生。然而，梁先生虽然是儒家伦理本位主义的创立者和信仰者，但是，梁先生还是社会主义的认同者并且梁先生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又有着那样的好感——当然，梁先生既信仰儒家伦理，又拥护毛泽东和共产党，因而他认同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儒家社会主义”罢了。

　　丁耘先生在他的《大陆新儒家与儒家社会主义》一文中，是这样概括梁漱溟的儒家社会主义的：

　　正是通过他的晚年“心学”，梁漱溟将哪怕脱离无产阶级存在的、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精神”与伦理本位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在新时代里完成了他对伦理本位主义也就是中华文明的最高肯定。他用这个自认为中华文明精粹的东西贯通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贯穿了儒家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概括了中西文明—政治之高下。传统儒家能够克服狭隘阶级立场是伦理本位主义中为对方（包括被统治者）设身处地着想的因素（“无产阶级精神既有其高于我们传统习俗之处，同时又和我们固有精神初不相远，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中国走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道路是因为伦理本位主义中重视义务而非权利的要素，中国将来能够率先进入共产主义，则是因为伦理本位主义中的人心向上因素。（“中国在世界上所以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盖因其自有几千年的文化背景在；这里根于同一理由，又可以指出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问题上，吾人较之西方人将容易的多。”）

　　这里需要表明我的观点——我同意丁耘先生对梁漱溟先生的评价，但我不同意丁耘先生对于无产阶级的看法。因为无产阶级自有其阶级的思想、道德和精神的。

　　新儒家主义，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新儒家主义不过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一些打着“整理国故”、弘扬国学招牌，实则是抱着儒家僵尸以认识和改造中国的一个文化流派罢了。他们标榜自己的主张是“新”的，因为他们也主张“西学为体”，甚至也主张“马学为用”，但他们的根本和灵魂还是孔氏之儒。因此，评论“新儒家主义”，还得回到儒家文化那里去。

　　儒家文化的精华是显而易见的，儒家文化落后、腐朽，乃至反动的一面，倒是“入鲍厨之肆，久而不知其臭”，因此，本着批判的精神，这里不妨试述之。

儒家文化既是一个信仰、价值体系，又是一个知识体系。

　　儒家文化首先是一个信仰和价值体系

　　儒家文化的信仰和价值体系，与他的素朴的“自然辩证法”紧密联系在一起。儒家文化的素朴的“自然辩证法”主要体现在他的“六经”之首《易经》里。《易经》中不乏“自然辩证法”，例如“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物极则反，否极泰来”、“趋时尚中，裁成辅相”，等等。这些在哲学上无疑具有辩证的认识论意义。可是，《易经》本质上不过是“卜筮”之书——算命之术。这就产生了他的致命的要害：

　　一是试图通过极为有限的术数即先天八卦、六十四卦、五百一十二卦和系辞来说明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自然是“工具有限”；

　　二是直接将主观的“自然辩证法”当作客观的事物即客观“自然辩证法”——事实上，人们的主观认识与客观的事物往往是不相一致、甚至是相反的；

　　三是基于前两个致命缺陷，《易经》“算命”往往“不中”——《左传》里记载的“算卦”就出现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四是将主观的自然的“道”直接当作“人道”，从而生动活泼的“人”变成了抽象僵死的“人”；

　　五是由于将主观和客观“自然辩证法”当作为“同一”的东西，从而将儒家哲学和儒家学说宗教化、神秘化和绝对化了——在儒家看来，“我”就是真理。《易经》就反映了这种神秘性和绝对性。

　　《易经》《易传》里提出“《易》与天地准”说，认为《周易》乃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效法自然现象及其变化的过程而制定的，是对天地万物的摹写。因此，人们只要掌握了《周易》的法则，就可以“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周易.说卦》）“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周易.系辞上》）这就使儒家学说整个说来就陷入了绝对主观唯心主义。当然，《周易》这种将个别或部分真理的一个直接好处是：宣布了后世儒生，包括“新儒家主义”的多余——因为，人们只要精通易理，就能“超凡入圣”！

　　《易经》的这些致命的缺陷，尤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神秘化、绝对化倾向，导致儒家学说走向了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西汉大儒董仲儒就是这一主观唯心主义儒家哲学的创立者。他将儒家学说的这种神秘性、绝对性，发展为“天不变道也不变”的“天人感应”说，以为自然和社会秩序都是由“天”的意志支配和安排的，人和“天”能相互“感应”——上天能通过某些征兆，告诉“人”，“人”通过某些行动而感应上天，以消灾祈福。然而，这里的“人”，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而是统治人间的“天子”和“圣人”。这样，董仲舒的儒家哲学直接导致了以下的后果：

　　一是将《易经》中活生生的“自然辩证法”演绎成了形而上学，即把“天不变道也不变”演绎成了永恒不变的所谓“真理”；

　　二是将“道”神秘化——成为了谁也说不清、道不明、搞不懂的东西，然而这样的东西却成了“人”的主宰；

　　三是儒家的所谓“圣人”成了“通天教主”——只有“他”才能掌握“道心唯微，人心唯危”，从而将儒学变成了神秘之学并直接将儒学发展成了“谶纬之学”；

　　四是由于只有“天子”才能“天人感应”，只有“圣人”才知其中变化，从而将儒家学说，变成了封建主义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由于董仲舒的“儒学”是那样的“利寡人”，自然受到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青睐，儒学也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但是，直接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即董仲舒的“儒”或者董仲舒的哲学是孔夫子的哲学吗？“新儒家主义”是弘扬“儒学”还是弘扬“谶纬之学”呢？！

　　其次，作为儒家的信仰和价值体系的“历史观”和现实的历史是背离的。

　　儒家创始人孔夫子生逢乱世，处于“礼乐崩坏”的东周春秋末期。这位封建时代的“圣人”，“晚而读《易》，韦编三绝”，应该上察“天道”，下知“人道”。可是，这位“圣人”却偏与历史的进程唱反调——试图阻止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千年大变局”！因而只能梦想着恢复周公的德教之治，实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不是由“诸侯霸主出”的“盛世”。这固然有维护国家“大一统”积极的一面，但是，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岂能因一己之力能阻挡得了经过大混乱和大动荡走向真正的“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

　　孔夫子为了实现他的梦想，于是“好古而敏求之”，搜集夏、商、周三代流传的残缺《书》篇，更探求三代能反映他所盛推的尧、舜、禹的圣道王功的有关文件——看来，孔夫子做学问，不是全面、翔实地占有材料，而是有选择地占有材料的，即选择对他的观点有用的材料的！——编纂成《书》，而后在书中前后相承的篇章展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的圣道大统和王公事迹。这样的历史是很可疑的：

　　其一，人类社会之所以是“社会”，是因为有芸芸众生，因而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众人”的历史；

　　其二，既然上古是一个“黄金时代”，为何只有这样几个“圣人”？

　　其三，既然“人皆尧舜”，为何“圣人”这样稀少？

　　其四，上古是“黄金时代”而现实为什么总是“黑铁时代”？

　　因而孔夫子的“历史观”和“历史”也即儒家的“历史观”和历史是与现实的历史相去甚远的，以至“顾颉刚先生认为，《尧》、《皋》二篇是儒家政治理想的结晶而使之史事化的，用了古代不同民族的不同时期不同传说中的祖先或神话人物，‘倒乱千秋式的拉拢’，集中安排到一个朝廷里，成为同气连枝的君臣、兄弟、姻戚，都是理想的圣人，有大公无私的揖让盛德，渲染成往古黄金时代，只要朝着他们走就能致世界于太平盛世。”（《经史说略》第057页）这样的“书”说得好听些，是弘扬了德政文化、举起了道义的旗帜，说得不好听些，这是编造历史，因而是假历史、伪历史！而对于这样编造的历史，“果然有些‘后世人主’及热衷的士大夫把这作为向往的目标。”（同上）被号称“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就是“热衷”的典型。他同样将中国自文明以降至他所处的时代的历史描绘成“圣人”教化与违背“圣人”教化的历史，他同样热情歌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圣道大统”“盛德盛业”，只不过增加了他心目中真正的“圣人”孔夫子——在他看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句话不是韩愈说的，但我猜想他是这么想的，可是这样一来，置“往圣”于何地呢？为什么自孔圣人以降至韩愈没有出一个“圣人”呢？为什么出了孔圣人以后的历史还是“黑铁”的历史？

　　对于现实的真实的历史，倒是同是儒家阵营的柳宗元的历史观和历史比较合乎历史的真实。他在他的名著《封建论》中这样写道：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显然，柳宗元的历史观和历史与孔夫子及韩愈的历史观和历史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众人”的，后者基本是“圣人”的；前者是“争斗”的，后者是“圣人”治下“和谐”的；前者的历史是由“众人”之间的矛盾、斗争推动着向前发展的，因而既没有先验的“黄金时代”也没有“黑铁时代”，后者的历史是由“圣人”的贤能之治推动着向前发展的，因而“黄金时代”只能远在上古里而孔圣人之后反倒现实的历史竟变成“黑铁时代”了！这就直接给可爱的“新儒家”先生们出了难题：你们是传承孔夫子和韩愈的历史观和历史呢，还是传承柳宗元的历史观和历史呢，或者你们是调和这两个不能调和的历史观和历史呢？

　　再次，作为价值、信仰体系的儒家文化思想有着致命的缺陷。

　　儒家文化从伦理本位出发，建构了一个看似严密、科学实则很值得怀疑的思想体系。儒家的重要典籍《大学》就概括了儒家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的伦理本位思想体系：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修身以至“平天下”呢？儒家认为，要在“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节、耻”十个方面下功夫，而至关至要者在“仁”，在“礼”，在“中庸”。仁，就是爱人，就是推行仁政；礼，就是礼法和社会道德秩序，就是用“正名”的方法，使社会各阶级的人对自身的社会地位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仁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的必要，礼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的意识。而所谓“中庸”，按照北宋学者程颐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也。庸者，天下定理。”这就是说，要持两用中，掌握平衡，不走极端和稳定不变，才能海阔任鱼跃、天空任鸟飞，从胜利走向胜利。总之，有了“仁”，有了“礼”，有了“中庸”，又在其他方面下功夫，就能“治国、平天下”，就能致天下太平。

　　但是，儒家这一套思想体系是大可值得怀疑的，并且岂止是值得怀疑，甚至可以说有着致命的缺陷。

　　第一，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有“仁”，就必然有“非仁”，因为“爱”“情”总是与“恨”“仇”相对；有“礼”，就必然有“非礼”，所以孔夫子说“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有“中庸”就必然有极端。既然事物总是有自己的对立面存在，那么，持“中庸之道”的儒家思想何以处置自己的对立面？

　　第二，事物总是发展的。就拿孔夫子极力推崇的夏商周三代来说，尧、舜、禹的“圣德”与汤的“圣德”是不同的，汤的“圣德”与文、武、周公的“圣德”也是不同的，即使是文、武的“圣德”与周公的“圣德”也是不同的，否则，周公就不会“作礼”。孔夫子极力推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圣德”如果是历史的真实的话，他们的合理之处，就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创造了合乎时代要求的思想文化。子曰：吾从周，说的主要是从周公的“礼”，然而，事实上孔夫子也改变了周公的“圣德”——将周公的以“礼”为核心的思想改造成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这说明儒家思想在他的创始人那里，还是发展着的活的思想。然而经过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根本性的改造，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虽然还有程朱理学对儒家学说的发展但已经没有根本性的发展和改变，几乎成了僵死的教条，“三代不同法”，几乎形同僵尸的儒家思想焉能包治百病？

　　第三，不同质的事物性质是不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不同的事物，他们有联系，但也有明显的“功能”区别。正由于他们有明显的“功能”区别，身“修”好了，未必就能齐家；家“齐”了，未必就能治国；国治好了，也未必能平天下。这已经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第四，思想不能脱离实际。儒家思想最大的问题，就是不顾实际状况如何，总是用他们自以为是“真理”的思想来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这就使得自儒家思想取得统治地位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产生了一个严重的悖论：凡是比较有作为的帝皇，都是比较能够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反映时代发展要求的帝皇，而不是对儒家学说“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的帝皇，汉宣帝的那句“汉家自有汉家的法度”的名言，就是对此最好的阐释。相反，凡是那些“以儒治国”的帝皇，必然平庸、柔弱，国家衰败、社会也走向动荡。这一无情的事实，实际宣告了“儒家治国”论的破产。

　　第五，思想不能脱离制度。思想是软实力，制度相对于思想来说是硬实力。如果说，文、武、周公的“圣德”由于有“周公作礼”即有“礼”这一制度硬实力作保障保持了数百年的社会稳定的话，那么，“礼乐崩坏”后的儒家思想实际上失去了制度保障。没有制度保障的思想必然会走向反面。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形成的那些伪道学、伪礼教，假道学、假礼教，就是失去制度保障后形成的。中国人受到伪道学、伪礼教，假道学、假礼教的毒害太深了，至今还在毒害着中国社会，——那些“新儒家”的先生们难道就全部是真“儒”？难道没有伪道学、伪礼教，假道学、假道德？

　　第六，儒家思想“吃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儒家的道德。儒家道德的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儒家的道德，从好的方面来说，规范了社会伦理，使社会等差有序。但是，由于这种儒家道德具有“无限的自由裁判权”，往往就成为了“吃人”的道德。儒家思想就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像鲁迅先生揭露的，基本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吃人”的儒家思想还能作为现代中国的指导思想？

　　儒家文化作为知识体系，确实是中华优秀文化皇冠上的明珠。然而，儒家文化作为知识体系，同样具有二重性。

　　儒家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皇冠上的明珠。

　　首先，儒家文化是人的伦理本位文化，是一种“以文化人”的文化。这种文化把人变成了有思想、有感情、有节操、有道德的文化，这种文化自然像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远远高于其他文明的“神”的文化，也比同时期的诸子百家多了“人”的气味。

　　其次，儒家文化创造了高超的文学艺术。孔子的语录体、孟子的辩论体散文、荀子的说理性散文、贾谊的政论、韩柳的古文、李杜的诗歌、三苏的散文和诗词，等等，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典型代表，使得中国早就是“郁郁乎文哉”的文明社会。就拿孔子的《论语》来说，虽然还不能说是典型意义上的文学，但是已经呈现出“郁郁乎文哉”的气象，形成了一大批的格言警句。这些格言警句，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而且融进了中华文化的血脉，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文化基因。

　　再次，儒家文化创造了丰富的艺术形式。儒家从辑录诗歌，发展到格律诗，再发展到长短句，形成了中华文化丰富的诗歌艺术形式；从创造语录体，发展到辩论体散文、说理体散文，再发展到大赋、小赋、游记和小品文，形成了中华文化丰富的散文艺术形式；从辑录神话传说，到创造神话故事，再到创作传奇、小说，形成了中华文化丰富的小说艺术形式。这些艺术形式，使得中华文化多姿多彩、精彩纷呈。

　　最后，儒家文化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人文知识。儒家文化整个说来是一个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多彩。并且，儒家文化是主张“博学之、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这就使得中国很早的时候就走进了文明社会，或者说，由于儒家文化取得了统治地位，儒家文化使得中国很早的时候就走在了世界文明的前头。

　　但是，儒家文化又是一个具有重大缺陷的知识体系。

　　首先，儒家文化具有知识霸权的性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儒家将上古文化独占为自己一家的文化。荀子在《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可见《六经》并不是儒家所都有的，可是儒家为了显示自己的“道统”和“正统”，在他取得统治地位后独占了《六经》，这既是贪天之功为己有，又是严重的知识霸权；二是儒家在封建时代实际上的统治地位。儒学在统治阶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的支持下，成为了道地的文化知识霸权。从此，儒学成为“官房”之学，也成了知识霸权。

　　其次，儒家知识严重偏枯。儒家文化虽然倡导“格物致知”、“多识花鸟虫鱼”，但是，儒家真正在“格物致知”的是人的伦理本位。即使是人的伦理本位之学，本身还是问题重重，儒学没有“格物致知”哲学、经济学和文学艺术，更没有“格物致知”自然科学，致使中国古代有“技术”、少“科学”。而自然科学技术根本上还是儒家之外的劳动人民的创造，因而儒学知识不仅是严重偏枯的，而且总体上是阻碍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知识发展的。

　　最后，儒家知识严重轻视劳动人民。儒学是“士”的学问，是知识分子之学。由于孔夫子认为，“学稼，我不如老农；学穑，我不如老圃”，从而表现出轻视劳动大众的倾向；孔夫子的这一倾向又深入到了中国封建士大夫的骨髓，严重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趋向，从而又使儒学成为了封建士大夫之学——封建士大夫将儒学当作做官的学问，而不是经民济世的学问，从而严重脱离和轻视劳动人民，民间的疾苦常常不总关官吏的情怀——诚如王安石所针砭的“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普通老百姓则被儒学所排斥成为“喑哑”的人群，而仅仅成为会说话的“牲口”被奴役、压迫和剥削。这一状况，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都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封建时代的劳苦大众是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总之，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也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优秀的一面来说，儒家文化同样具有一定的人民性、民族性、革命性和历史精神性；就其负面的一面来说，不能不说儒家文化是旧思想、旧礼教、旧文化、旧道德，是落后的，有些甚至是反动的，因而儒家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优点和缺点都是非常明显的。

　　对于儒家文化，我们还是固有的主张：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孔夫子是封建时代的圣人，儒学是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官学”，他已经远远地落后于现代社会的需要，尤其是落后于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根本要求。我们只能将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而绝不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灵魂。

　　可是，我们那些可爱的“新儒家主义”先生们，却主张以儒整合释、道“统三通”，形成“新儒家”作为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和主流文化，这可能吗？

　　首先，以儒整合释、道“统三通”不是一个新命题，而是早就有之。有唐的柳宗元就有过统合“儒、释、道”的主张。可是，无情的事实就是，统合了一千多年了，他硬是没有统起来。原因就是儒、释、道文化的思想和内在结构有些比较相似或相近，有些却是相左、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对于这些具有内在结构矛盾的文化，你说“统”就能统得起来的？再说，即使是“统”，为什么只是用儒“统”释、道而不是用释、道来“统”儒呢？

　　其次，也是最关键的，“三代不同法”，上古政制草创的时代尚且要“因时而变，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何况当今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社会？用总体上属于旧思想、旧礼教、旧文化、旧道德的“新儒家”能发展中国？能治得中国之病？

　　我们那些可爱的“新儒家主义”先生们，还主张“中学为本、西学为体、马学为用”——这好像看起来“新儒家主义”是一个与时俱进、注重创新的文化主义。可是，这样一来，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指导，否定了共产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从而否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然而，现实不能不令人遗憾——“新儒家主义”的图谋得到了部分得逞——曾经在天安门广场立起来的孔子像，跪了近千年的秦桧像站了起来，那些现代“士子”戴上唐宋时期的方巾、着上明清时的服装对着孔子的偶像跪拜如仪就是明证。

　　因此，我们必须认清“新儒家主义”的本质和险恶用心——如果按照“新儒家主义”规划的“路线图”走下去，中国必然沉沦，中国必然要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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