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面临一个风险是脱实向虚。要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增强国家竞争力，必须坚决遏制脱实向虚倾向。

　　脱实向虚，是指社会资本离开实体经济流入金融服务业，致使加工制造业发展停滞甚至萎缩而金融服务业迅速膨胀的趋势，其实质是产业空心化，又叫去工业化。

　　脱实向虚最先发生在西方一些发达经济体。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西方国家脱实向虚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多数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仅为百分之十几，金融和其他服务业的比重则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持续的脱实向虚不但最终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且导致西方发达经济体陷入经济持续停滞的困境，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拖累整个世界经济增长迟缓。

　　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表现与西方国家有相似之处，如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大量资本流向房地产、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海外并购规模迅速扩大引致资本外流等，但是原因有所不同。

　　其一，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外贸出口市场严重萎缩使我国外向型行业和企业产能严重过剩，实体经济面临困难。

　　其二，经过三十多年快速发展,我国制造业业已形成门类齐全、价值链完整的体系，传统制造业产能趋于饱和甚至过剩，制造业盈利水平下降，资本开始流出制造业，转向回报率高的房地产和金融服务业。

　　其三，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大规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先进技术，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迅速赶上甚至在个别领域超过发达国家。追赶目标逐步实现，对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许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企业迫于压力将资本投向房地产和金融服务业。

　　其四，近年来我国银行业脱媒趋势越来越严重，大量资金以表外形式运作，或在金融体系内沉淀空转，或追逐炒作部分资产或商品，而许多高新技术产业和中小企业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金融支持而陷入困境。

　　其五，面对实体经济遭遇产能过剩和技术创新瓶颈而发展缓慢，各类资金纷纷涌入房地产市场、货币市场、股票市场投机炒作的局面，政府的“有形之手”不到位，许多政策不配套，导致“虚实结构”严重失衡。

　　由上可见，我国经济脱实向虚是诸多特殊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治理脱实向虚必须综合施策，对症下药。

　　其一，努力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拓展实体经济发展新空间。积极构建全方位开放体系，推进“一带一路”构想，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参与和引领经济全球化，突破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与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竞争的双重挤压；瞄准世界产业技术发展前沿，加快3D打印、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装备的运用与制造，以个性化定制对接国内外海量用户，以智能制造满足国内外市场需要。

　　其二，积极推动制造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战略性转变。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广泛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运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有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高制造业赢利能力，实现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

　　其三，着力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增强企业活力，培育企业创新动力，鼓励企业树立品牌意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提倡工匠精神，打造享誉世界的金字招牌；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维护创新者合法权益，激发全社会的创新热情；企业家要承担社会责任，自觉抵制资本投机、楼市炒作等各方面的诱惑，保持定力，专注创新，为振兴实体经济做出应有贡献。

　　其四，提高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金融业要树立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的意识，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支持力度。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加强对制造业科技创新、转型升级提供精准服务，提升金融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强化金融监管和治理，遏制金融系统自我循环、自我膨胀的行为。加强股市、债市、基市和汇市监管，及时判断、及时控制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其五，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相结合，助推实体经济和金融业协同发展。在推动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让市场在实体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增强实体经济和金融业的市场活力和创新能力，又要加强政府干预和调控职能，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供给质量和供给能力，加强和改进对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实现金融服务业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

　　（作者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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