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盛战略智库以“人类技术革新（如人工智能、ChatGPT等）对世界变革的驱动”为主题召开研讨会。全球化智库副主任刘宏、纯科学博主汪涛、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牟承晋、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义桅及其博士生廖欢、科技公司高管杨正、强国智库主编马飞、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研究员杨军、中石油经研院首席专家杨虹等参会。与会专家围绕主题各抒己见、热烈讨论，提出许多真知灼见。刘宏指出，人工智能已经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正在改变我们的工作流程和决策机制。他特别强调了ChatGPT的重要性，将其比作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iPhone时刻”，因为它首次使机器以有情感、温度并懂政治的思维方式与人类进行智能对话。刘宏建议，政府需要开始思考其在数字时代的角色和边界，以及如何引导和应对数字时代对社会发展和进步带来的机会和挑战。他特别强调了在ChatGPT的推动下，我们的爆发机会将在行业应用场景和行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进而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1）在人工智能应用创新方面，政府应鼓励社会和民间资本投入，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进行行业优胜劣汰的选择；（2）政府应加快对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政策研究和推动，建立政策的边界感和可操作性，政策研究要发挥、整合社会各相关部门的力量，工作模式则可参照欧美的相关经验；（3）政府应避免多个职能部门各自为阵，应在网信办的协调和管理下统一协同工作；（4）在个人隐私、信息安全、跨境电商、公平竞争及弱势群体保护等领域需要持续和系统化的研究；（5）政府应搭建国际合作交流的平台，共同推进国际相关法律的讨论和交流，提高我国在相关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汪涛首先介绍了自20世纪40年以来，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沿革。紧接着，他指出：每一次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引发的轰动，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已经见过太多。轰动虽然有可能会给业外人士带来一些新鲜与震撼，但是业内人士却能够清晰且一针见血的辨认。这需要我们从四个角度去看待问题：（1）计算能力（硬件角度）；（2）储存能力；（3）数据选择和优化数据能力（数据并非是越多越好）；（4）算法（模型选择的参数）。由于人工智能技术是基于数学中的统计学、概率论等知识，所以几率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不可指望纯人工智能的高可靠性。在引入逻辑推理之前，商用人工智能能够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除非是对于可靠性要求不高的领域，否则人工智能的应用是需要人工干预来保证其可靠准确性的。具体关于军事上人工智能的应用，由于战场情况远远比实验室条件复杂，所以更加需要人工干预，即半自动化。无人机等可以大规模杀伤敌人的武器的引入，将对战场带来颠覆性的影响。牟承晋介绍了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和数字化转型时代的到来，以及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他指出，ChatGPT等先进的AI技术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了数字化转型时代互联网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系统性数据技术革命的必然趋势。这些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对中国的网络信息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需要清醒地看到，长期追随美国的网络信息战略，导致中国在管理机制、治理方法、科研生态等方面严重滞后。中国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网络基础设施，创新构建独立自主的数据安全保护专网，以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牟承晋认为，ChatGPT等AI技术同时带来了挑战和机遇。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利用这些技术对中国进行网络政治化、数据武器化的系统性威胁。然而，这些技术为中国提供了改变、改进、改造网络信息领域的契机和良机。面对这些挑战和机遇，牟承晋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他主张中国应该开发基于中华民族汉语言文字和文化的人机智能，以此来推动中国的网络信息战略和策略调整。他最后呼吁中国在网络信息领域持续、深入、务实地有效介入管理和治理，直面西方对中国网络信息领域的控制、制裁和封锁，务求在 2030 年以前，尽早赢得网络信息空间领域后发制人的战略性成功和历史性胜利。
廖欢认为，新的技术革命将会充当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分别是蒸汽机、内燃机及电力、芯片，ChatGPT很可能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未来， AI通过朝向不断精细化的发展，全面介入生产制造的各个环节。同时，AI在生产领域的更深度介入必然需要更高的精准度，其发展趋势将是建立基于大模型的行业特定模型。AI降低人力资源成本，提升单个个人的生产效能是大概率的事情。人口优势国的优势会降低（比如中国），人口少却受教育程度高的国家优势会上升（比如日美）。目前应该密切关注制造业回流美国之后的制造成本问题，有可能美国在这轮AI革命的帮助下极大降低生产成本，未来比中国成本更低可能也不是天方夜谭。AI的迭代逻辑可能是更深入、更细致地介入生产制造的各个环节，实现成本的急剧降低。在AI革命之后，人类将转向注重虚拟服务业价值的开发。但依廖博士所见，这些观点仍处于推测和假设阶段，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验证。杨正通过3个生存发展公式，判断GPT能够降本增效：（1）真正的创新要么降本，要么增效；（2）不造新名词、不炒概念，正确认知并把握从新技术到新产品再到新解决方案的产业链规律；（3）底层技术的跃升，能让产品和应用大规模出货、改变企业市场位序。紧接着，他通过15年的技术点梳理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两点感想：一是AI极大避免了人对数据的污染，中国政府在过去80年，是对新技术采用最慷慨的政府；二是ChatGPT对我们的震撼超过过往几次攻坚，尽管形成的营收和生产力还有限。鉴于当前AI技术的快速迭代，杨正也分享了宇视公司的内部跟进战术：研发侧，相关部门一直在跟进；市场侧，聚焦渠道拓展和市场营销，确保现有的产品能满足客户需求；品牌营销，虚实结合。杨正认为，美国企业擅长从1到10，开辟战场；中国企业擅长从10到10000，打扫战场。AIGC在行业的首个落地就是CV计算机视觉，他通过列举三个宇视公司对AI的应用场景（推理和训练平台、数字工程师、机器取代重复性工作）来说明之前大公司构造的技术壁垒已经被抹平了，大家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上。最后，他表示了对科技伦理与合规问题的关注。宇视公司发布了《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和《算法安全管理制度》两项政策，旨在规范科技研究与开发活动，保护用户隐私，确保算法安全合法，体现出对科技伦理和合规问题的高度重视。马飞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如ChatGPT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挑战。政治上，它可能被用作攻击中国政治制度的工具，通过伪造领导人活动照片或讲话视频破坏政治意识形态。经济上，由于技术出口限制，中国可能面临科技断代风险和过度依赖外国技术的风险。社会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传播与中国价值观不符的信息，增加失业风险，冲击教育体系，以及加剧社会阶层固化。（1）加速中国同类人工智能工具的发展，包括从第三方获取先进芯片和研发本国自主产权芯片；（2）收紧境外数据访问限制，减弱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中文信息的学习分析能力，给我国相关工具发展赢得宝贵时间；（3）研究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标记方式，开发甄别工具，屏蔽或删除深度伪造信息。七、杨军主要从军事领域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使用做了分享。对新技术、底层技术的拥抱，收益最大且最能消化的是制造业强国。当前，我国的发展需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明确敌我双方技术装备水平与差异，切不可与敌方产生装备代差，否则将会对作战产生巨大影响；二是军方需要强化与科技部门的沟通，通过民间、外交等领域的学术交流，加强对于现阶段高新技术的了解与掌握，从而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三是发展我国自身的技术，不但要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而且要掌握独立且独特的先进技术，从而达到震慑敌人的目的。八、杨虹指出，目前发展态势良好的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和过去工业界的底层基本逻辑方法是不同的。人工智能基于概率论和统计学的底层逻辑带来了其结果的不可控性，并在人文社科领域造成了一些恐慌。在自然科学领域，人工智能不是替代人的，而是赋能人的。由于计算方法和计算能力的进步，依靠海量数据的“大模型”得以逐步发展与完善。“大模型”中的字节数现已超万亿，达到了人类大脑脑细胞的数量级，这无疑将引起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在讨论交流环节，有的专家表示，人工智能的运用在行业化后还要进行专业化。例如ChatGPT对所有行业，只有80%左右的基础精度。需要通过不断地训练各行各业，才能使它的精度达到能够投入生产使用的程度。而制作高精度小模型，是中国的优势。而且，人工智能分析的是基于统计的概率问题，但是在生产过程中没有概率性的容错，也就是说，精度的一个小数点的提升，在技术上面的实现可能要几万倍几十万倍上百万倍。有的专家提出，我们无需对人工智能表示恐慌。行业内一致认同，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新兴的东西，而且我们在这方面也不是那么落后，当然，我们对于这种技术的限制手段也需有所准备。目前的情形只是一个小小的爆发点，今后还会有更多的爆发点，国内有很多企业以及个人，也在持续跟进这一方面信息。有的专家认为，科技，包括人工智能是对意识形态的冲击。科技必须运用，而且需要可控运用，所以并不能只从负面的角度看待人工智能。但同时，从历史的维度上看，人类对于任何技术上的突破，首先会想到其军事用途。例如，无人机技术在俄乌冲突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还可以引出对互联网的批判。不仅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电报网还是当今的因特网，发明之后都带来许多伦理道德方面的挑战。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面临着是否符合道德法律规范的问题。有的专家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运用并不会导致大规模失业的发生。人工智能对于就业的影响可以归为自动化变革对于就业的冲击，而历史统计结果表示，自动化在有限替代岗位的同时会创造出更多新的岗位。再者，我们会人为地控制人工智能可能导致的失业，让技术普及的速度和失业增长的速度达到稳定状态。不仅如此，专家认为人工智能不仅会替代简单工作，更可能替代的是高智能工作。纯智能工作本质是信息的筛选整理，而人工智能即便不是说替代，至少它会极大的提升查询和搜索的效率，这会使得效率极大的提升，也就意味着原来所需人工就会大幅度减少。科技会影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规划生产的未来，而如何有序规划生产的未来，做到技术运用的严格标准化，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关键。有的专家谈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工业化人口的数量。底层技术变革的最大受益国是人口和制造业大国。有关人口数量会导致马太效应越来越大。就像120年前，有能力制造无畏舰的国家数量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减少，又如冷战时期，只有两个工业人口数相当的国家有资格同台竞技。而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最后也会是由中美两国带头发展，反过来也会加速世界变成中美两级的分层过程。美国太孱弱中国会失去方向，中国失势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也未必有利。中美长期的缠斗，实则是世界上普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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