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社香：毛泽东晚年对中国未来的担忧

点击：  作者：马社香    来源：齊睂博客  发布时间:2016-04-27 09:08:29

 　　

　　1965年6月下旬，上海卫生战线召开了一次巡回医疗队报告会。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我国上层建筑整体状况忧心忡忡，对医疗卫生不为工农兵服务，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干部保健制度多次提出批评，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非常担心。在这种背景下，有些省以及上海市委派出巡回医疗队到基层和农村，为工人和贫下中农送医送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第六人民医院当年派出了以各科科主任和副主任为主要成员的巡回医疗队，上海第六医院妇产科主任胡志远在农村巡回医疗队中，还发明了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治疗农村妇女多发病，受到当地好评，也成为上海巡回医疗报告会的主要内容。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可能联想到上个月重上井冈山及红军医院在建设根据地斗争中的作用。最初红军医院设在茅坪，后来搬到小井，一直坚持免费为老百姓看病。那时候，药比较少，一点儿阿司匹林都是宝贝。有药，只要老百姓需要，首先为他们治病;其次，才是战士、党员;最后是党的干部。战士们死不同意，要把药留给干部，相互谦让，那种场面让人流泪。现在，共产党掌权了，怎么能把老百姓忘了，把工人、农民忘了，怎能把井冈山的传统忘了?不能忘。6月26日，毛泽东有感而发，说了下面这段话——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这段话一年后被称为光辉的“六二六指示”。

　　在毛泽东这次讲话前一个月，1965年5月27日，刘少奇在北京同卫生部负责人崔义田、史书翰、计苏华等人谈话，说：现在的医药卫生工作只是面向一亿左右的城市人口，全国70%的医务人员集中在城市，占五亿多人口的农村中医务人员和药品都很少，为了解决卫生工作面向农村，药品供应要研究，如何把供应点深入农村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1965年前后，主席身边的医务人员都轮流下放到农村工作了一段时间，送医送药到贫下中农家里，包括当时的医生李志绥和护士长吴旭君。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随后在杭州、上海等地放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需要变革，需要革命的三把火。6月27日离开上海路过南京，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江渭清等江苏省主要负责人。6月28日深夜回到北京。

　　1965年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的夫人和由她率领的坦桑尼亚妇女代表团成员，接见时在座的有邓颖超和曹孟君。这是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第一次外交活动。1965年3月1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最后一次外交活动是3月14日接见了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希尔等同志。

　　1965年毛泽东的井冈山之行由此有力地画了一个意味隽永的内圆和外径。

　　毛泽东生前曾向一同重上井冈山的护士长吴旭君和自己的亲属都说过这样的话：“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1965年的毛泽东，十分担忧我们的政权模式缺少一种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那样的“政治民主”机制，来监督从上到下的各级干部。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内可能会滋生特权阶层，牺牲了千千万万革命先烈乃至几代人的生死追求，将变相付之东流。1965年，毛泽东反复地将这一点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高层议事日程。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是在建国初期“三反”运动中查出的一起党的领导干部严重贪污盗窃国家资财案件。

　　1951年11月，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了刘、张的罪行。同年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议，经中央华北局批准，将刘青山、张子善开除出党。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公审大会，随后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

　　时 间：建国初期“三反”运动时期

　　事 件：贪污盗窃国家资财

　　结 果：判死刑

　　目录：1 经过、2 过程、3 善后

　　经过

　　刘青山，1914年生，河北安国人，雇工出身。193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被捕前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1914年生，河北深县(今深州市)人，学生出身。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专区专员，被捕前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他们过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在解放战争中，都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建立过功绩。但在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逐渐腐化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

　　1950年至1951年他们在担任天津地区领导期间，盗窃地方粮款289151万元(注旧币1万元合新币1元)、防汛水利专款30亿元(还10亿元)、救灾粮款4亿元、干部家属救济粮款14000万元，克扣修理机场民工供应补助粮款54330万元，赚取治河民工供应粮款37473万元，倒卖治河民工食粮从中渔利22亿元;此外还以修建为名骗取银行贷款60亿元，从事非法经营。以上共计1554954万元。他们还借给机关生产名义，进行非法经营，送49亿巨款给奸商倒卖钢材，使人民资产损失14亿元。还派人员冒充解放军，用救灾款从东北套购木材4000立方米，严重影响了灾民的生产和生活。在获非法暴利、大量贪污之后，任意挥霍，过着极度腐化的生活。刘青山甚至吸食毒品成瘾。经调查，刘青山贪污达1.84亿元(旧币)，张子善贪污达1.94亿元(旧币)。

　　1951年11月，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了刘、张的罪行。同年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议，经中央华北局批准，将刘青山、张子善开除出党。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公审大会，随后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过程 1951年夏季，刘、张二人因调动之事闹内讧，暴露了“机关生产”的秘密，引起警觉。而刘、张问题得以“正式列入议程”，则始于天津地委机关干部李克才最后向省委组织部、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揭发。11月间，省委向天津地委派出检查组。 11月11日，华北局在京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有关上术问题的指示，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向贪污行为坚决做斗争》，准备在全区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运动。

　　正是这股强劲的东风，推动着河北省委省政府迅速解决刘、张的问题。

　　1951年11月12日至12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在省会保定举行。刘青山、

　　张子善的贪污行为，在省委领导下被全部公开揭发出来的，省委建议省政府，立即将主犯刘青山、张子善予以逮捕。

　　12月4日，河北省委通过了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并经报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省政府于11月29日、12月2日别逮捕刘、张二犯后，又决定组成以省长杨秀峰为主任，以省委组织部长薛迅为副主任的“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赴天津专区彻查此案。

　　12月16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关于刘、张大贪污案的情况，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提出报告。报告中检查了省政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并请求予以处分。

　　在披露刘、张案件的当天，河北省委即给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通知：“根据省党代表会议的提议，兹特决定：所有接受刘青山、张子善贿赂礼物的干部，均应无例外无保留地进行深刻检讨，向党写出申请书，听候党的审查处理。”

　　1952年1月份，河北省直机关和团体两次召反贪污坦白检举大会和反贪污斗争大会，一次6000多人，一次近万人。当场坦白者得到减免其罪，拒不坦白的大贪污分子被当场依法逮捕，予以严惩。

　　河北省委、省政府在揭发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上，态度是坚决的，积极的;措施是果断的，有力的。

　　1951年11月29日，即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进行的第9天，下午5时，省公安厅依法将张子善逮捕。张作为天津地区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及负责人，正在下榻的保定市西关一家饭店里吃饭。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看到公安人员亮出逮捕证，一下子全懵了。”

　　逮捕刘、张的命令同时发下时，刘不在国内，而是作为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去了。参观、访问、联欢，到处受到欢迎和款待，年仅35岁的刘青山，能以一国代表的身份置临这种场合，真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代表团乘火车回国。12月2日，列车在天津站停下，两个穿便衣的陌生人，走进代表团的软卧车厢。刘青山一瞥见来人走向自己，立刻警觉到不对头。

　　“刘青山同志，请您下车。”

　　“不，我要随代表团一块儿进京。”刘青山看上去镇定自信，内心却非常紧张。

　　来人严肃地盯着他，话音不高，但异常威严坚定：“你必须下车，这是组织的决定。”

　　刘青山仿佛受雷击一样，一切都明白了。

　　当晚，刘青山和张子善一起，被分别关押在保定河北省公安机关后面一排灰砖平房里。这地方还在，即现今保定直隶总督衙门旧址最后部，可惜导游员不清楚这段历史，也不向游人参观者介绍。

　　1951年11月29日，即逮捕张子善那一天，华北局将河北省委的请示讨论后，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书面报告。

　　1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评中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据有关资料披露，周恩来拿着华北局上报中央的报告，气愤地说：“更不能容忍的是，全国人民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禁毒、反对嫖娼的运动，我们这些所谓功臣们，却吸毒成瘾，滥搞男女关系!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啊!”

　　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了对刘、张二人的处理意见：“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12月20日，华北局经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对刘、张的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两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之所以加“或缓期两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有回旋的余地。

　　据有关资料记载，周恩来将这些报告送交毛泽东，见毛泽东看后许久不语，就问：“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说出两个字：“死刑”

　　周恩来说：“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

　　毛泽东又是两个字：“不准”。

　　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是看着刘、张成长起来的。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他找到当时兼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薄一波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反映反映。薄一波说，如果一定反映，我陪你去向毛主席说，黄敬坚持不去，只是要薄一波把他的意见转报毛泽东。薄一波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黄敬的意见，毛泽东听后说，是黄敬叫你来的吧?薄一波只好说是。毛泽东说;人家不来，叫你来，你就那么老实。薄一波不好说什么，只好笑笑。毛泽东一脸严肃，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而后，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下了命令：“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的人，我一律不见!”

　　电影《新中国第一大案》中，没有出现毛泽东、周恩来、簿一波等人的的镜头，一来是1992年时银幕上出现领袖形象还很少，动静太大，不好通过;二是因为当时有些史料还未问世，如薄一波回忆录等，我们只是听说了一些如主席曾说“人民要我斩马谡”等等，无处核实。档案馆有档案，但未解密，不让查;我们又不敢杜撰，所以就虚写了这一部分，现在看来是个遗憾。电影本身就是遗憾艺术。

　　据不完全统计，到1952年1月，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中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未包括军队数字)，全国共查出贪污旧币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犯10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而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刘青山、张子善的被处决。

　　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果断决定，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三反”运动的胜利，纯洁了国家机关，对广大干部进行了一次廉洁奉公的教育，对防止干部的贪污腐败、保持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它也保证了我们党的干部十几年的清正廉洁，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无政府状态中，虽然缺少监察和监督，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现象也极为少见。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案件教育了整整一代共产党人。有位历经沧桑的老干部感慨：“毙了两个人，党风好了20年。”

　　据当年看守审讯刘青山的人讲，刘自被逮捕关押，直到最后被枪毙，总的表现是比较沉闷，不爱讲话，常常一个人坐在灰房子里，面壁发呆。被审讯时倒不怎么隐瞒逃避，但需有吗啡针注入提神，否则便无精打采。他自知罪孽深重，独处时间发长叹，总是翻来覆去地这样几句话：“以我做个典型吧，以我做个典型吧······”

　　而张子善则不同了，自被捕关押那天起，就一直在讲，在写，在坦白交待，为今日留下为数可观的书面材料。虽然其中有的地方或避重就轻，或推脱责任，但毕竟是亲口所言，亲笔所记，仍可视作一个蜕化变质分子的忏悔录，一面警示后人的历史之镜。

　　我曾仔细翻阅过张子善的交代材料，钢笔字写得流利漂亮，毕竟是文化人。我曾想，这人知不知道他写的这些字将成为历史，他写时抽不抽烟，喝不喝茶，掉没掉眼泪。我甚至想仔细地从页面上辩认一下有没有泪水的痕迹。

　　据人介绍，二犯被捕关押后，监审人员没动他们一指头，审讯是异常严肃认真的，在生活上远比通常的囚犯优待。元旦和春节时，伙食更好一些，但不给酒。二犯吃、住均实行隔离。临刑前一天，即1952年2月9日，二犯被引到一处共用晚餐，菜肴较丰盛，还有一瓶酒。

　　这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大家都明白。所以二犯一见这场合，脸就变了。

　　监管人员，也是省委一位负责人，说：“明天省里开公审大会，对你们进行宣判。组织上希望你们能表现好一点，不要再给共产党丢脸。”

　　刘青山问了声这是什么意思，监管人员没正面回答，只是说：你们还有什么话，有什么要求，尽管讲。

　　二犯一听，全愣了。过了一会儿，刘青山提出要见一见中央来的人;张子善也说有此要求，并说要见省委领导。刘、张毕竟是多年的“高级干部”，了解党内情况，断定这等大案会惊动中央。确实，有中央领导人来到保定，但没有见他们的意思。刘青山见监管人员不应声，又催促转达。监管人员令二犯坐下，然后沉稳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你们应该向人民低头认罪。”

　　“什么决定?”张子善要问个明白。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犯惊呆了，在令人窒息的、可怕的沉寂中，二犯流下眼泪。

　　在神态正常后，张子善对监管人员留下遗言：我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没有意见。这对党有好处，只有这样做，才能教育全党。因为我罪恶深重。我没什么挂念。我XX在村里任支部副书记，和区委宣传委员关系不好，这点请党注意。我毫无意见，请转告省委、华北局、中央，这样处理我很感激。上刑场我会做到，第一不骂党，第二不喊“共产党万岁”。和省委说一下，处决我自己吧，留下青山。

　　刘青山是个工农干部，高大粗实，说话办事大大咧咧，骂人训人时而有之，但又是豪爽直率的性情中人。在审讯他时他就说过：“反正我错了，省委赶快把材料整理整理算了。在反贪污浪费的今天，拿我当典型，处理我来教育全党。南方北方的干部认识我的不少，把干部教育一番，在历史上说也有用。”最后一旦知错知罪，认账也就不再含糊。他表示伏法后，只提出一条：“我还有一句话，我的孩子上学问题。”

　　“这你不用管，孩子是国家的。你想的还不如组织想的周到。你放心，你犯了法，孩子没有犯法。”

　　刘青山抹了一把泪，说：“我不求饶，死了比活着有价值。”“告诉我弟弟，把尸首取走。还有津市局(刘在天津住所)有大小皮包，那是党的财产，交给党”。

　　刘青山、张子善是大贪污犯，罪有应得。但他们最后的表现，说实在的，我觉得是条汉子，用小品中高秀敏说的话：爷们儿，纯爷们儿。电影中这一段是用老房东送一碗饺子来表现的，非常感人。看看现在一帮贪官，平日花天酒地，作威作福，欺男霸女，不可一世。一但沦为阶下囚，哭得闹的，软磨硬抗的，装孙子的;听到最后审判，吓得尿裤子，装死狗，这都算什么玩意儿!

　　195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五，是个星期天。

　　保定市体育场坐满了21800多人，主席台上拉起巨幅，“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摄影队架起两台摄影机，记录了历史一幕，与此同时，唐山市组织了6.7万人,石家庄市组织了5.5万多人，全省各地近20万人有组织地收听大会实况。

　　中午12点大会开始，刘青山、张子善由民警押入会场。刘青山头戴水獭皮帽，身穿藏青色呢子大衣，足蹬皮鞋;张子善穿一身板挺的深蓝色呢子制服，脚下也是一双新皮鞋。二人从头到脚都是当地委书记，当专员时去开会或赴宴时的穿戴，只是手脚多一幅手铐，胸前多一块白布，上面分别用毛笔书写;“大贪污犯刘青山”、“大贪污犯张子善。” 这有照片为证。

　　张子善此时口中还喃喃自语：“照吧!照个相吧，最后一张了，让后人受受教育······”刘青山则始至终紧绷着嘴角，一言不发。

　　会议议程为由省委组织部长薛迅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控告二犯罪行，由宝抵县农民孙树林代表灾民进行控诉，由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宣判判决主文。而后，4名警察将刘、张用绳绑起，押赴保定市东关大校场执行枪决，刘青山自己走，走得挺稳;张子善则脚脖子发软，只能由民警架着走了。

　　刑场上两口通体紫红的松木大棺材，格外刺目。

　　河北省委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做出四项决定，交待行刑人员及善后单位执行：

　　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

　　二、 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

　　三、 二犯之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

　　四、 二犯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这些决议事先也对刘青山、张子善讲明。二犯听后，放声大哭。

　　两声枪响同时爆出，震彻长空大地。全保定市、全河北省、全中国都听到了。

　　善后 共产党说话历来是算数的，履行了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四条承诺。

　　张子善无后，刘青山则有三个孩子，孩子的抚养和上学问题是他最关心的。在刘青山被处决后，中共中央、华北局、河北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后作出决定：刘青山长子和次子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老三由刘青山的妻子范勇抚养。当时的15元，折合150斤小米，是基本能满足一个月生活所需要的。1954年范勇改嫁后，两个孩子的生活费一度被取消，后在省委的干预下又恢复了供给。1961年刘青山之弟向石家庄地委反映刘青山的孩子生活困难，又领到了补助款几十元。1962年老大刘铁骑上高中后开支加大，省委决定将其生活费提高为20元，老二刘铁甲的生活费仍为15元，并给老三刘铁兵补为每月15元。兄弟三人每月共50元，维持到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时。“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欠发998元，1981年省纪委查明后也予以补发。

　　在三个孩子中，刘铁骑学习刻苦，成绩优秀，1965年考入北京石油学院，1970年被分配到抚顺石油一厂，1975年调到廊坊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供应处。刘铁甲吃苦最大，“文革”开始时已上到了高中二年级，“文革”后期便回农村务农，曾到东北编箩筐卖钱。1976年在哥哥刘铁骑的帮助下，成了一名石油管道工人，后在内蒙古二连输油公司工作。刘铁兵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因父亲的问题未能参军。他曾在曲阳煤矿下矿井，解决了农转非问题，后又调回安国县工作。

　　在刘青山被处决时，老大刘铁骑七岁，老二刘铁甲四岁，老三刘铁兵刚几个月大。后来，三弟兄先后跟叔叔刘恒山在老家安国县南章村生活、长大。刘恒山后来告诉记者：“我哥死后，那一家是爹死娘嫁人啊!我无儿无女，就把我哥的那几个孩子接了过来，是我给带大的。当然政府也没忘了刘家的后代，刘青山被枪毙之后，这几个孩子一直拿政府的抚养金，‘文革’期间由于受左的路线的干扰，孩子的抚养金一度被中断，后来我找有关方面申诉此事，引起了有关方面重视，后来也都补发了。现在他们都在忙自己的那份工作，干得都挺好的。”

　　刘青山给他的儿子们带来过荣耀，但他留给儿子们更多的是心灵上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

　　作为共和国第一反腐大案，毛泽东亲批斩杀有功之臣，又要求当地政府抚慰其后代，如此决策，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