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大型水坝前，我们都反复进行了充分的试验论证，基本上排除了安全威胁，或者控制在最低限度。建成运行后，事实验证了当初的理论设计，也做好了应对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使人们更加相信了其安全可靠性。事实上，在未来战争中，无论水坝自身安全与否，都势必导致或多或少的“次生灾害”，需要积极做好应对准备。

　　以三峡大坝为例。在1991年新星出版社出版的《三峡水利枢纽——治理开发长江的关键工程》中，有这样的结论：

　　“只要在临战前采取适当降低水库水位运行的措施，即使大坝被毁，溃坝洪水虽然峰高，但总量小、历时短，经过沿途峡谷和河槽的调蓄，并运用分洪措施，即可把溃坝洪水的淹没损失局限在沙市以上范围之内。”

　　其前提条件，是临战前有时间准备。但问题是，未来战争中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毫无征兆的突然袭击。最典型的，是二战中的日本偷袭珍珠港、1981年6月7日以色列偷袭伊拉克核反应堆等几次偷袭行动，几乎是被袭击方还没有回过神来人家早已溜之大吉了。不仅如此，在发起突然、节奏快速、目的有限的现代战争中，敌往往追求以战术行动达成战略目标，偷袭成功即意味着战争结束，更谈不上什么临战准备。尽管这类民生工程遭到攻击后，我必然实施核反击，可以有效威慑部分潜在的敌人，但也更增加了敌采取突袭方式的可能性。

　　就是如书中所说：

　　“临战前，最长只需7天即可将库水位下降到145米运行，水库库容约为170亿立方米，即使大坝瞬间被毁，也只是从坝址至枝城100公里河谷灾情较重，枝城以下大部分水体将沿主河槽下泄，少量水体进入分蓄洪区内。溃坝洪水灾害可限制在沙市以上局部地区，对江汉平原、洞庭湖区和武汉地区无大影响，不会酿成全流域性灾难。如将库水位进一步降低到130米，此时库容约为103亿立方米，溃坝洪水灾情将更加轻微。”

　　但这似乎过于理想化了，彻底忽略了敌情环境。试想，敌人会让我们四平八稳地放水应对吗？倘若敌预攻击大坝，恐怕要选择长江中上游处于汛期时，以期打击效果最大化。

　　据介绍，当水库蓄水位175米时，总蓄水量为393亿立方米，降到130米时约为103亿立方米，这时就有290亿立方米的水量紧急下泄。再加上汛期带来的持续超大的雨水量，其危险不可预知，上述结论显然估计不足。

　　有记录显示，1954年5月-8月间，长江流域连降暴雨，中下游地区出现20世纪最大的洪水，先后3次运用荆江分洪工程，降低沙市水位0.9米，才保住了荆江大堤的安全，同时还采取了一些临时分洪措施，但受灾农田仍达4755亩，受灾人口1888万，死亡3万余人。这可能远了些，也极端了些，但对1998年、1999年的洪水灾害，人们应该记忆犹新。如果战时再遇到类似并不罕见的洪水，又当如何应对？可能有人会说，不是还有南水北调工程可以调节吗？没错，但关键是西线还没有动工，中线的接口在荆州沙市附近，而结论却是“即可把溃坝洪水的淹没损失局限在沙市以上范围之内”。所以，即使能够发挥作用，也只是缓解一点沙市以下的压力。因为在长江以北的汉江，也一样面临敌情和险情，需要这个通道同时向北分流洪水。从两害中选取其一，沙市以上都不可承受，更何况两害叠加？

　　一旦水库蓄水量下降后，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发电量。据报道，2014年三峡水电站全年发电988亿千瓦时。这是在正常蓄水175米时的产量。如果在汛期遇到战争威胁，水库水位一降再降，且不谈电厂被毁，即使未受敌攻击，或受袭后仍能继续发电，那时的产量也会锐减，势必造成巨大的电量缺口。而三峡电厂负责供电的华中、华东地区经济发达，有的还分布了众多的战略物资生产企业，对电力的依赖程度可想而知。如果是平时，还有丹江口发电厂等可以担负电网调频、调峰和事故备用任务，但战时各家都面临安全威胁。所以，就算有些企事业单位和家庭可以把用电量降到最低限度，但如果战争威胁不能解除，水库持续保持低水位运行一段时间，恐怕就难以为继了。

　　而且，水位降低后航运也深受影响。在宜昌至重庆660公里航道上，流经丘陵和高山峡谷地区，落差120米，水流湍急，沿程有主要碍航滩险139处，单行控制段46处，航深和航宽不足，拖载能力低。当水库蓄水位175米时，万吨级船队可直达重庆，单向年通过能力从1991年的1000万吨增加到5000万吨，运输成本降低35%-37%。反之，则航运量成同等反比例下降(汛期可能会抬高水位，但同样也增加了航运困难)，这些降下来的必然要转移到长江南北两岸的铁路、高速公路和空中运输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文木教授在《长江与国防》一文中指出的，“道法自然：最可靠的交通是最自然的交通。自然交通分陆路与水路。陆路是人走出来的，而水路则是数亿年间大自然预设的，因而是最稳定的。”众所周知，从重庆到宜昌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几乎全部经过地形复杂的山区，隧道和高架路面较多，如渝宜高速公路全线桥隧比例达65%以上，与空运一样，这些人工的运输途径战时受到的威胁，显然比天然的长江水道要脆弱得多，导致人力物力转运困难。

　　还有一个对敌很有利的时机，就是枯水期。尽管没有汛期的洪水叠加，但库区水量短时下泄就已经是一种巨大的威胁，除了可能带来上述洪水灾害、航运量和发电量降低外，还可能会造成其它“次生灾害”。如作为南水北调工程的源头丹江口水库，蓄水水位达到175米，库容增加到290.5亿立方米，年均调水可达95亿立方米，重点解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的——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四省市，20多座大中城市的生产生活用水，兼顾农业和生态用水。一旦在枯水期遇到战争威胁时，紧急调低库区蓄水水位后，势必导致后期供水不足，同理长江也无水可引，这势必引发北方的水荒，尤其是生活用水问题更加严重。

　　尽管如此，由于大型水坝本身较为坚固，且是有核“保护伞”的民生工程，又非“五环打击理论”中的首选目标，受到的威胁程度相对要小一些，以至于很多人缺乏清醒的安全意识。一个三峡大坝防护责任单位之一的大校军官就曾用毫无疑问的口气说过：哪个国家敢打三峡大坝，那样我们会动用核武器。殊不知，国家之外，还有一些非国家组织具备攻击能力。而且，大坝建成后发挥的防洪功能，基本解除了人们多年来饱受的洪水灾害，以为当真可以高枕无忧了。即便是有些研究讨论和对策措施，也是基于平时而非战争威胁条件下。这显然是一厢情愿。有人讲，中国凡事都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同时也必须做最坏的准备。而从大型水坝防护面临的现实情况来看，首先是要强化国民的忧患意识，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再把准备工作做到极致。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像我们这样的大国，敌人一开始就大规模派兵跑到我们国土上来打仗的可能性看来比较小。一旦战争爆发，敌人恐怕还是利用精确制导武器、远程作战飞机进行空袭。”就是在今天，该判断都有其无庸置疑的正确性。而且，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发展，仍须以此预想敌各种可能攻击的方式。如一个国家可能慑服于核反击，并不能排除恐怖组织发起攻击；如低空领域放开后，也不能排除无人机对大坝构成一种新的威胁；如总以为敌空袭兵器会来自某个固定方向，并不能排除战时会来自不可预知方向。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充分，准备周密细致，才能保证战时万无一失。

　　有了安全前提和保障后，大型水坝防御更多的就是防“次生灾害”。而防洪水灾害，则是重中之中。今天有必要重新强调传统的防洪方案，根据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社会经济与自然条件等因素，客观分析、精确估算汛期的降水量，以荆江防洪为重点，按照“蓄泄兼筹，以泄为主”和“江湖两利”，“南北岸兼顾”，“上下游协调”的原则，采取合理加高加固堤防，安排与建设平原分蓄洪区，加强上游水土保持和中下游河道整治等措施。同时，抓紧启动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建设。

　　航运方面，如张教授所建议的，拓宽三峡运输通道，尽可能地增大其自然功能，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有现代科技应用带来的副作用；在从宜昌到重庆的长江南北两线，在现有基础上分别增建备用高速公路和铁路，并于遂道和高架路面集中的路段建设迂回路；还可考虑在两地间兴建备用机场，通过缩短航程来增强运输稳定性。

　　电力方面，在生产生活用电较大的一些地区，从国家层面统筹增建适当数量和规模的火电厂，专门担负战时应急电网调频、调峰和事故备用任务，以保证战略物资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一些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规定购买配置应急发电设备，力求战时自我保障；进一步开发小型化太阳能发电设备设施，并纳入城镇建设规划，保证达到生活小区或单幢楼宇的用电需求。

　　水资源方面，在南水北调中线、西线工程沿线城镇周围，根据生产生活用水需求兴建大小水库，并完善平时管理制度措施；在建设市政设施时，统一规划安装循环水利用设备设施，在居民中大力推广循环水利用；如果是沿海地区，还可考虑克服资金困难建立少数海水淡化厂，以保证应急需要。

　　也许，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日渐强大，再也没有敢于向我发起挑战的对手，或者即使有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者，我也能够“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保证大坝安全无虞。但谁能想到，就是当今一超独霸的美国本土的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也会受到攻击。“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平时把可能的情况想细、想全、想够，扎扎实实做好准备，才不会发生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贝尔格莱德因为空袭断水断电后，导致人们生活困难甚至大便没法处理，而不得不低头屈服的现象，从而做到有备无患、从容应对。

　　（作者系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人武部政治委员；【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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