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经济学是自然演进的吗？对经济学发展史的社会学考察

点击：  作者：张林    来源： 吉大政经  发布时间:2019-03-10 09:42:32

  

【摘要】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从来都受到国家、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在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过程中，对经济学发展影响最大的社会因素是国家结构和文化框架，从而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国家、民族特性。在特定国家，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也催生了新的经济学说。在当代，意识形态、阶级利益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经济学发展的方向。经济学几乎在整个19世纪都打下了深深的国家烙印，而且这种烙印至今并未消失，其中以德国的经济学最具国家特色。美国的经济学也有鲜明的国家特色，只不过今天很多人把“美国特色”当作标杆，当作唯一模式，从而消解了它的国家特性。社会现实需要也是影响经济学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美国经济学的早期发展史中可以看出，美国不同于英法两国的自然、社会环境以及国家发展阶段和战略，促使美国经济学界去探索不同于英法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论，从而产生了制度主义等适应美国环境、以解决美国现实问题为主要目的的创新性经济学说。从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学在英美的发展进程来看，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学术团体经常动用所掌控的学术资源、甚至利用国家力量，抑制、打压异见经济学的发展，甚至迫害异见经济学家。这些事例充分表明，经济学的发展从来不是“自然”演进的，经济学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建构色彩的历史。本文的结论是，中国也必须建构自己的适应中国现实需要的、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那些呼吁让经济学自然演进、无需干预其进程的观点，是一种无视历史和事实的谬论。

关键词：经济学发展史，自然演进，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

 

 

科学活动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必然要受到社会的影响，这本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实。但是，经济学（尽管关于它本身是不是科学都还存在争议）中不时会发出这样的声音：经济学是“客观”、“中立”的；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是“自然”的，不需要人为干预它的进程。追求经济学的“客观”、“中立”，多少还带有一些让经济学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真正科学的偏执，这种看法和努力不能全然否定。但是，认为要让经济学“自然”演进、无需干预其进程的观点，则是一种无视历史和事实的谬论。

 

整个经济学发展史中，随处可见国家、政治、文化等等社会因素对这门学科发展进程的影响，同时其发展进程中也留下了明显的构建痕迹，只不过这些痕迹被巧妙地掩盖了。如果是把经济学发展史单纯作为思想史来考察，受“辉格史观”（Samuelson, 1987）影响编撰的经济思想史论著中，留下的只是“成功”的经济学说“自然”发展的历史。但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把经济学的发展史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来分析，就会发现所谓的自然演进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在今天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排斥异己的一种说辞而已。

 

对经济学发展史的社会学考察虽然不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流，但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研究方法，比如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中，随处可见结合社会背景对经济学说的评论。随着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经济学发展史也成为这两个学科关注的对象。尽管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影响却不小。比如尤沃·约纳伊（Yuval Yonay, 1998）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18-1939年）美国经济学的多元时代的研究；马里恩·富尔卡德-高林夏斯（Marion Fourcade-Gourinchas, 2001）对英法德美四国政治文化环境与经济学特性的研究；弗雷德里克·李（Frederic S. Lee, 2009）对英美两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整个20世纪的艰难处境的研究；马尔科姆·卢瑟福（Malcolm Rutherford, 2011）对美国制度主义50年兴衰史的研究等。这些历史个案研究都指向一个结论：从古至今，经济学从来不是“自然”演进的。

 

本文在这些历史个案的基础上，采用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围绕三个主题，阐明经济学的发展既非一部自然演进史，按照某个标准认定的自然演进也绝非这门学科的要求：第一，经济学是具有国家特性的；第二，经济学是适应现实需要的；第三，经济学今天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识地建构的。

 

一、经济学的国家特性

 

对经济学发展影响最大的社会因素是国家结构和文化框架，从而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国家、民族特性。经济学源于欧洲，盛于美国，马里恩·富尔卡德-高林夏斯（Fourcade-Gourinchas, 2001）对19世纪经济学发展史的社会学研究表明，英法德美四个国家不同的制度文化环境导致了它们在经济学思想、理论和范式上的差异。

 

经济学诞生之时并非一个独立学科。它的基本架构在英法两国初具雏形之后，各国的从业者开始寻求学科的独立性和学科地位的合法化。他们通过各自国家的教育体系、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这个三个渠道，表达这个学科知识的独特性、学科知识对政策的影响和实用性。正是不同国家在这三个表达渠道上的差别，以及各国从业者利用这三个渠道的能力的差别，使得经济学在几乎整个19世纪都打下了深深的国家烙印，而且这种烙印至今并未消失。

 

在英国，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与高校和政府的关系不是太密切。从高校来看，尽管在19世纪20年代就有少许高校设立了政治经济学教授席位，但直到19世纪末，经济学在一部分主流高校中仍然是附属于其他学科。比如，牛津大学的经济学是史学的子学科，在剑桥大学则是道德科学的子学科。即便在一些新成立的大学，比如曼彻斯特大学和伯明翰大学，政治经济学也是比较次要的学科，而且是面对大众而非精英开设课程（Mair, 1900）。经济学在英国大学不受重视，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工商界和政府并不认同经济学的实用性，从而在精英教育体系中没有对经济学的需求。这种情况在19世纪末才开始改变。从政治渠道来看，经济学家的政策影响也不大。以《谷物法》为例，很多人把废除《谷物法》的“功劳”算在了李嘉图头上。其实不然。《谷物法》1815年颁布，李嘉图1819年买了一个议员资格进入议会，开始提议废除《谷物法》。遗憾的是，《谷物法》直到李嘉图去世23年之后的1846年才被废除。

 

精英教育体系和政治体系都没有为经济学在英国的发展起到太大的促进作用，这个学科在英国的发展更多靠的是从业者凭借自己的精英身份，通过民间组织（比如1825年成立的伦敦政治经济学俱乐部）或者个人的影响力来推动的，从而表现出组织松散的特征，更多地是上流社会的玩物。这就不难理解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竟然是由社会精英韦布夫妇私人创立的，同样也不难理解英国的经济学总是和某个著名经济学家以及围绕这个人而组成的学术圈联系在一起。

 

与英国同为古典经济学发源地的法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与英国有很大差别。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这个标签来自法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非常注重通过组织化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不过，不同于英国的是，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更多是在上层社会传播经济自由主义信念，而法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主要目标是产生政治影响。这样一来，法国自由主义者以及他们的组织（称为“écoles”）就很容易受政治气候的左右。在自由主义者执政时期（比如1830-1848年的“七月王朝”时期），它的发展进入扩张期，而在保护主义者执政时期（比如1804-1814年的拿破仑帝国和1852-1870年的第二帝国时期），它就急剧收缩。在第二帝国早期，自由主义者和他们的组织甚至受到警察的严密监视（Fourcade-Gourinchas, 2001, p.418）。与自由主义对立的其他经济学思潮的支持者，同样寻求产生政治影响，他们同样受到政局的左右。由于与政治联系紧密，而19世纪法国的政局又尤为混乱，在同为古典经济学发源地的法国，经济学的地位并不高。在大学里，经济学一直是法学的附属学科，直到1964年（没错，是1964年！）才有了独立的经济学学位。另一方面，在理工类高校，经济学成为工程学的组成部分，用于为建筑、铁路等具体产业的经济计算服务。

 

因此，尽管法国产生了瓦尔拉斯、古诺这样的大经济学家，但它的经济学却没有取得太好的发展。不过，这样的政治结构为经济学在法国的多元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法国经济学界，有调节学派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有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这样的“离经叛道”者，也有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的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让·梯诺尔（Jean Tirole）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人把法国当作经济学成功进行新古典改造的典范来宣传，也有“不安分”的法国学生发表反对新古典一元化的声明，从而掀起了经济学多元化国际运动。

 

德国的经济学最具国家特色。早在重商主义时代，德国的重商主义就被称为“官房学说”。简单地说，官房就是国库，官房学说着眼的是国家利益。当经济学在英法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德国把它叫做“国民经济学”。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经济学中都彰显着国家主义传统。由于与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环境高度契合，经济学在德国最早实现了专业化。虽然德国的经济发展比英法起步晚，但它的经济学的组织化程度是英法不能比拟的。早在18世纪末，几乎每一所德国大学就都设立了经济学教授席位，只不过当时没有用“经济学”这个名称（Fourcade-Gourinchas, 2001, p.404）。在德国的统一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背后，国家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历史学派对经济学历史特定性的强调以及对国家力量的推崇，与俾斯麦这样的国家强权的代表的主张高度契合，于是历史学派成为德国的国家经济学，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大学经济学教授的任命都要经得历史学派领袖施穆勒的认可（不仅经济学，当时德国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也是这种状况）。要论经济学的专业化程度和地位，当时的德国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这种专业化还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由于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要求对历史资料和数据进行专业处理，推动了德国的统计学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历史学派在德国的成功，还使得德国的经济学成为当时后进国家的学习典范。19世纪的后30年，大批美国青年经济学者留学德国，学习历史学派的理论、方法，学习德国的学术组织模式，甚至学习德国的教学法（比如今天在美国高校流行的专题研讨会（seminar）正是起源于当时的德国）（Parrish, 1967）。

 

不过，德国经济学高度的专业化也伴随着高度的垄断，非国家主义、非历史主义的经济学说一概被排斥，因而像熊彼特这样的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在德国高校难有栖身之所。一元化造成了德国经济学的封闭。这一方面使历史学派自身的发展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在历史学派势微之时，难有其他经济学学术传统迅速接替它的位置，保持这个国家经济学的领先地位。对历史学派来说，成也国家主义，败也国家主义。走上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道路的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成为邪恶力量的代表，使得与国家的紧密联系成为了历史学派的污点。最终，历史学派消亡了，强调历史特定性的经济学也一并被抛弃，婴儿和洗澡水一起被倒掉了。

 

美国的经济学也有鲜明的国家特色，只不过今天很多人把“美国特色”当作标杆，当作唯一模式，从而消解了它的国家特性。美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美国社会受传统约束较少、推崇创新、注重实效的特性。内战前，美国并没有独立的社会科学，经济学自然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内战后，作为拜托宗教束缚、努力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科学解释的结果，美国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开始齐头并进、蓬勃发展，经济学从而成为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并列的一个学科发展起来。19世纪末，美国的大学革命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各个学科的专业化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各财团支持下，新大学纷纷建立，比如洛克菲勒资助的芝加哥大学、斯坦福资助的斯坦福大学等。这些大学的管理者把社会科学家视为道德进步的代言人，解决社会问题、提高学校声誉都要靠他们的研究，因而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科学家有很大的自由发展空间，经济学以及经济学教育在这种背景下迅速得到发展。各种专业期刊的创办强化了经济学的专业性。与此同时，这个学科的组织化很快得到加强：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学习德国的经验，在1885年创立了美国经济学会。

 

从学科的专业化来看，德国经济学的专业化程度或许比美国要高，但美国的经济学与德国有一个重要区别：多元化。美国经济学的发展受国家和政治的影响不大。与前述欧洲各国的情况不同，美国经济学家的来源不限于精英社会，普通大众通过努力可以进入经济学家的行列。由于当时政治干预较少，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知识和学术传统是多元的。另一方面，当时美国社会受到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困扰，无论是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还是站在它们对立面的制度主义，各种传统的经济学说都以解决这些问题为首要目标。问题导向使得各种经济学传统在一种相对平和的环境中共同发展，而各种经济学传统又在多元化营造的竞争氛围下不断进步。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可以说，19世纪8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是整个经济学发展史上真正的黄金时期。今天被视为标杆的美国经济学教育模式、组织模式中好的方面，都得益于这个时期的积累。其他国家之所以没有出现过经济学发展的这种良好局面，恰恰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具有的鲜明特色。

 

综上所述，经济学具有国家特性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同一种经济学，其专业化过程、学说的侧重点、发展的方向等都受到国家特征的影响，从而在不同国家表现出差别。某一种经济学之所以在某个特定的国家具有特殊的地位，当然也是国家特性使然。不过，除了国家特性之外，某一种经济学之所以产生于某国，或者在某国得到更好的发展，还与它适应了这个国家的需要有关。这是本文下一节的主题。

 

二、经济学因适应现实需要而发展

 

这里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经济学为了适应现实需要而改变了发展进程，这种情况是不是自然演进？自然演进是相对于人为设计而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述情况下发生的经济学发展进程的转向也是一个自然过程。不过，主张让经济学自然演进的观点还有另一层含义：经济学从古典到新古典再到现代主流的发展路径才是自然的，对这条路径的任何偏离都不是自然演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从来都不是自然演进，因为自系统性的经济学说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与古典—新古典—现代主流这个机械的、静态的、个体主义的学术传统相并列和对立的一个演化的、历史的、整体主义的经济学传统（贾根良，2010a），包括历史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主义和现代非正统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虽然前一个传统在多数时候和多数国家都处于主导地位，但在某些国家的某些历史时期，后一个传统曾经是主流。比如前文提及的历史学派在长达70余年的时间里在德国经济学界占据着统治地位；制度主义在20世纪前40年、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在美国经济学界的地位超过了古典—新古典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曾是绝对主导性的经济学说。

 

经济学发展史上之所以出现这些“例外”，表现出“非自然”的演进，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经济学说适应了这些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现实需要。其实，从根本上说，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步入今天的盲目自大、固步自封状态之前，它也是适应现实需要的产物。只不过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倡导者要么是忘记了这个事实，要么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回避这个事实。下文以美国经济学从1865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发展史为例，通过阐明美国人如何从现实需要出发发展自己的经济学，同时改造外来的经济学，最终既实现了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又帮助了现实问题的解决这个历史事实，说明经济学为了适应现实需要而偏离“自然演进”路径并非什么坏事。

 

美国的经济学和它的经济是在内战后同步发展起来的。同它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样，它的经济学也不是对英法这些先进国家的复制。正如经济思想史家埃里克·罗尔（Eric Roll）指出的那样：“美国经济学走了一条与欧洲有所不同的道路。凡早期输入美国的经济学理论，其系统阐述都得到了改造，以符合于新的环境。后来，完全适应于美国特点的文献开始出现了”（罗尔，1981，第409页）。美国经济学的发展之所以走上和欧洲不同的道路，是因为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应美国现实。

 

首先，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的基本信条与美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相悖。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相对于英法而言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内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美国的工业、尤其是资本品工业还大大落后于英国，工业成本远远高于英国，加上劳动力相对稀缺，美国工人的工资也高于英国。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信条，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美国工业将难以同高效率的英国工业相抗衡。因此，美国长期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至少在国际贸易中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信条，这被视为美国崛起的重要保障（贾根良，2010b）。

 

其次，美国的自然禀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特征，与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不相适应，与古典经济学的特定理论不相容。美国自然资源丰裕，这与古典经济学的发祥地英法的自然条件截然不同。所以，古典经济学的收益递减规律并未得到多数美国经济学家的认同。美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不同地方、不同行业的工资率和利润率差别极大，因而古典经济学得出的工资和利润趋于均等的结论也不适用于美国。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美国土地资源极其丰富，而劳动力相对稀缺，于是，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命题——工资基金学说很难为美国学者所接受，他们更趋向于认同生产力与报酬之间的联系。这也是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率先出自美国经济学家之手的重要原因。

 

美国经济发展的方式也不同于古典经济学诞生之时英法的经济发展方式。由于美国劳动力相对稀缺，节约劳动的机器不断被发明出来，而且迅速实现了机器和零件的标准化。这为工业品的大规模生产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随着疆土拓展的完成，美国西部人口越发稠密，加之西部更加靠近原料产地，制造业大量西移，这又为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创造了巨大的需求。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制造业的规模是这一时期的英法等国无法比拟的。制造业的大规模生产，以及随之发生的企业兼并浪潮，使垄断组织逐渐支配了美国经济。这样，古典经济学据以立论的原子式个体的自由竞争显然不能适用于这一时期的美国。垄断的盛行引来了政府的干预，在古典经济学中扮演“守夜人”角色的政府，在美国要承担更多的任务。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项在工业革命发轫初期做出的关于放任主义会对社会幸福产生有利结果的乐观预言，在‘南北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里被证明是很难成立的。……不受限制的竞争和放任主义带来的祸害，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它们的发展。人民公众最后终于起而反对了对国家资源的浪费开发以及人们普遍地使用的违法方法，而且由于剧烈的竞争对企业本身所产生的巨大危害，使人们不能不另谋解救之道。这样，企业的合并与政府管理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后果”（福克纳，1964，第75-74页）。

 

最后，这一时期美国的社会环境与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地英法也有不小的差异。社会大多数人普遍的不满，由此引发的冲突，以及各种改革主张的涌现，是这一阶段美国社会的主要特征。同一时期的欧洲也存在这些问题，但在欧洲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在美国却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流呼声，美国社会呼吁的是改良而非革命。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劳资冲突、贫富差距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又不为美国人所接受，于是美国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的是建立较好的经济秩序，提高处于弱势的利益集团的地位，因而他们支持工会，主张通过征收遗产税和所得税、养老金、公用住房、最低工资法等措施来补救经济的失序。

 

源自英法的经济学同美国现实的种种不适应，促使美国经济学家去创立能满足美国自身需要的经济学。他们向与美国情况类似的德国学习，但并未照搬德国历史学派，而是学习历史方法、统计方法。把这些方法和理念与美国自身的文化和学术成果（比如实用主义哲学）相结合，产生了美国自己的经济学——制度主义。同时，20世纪70年代在欧洲发生的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得到了一些美国经济学家的响应，但是这种响应也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结合美国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对相关理论进行发展。比如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系统阐述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论证工人没有遭到资本家的剥削，从而缓和在美国尤为尖锐的劳资矛盾。

 

无论是原生的制度主义，还是经过改造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为了满足现实需要应运而生，因而这些经济学说对于解决美国社会经济现实问题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进步时代”和紧接着发生的“制度主义运动”时期，各种学术传统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解决现实问题的合理方案得到采纳，发挥了良好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美国的社会矛盾，抑制了垄断，增进了社会公平。后来，众所周知，罗斯福“新政”让美国较快地走出了大萧条。值得注意的是，“新政”的理论基础是制度主义，很多具体政策措施都出自制度主义者之手（Zhang and Xu, 2011）。

 

毋庸赘言，美国经济学的发展史充分表明，问题导向的、适应现实需要的经济学才是“有用”的经济学，才会有生命力。经济学这样的演进偏离了某种被认定为“自然”的路线，这只能说明那种“自然”路径并不值得遵循。当然，制度主义最终衰落了，在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竞争中“失败”了。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是“科学的”、更有用的经济学取得了胜利，而是在学术网络的建构过程中忽视了一些关键的网络元素（Yonay, 1998），同时也受到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这是本文下一节讨论的话题。

 

三、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建构史片段

 

历史上的证据无论多么有力，毕竟已成为历史：历史学派早已消失，制度主义风光不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地位越来越稳固，到今天，它在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似乎已无法撼动，看起来的确经历了一个自然演进过程。如前述，如果按照辉格史观，“好”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战胜了“坏”的，今天经济学的局面是必然的、自然的结果。毕竟，“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但是，从社会学视角、尤其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史同其他学科一样，都是一部建构史。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简称SSK）20世纪70年代在科学社会学的基础上兴起，其核心观点是，不仅科学，具体的科学知识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就本文目的而言，我们无需对SSK作系统介绍，采用SSK的法国学派的“行动者—网络分析”（Actor-Net Analysis，简称ANA）方法就足以说明问题。ANA把科学和科学知识视为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相互作用的产物（非人类的实体也有行动能力）。科学家总是隶属于某一种科学理论或知识体系，将其作为自己的信念。不同的科学理论或知识体系之间存在竞争，要在竞争中获胜，科学家就要尽力让人们相信自己所属的那个知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形成了一个包括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人物、金钱、方法论原则、理论、工具、机制、实践、组织，等等——在内的网络，网络中的行动者或者元素相互支持。一个知识体系构建的网络越强大，也就是其中包含的元素越多，而且把新元素整合到网络内的能力越强，那么这种知识体系击败竞争者的可能性就越大。

 

西方主流经济学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支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构建了一个其他任何经济学传统都不能匹敌的强大网络。构建网络的过程就是这个学科的社会建构过程。本文不可能反映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整个建构史，只是选择其中的一些代表性事例，呈现历史的片段。

 

壮大网络的目的是要击败竞争者，那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竞争者是谁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被称为正统经济学（Orthodox Economics），就是坚持以资源配置、功利主义、边际分析、理性、个体主义和均衡为主要特征的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可以直接简称为新古典经济学（Colander, 2000）。它的竞争者是遵循马克思、凡勃伦等人开创的批判传统发展起来的非正统经济学。非正统经济学流派众多，以制度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和激进政治经济学三个流派为主体。由于非正统经济学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在与比较成熟的正统经济学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但是，作为替代性的经济学说，它的存在对正统经济学始终是个威胁。因此，正统经济学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确立了在经济学中的霸权地位，仍然时刻不忘发展壮大自己的网络，利用网络优势打压、排挤非正统经济学，强化“世界上只有一种经济学”这样的意识。

 

概括来说，正统经济学的建构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学术疏离甚或政治迫害。面对竞争者的挑战，正统经济学起初会以挑战者的学说不属于经济学范畴为由将其打入冷宫。在面对影响力足够大、从而不得不对挑战作出回应的时候，正统经济学往往会以新古典范式为准绳来评判挑战者的价值：因为它不符合新古典标准，从而是没有价值的。在很多时候，新古典标准也意味着正确的意识形态。在政治气候对挑战者不利的时候，学术迫害甚至政治迫害也是正统经济学对付挑战者的手段。

 

尽管前文提到，美国经济学的多元时代可以看作经济学发展史上少有的黄金时期，不同学术传统在相对平和的氛围下竞争，共同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正统经济学与非正统经济学之间没有冲突，也不意味着正统经济学放弃了构建自身网络的努力。制度主义最终的衰落，与正统经济学对它的疏离有直接关系。在凡勃伦发表《有闲阶级论》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时，新古典经济学家阿林·扬（Allyn Young）认为凡勃伦从一开始就不全然是一名经济学家。在凡勃伦以及制度主义的影响不断扩大，不能用这种方式对其置之不理的情况下，正统经济学一方面告诫自己阵营内的从业者不要理会制度主义的诘难，另一方面对制度主义者采取不包容的态度。比如，制度主义者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Means）由于提出与新古典价格理论截然不同的管理价格理论——这个理论后来成为后凯恩斯主义价格理论的基石——而受到正统经济学的排斥：1933年，哈佛大学的博士委员会驳回了他的博士论文初稿，原因是论文包含了攻击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内容。1940年，凯恩斯主义者免去了他在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的职位。面对这种压力，一些制度主义者选择了放弃挑战。比如，弗雷德里克·米尔斯（Frederic Mills）1927年的一项对物价的经验研究不是基于新古典价格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家就认为它是有缺陷的。而当米尔斯在20世纪30年代使用新古典术语研究物价和技术变革的时候，就被认为是作出了贡献。

 

与学术上的疏离相比，政治迫害对挑战者更具毁灭性。大萧条之后，大学里越来越多的师生开始对“新政”的国家调控措施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随着苏联影响力的扩大，左翼思想和言论被国家提升到意识形态威胁的高度。高校成为消除意识形态威胁的主要执行者，采取了诸多措施，比如禁止邀请左翼人士到校演讲，解聘左翼教师，限制教师的课堂言论，监视进步师生并向FBI报告，等等。FBI在1941年就已经有了几万份美国高校师生的档案材料。著名制度主义者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 Galbraith）虽然是主流社会上层精英，但也被FBI监视长达40年之久。冷战开始后，对左翼师生的迫害变本加厉。在最为极端的麦卡锡主义时代，甚至发生了左翼经济学家被迫害致死的惨剧。严酷的政治环境对非正统经济学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进入发展最低谷，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非正统经济学才借反战、学生争取民主运动之机重新开始发展。

 

时至今日，政治迫害或许已不那么明显，但学术疏离并未减轻。笔者曾邀请制度主义者、美国丹佛大学华人经济学家何世荣（P. Sai-Wing Ho）到校演讲，他在演讲中谈到非正统经济学在当今美国的生存状况时举了个例子：非正统经济学从业者如果到正统经济学主导的大学经济系求职的话，得到的会是粗暴的答复：“滚！”

 

第二，利用现有网络元素排斥异己。正统经济学霸权地位的确立，意味着它的网络已非常强大，典型表现就是对基金、学术组织、期刊和重要经济系的控制。在拥有如此强大网络的情况下，对非正统经济学稍许的宽容并不会动摇正统经济学的地位。但正统经济学并没有表现出宽容，相反，它对非正统经济学是绝对的不宽容，利用自己掌握的各种网络元素（学术资源）排斥非正统经济学，绝不允许自己的网络中渗透进任何具有潜在威胁的因素。

 

期刊是一个典型例子。20世纪80年代后，被认为最权威的美欧经济学期刊（所谓Top 5、Top 10）成为了新古典范式的独家舞台，再难见到非正统经济学的踪迹。杰克·里尔登（Jack Reardon）曾对非正统经济学家向正统经济学刊物投稿的情况做过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后非正统经济学家的投稿全部被拒绝，以至于他们不再向这些刊物投稿，因为知道它们不会采用。在被问及正统经济学刊物编辑是否了解非正统经济学的时候，多数受访者的回答是：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Reardon, 2008）。受访者对期刊编辑的判断不完全对，因为他们知道如何扶持“叛出”非正统经济学的人，以此既削弱了非正统经济学的力量，又表现出对待非正统经济学的宽容。冠以“马克思主义”之名，行新古典经济学之实的约翰·罗默（John Roemer）能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多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文，就是这样的典型事例。还有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例：1992年，由英国非正统经济学家杰弗里·霍奇森（Jeffery Hodgson）发起，44名经济学家联名发布了一份经济学多元发展的倡议书。这份倡议书最终以付费广告的形式刊登在《美国经济评论》的广告插页上。

 

在正统经济学的网络中，备受关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一个被用来巩固正统经济学地位、排斥异己的工具（张林、温志雄，2017）。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视为经济学的最高成就奖，其实不然，它只是正统经济学的最高成就奖，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只有两名非正统经济学家受到表彰：美国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和瑞典的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两人都是制度主义者，但他们受表彰的理由不是对制度主义理论作出了贡献，而且这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事情。

 

诺贝尔经济学奖从两方面发挥着巩固正统经济学地位、排斥异己的作用：一方面是拒绝非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家，另一方面是在特定年份选择合适的授奖者来表达正统经济学对待某些社会经济现象的态度，或者以此回应对正统经济学的批评。第一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罗宾逊对新古典经济学不完全竞争理论的贡献足以让她获奖（而且她1982年才去世，有足够的时间去领受只颁发给在世经济学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因为她是后凯恩斯主义这个非正统经济学流派的领袖，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抱有好感，从而诺贝尔经济学奖有足够的理由拒绝她。

 

第二方面的例证比比皆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巨变，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型。与之相应，强调私有产权的效率和制度变迁的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和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 North）分别在1991年和1993年获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种“应景”之举，在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尤为明显。2007金融危机爆发，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众所周知，克鲁格曼早就警告了西方世界将面临“萧条”的回归，当萧条真正来临之际，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了这位预言者。金融危机爆发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愈发激烈，尤其是对其数学形式主义的批评。面对这种批评，诺贝尔经济学奖2009年表彰了两位不使用或者很少使用数学的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2014年，法国人皮凯蒂因质疑新古典经济学对收入分配的忽视而成为明星。他至少让正统经济学陷入了尴尬。正统经济学对此的应对就是把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一个法国人让·梯诺尔。

 

第三，借助国家力量强化经济学一元化、抵制多元化。非正统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后不断取得发展，对正统经济学的威胁越来越大。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非正统经济学家倡导的经济学多元化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响应，逐渐演变成一场经济学多元化国际运动。经济学多元化国际运动主张在经济学方法、理论和教育上打破新古典经济学一元化的局面，尤其是对经济学教育多元化的倡导直接威胁到正统经济学的根基。面对威胁，正统经济学充分调动各种网络元素，借助国家力量化解了威胁，巩固了地位。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英国开展的“科研评估活动”（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简称RAE）。

 

英国从1986年起通过RAE（2014年后改称“科研卓越框架”，简称REF）对各大学的科研成果质量进行国家评估，以评估结果为依据向各大学下拨科研经费，评估排名高，得到的科研经费相应就多。面对多元化威胁的正统经济学抓住这一良机，通过主导经济学科的RAE（主要是21世纪开展的历次RAE），成功借助国家力量对非正统经济学实施了毁灭性的打击。正统经济学主要从两方面主导RAE，一是控制经济学评估专家组成员的选择，二是确定据以衡量科研成果质量的期刊名单。正统经济学说服RAE组织者，让正统经济学主导的英国皇家经济学会成为评估专家的主要推荐机构，这个机构推荐的评估专家自然都是正统经济学家。评估专家组确定一个全部由正统经济学刊物构成的期刊名单，作为评估各大学提供的论文质量、从而确定各大学经济系排名的重要依据。由于各大学经济系排名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科研经费拨款的多少，进而直接决定了各大学经济学科的社会声誉，各大学经济系在RAE之后纷纷拒绝了非正统经济学家（解聘、不再续聘、不再新聘），因为他们对经济系的排名没有贡献。非正统经济学家被迫离开经济系，到商务管理、发展、社会学、国际关系等系供职，或者转入非研究系列，专门从事教学工作。从1996年到2012年，RAE参评经济系的非正统经济学家减少了70%。2012年，13个排名靠前的经济系中，有9个系的教员中已经没有非正统经济学家。同一时期，在非经济系供职的非正统经济学家增加了将近240%（Lee et al., 2013, p.708）。

 

通过控制经济学评估专家组成员的任命、限定正统经济学期刊，RAE被成功地纳入正统经济学的网络，并在三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驱逐了异见经济学家，排斥了非正统经济学；（2）使经济学研究集中化和同质化，大大增强了新古典一元化；（3）形成了一个经济系精英集团，也就是排名靠前的大学经济系，这个集团有力推动了新古典一元化观念的扩散。这三个作用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在客观上起到了增强正统经济学网络实力、削弱对手竞争力的作用。

 

经历了六次RAE之后，英国大学的学生仍然在积极呼吁和争取经济学多元化。比如，曼彻斯特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在2014年向校方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用有力的证据阐明了新古典一元化在该校经济学教育中的弊端，呼吁经济学教育的多元化（曼彻斯特大学危机后的经济学研究会，2017）。这份报告得到了包括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在内的许多实际经济部门人士的支持，引起了BBC等媒体的关注。但是，学生们的行动已经找不到老师来支持了。他们在报告中提到，为了挑战经济系教学中的新古典一元化，学生自己开设了一门选修课，用各种非正统经济学说的方法和理论来解释历史上的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在曼彻斯特大学经济系，已经没有非正统经济学家能够开设学生需要的这种课程。RAE对英国经济学方方面面的影响可见一斑。

 

总之，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史中随处可见建构的事实。本来这不足为奇，科学知识社会学关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的发现是来自自然科学领域。自然科学况且如此，社会科学就更不用说了。通过强调所谓“自然演进”来否认、掩盖建构特征，是不是从业者对自己的学科不够自信的表现呢？

 

四、结语

 

回顾历史总是有当前的理由。本文对经济学发展史上若干片段的回顾，自然是要以中国现实为落脚点的。结合上述三个主题，本文提出三个对应中国当前经济学发展状况的问题供思考，并尝试作答。

 

第一，中国经济学的国家特性是什么？这个问题会有很多答案。本文尝试给出的答案是：问题导向。中国人通常把经济二字理解为经世济民、经邦济世，研究经济的学问自然应该是能够经世济民、经邦济世的学问。简单地说，经济学要能解决现实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中国人对经济学的这种理解，注定会让经济学朝着致用之学的方向发展。

 

第二，什么样的经济学才是适应中国现实需要的经济学？这个问题的答案与第一个问题有关。适应中国现实需要的经济学也就是能解决中国问题的经济学。那么中国问题是什么？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问题源于快速的发展变化。因此，能解决中国问题的经济学相应地也要发展变化，它绝不会是僵化的经济学，绝不会是自视为一成不变的普遍真理的经济学。

 

第三，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中国现实需要的经济学要不要建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一种经济学满足国民对它的要求，适应本国现实需要，能解决实际问题，那么这种经济学就值得大力发展，值得理直气壮地建构。因为它的网络越强大，就能越好地发挥它的效能。当然，前文阐述了利用强大的网络排斥、打压异己的事例，这种维护一元化的思维和做法是要避免的。对于任何学科来说，多元化是学科发展最有力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