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为何不能用GDP衡量新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战略？

点击：  作者：趣史录    来源：趣史录头条号  发布时间:2021-01-04 10:14:51

 

在全球范围内，一直有一种”中国崩溃论”在流传，当然，年年都“中国崩溃论”，只不过我们到了现在不仅没有崩溃，反而还一路成长为了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这是中国人民勤劳奋斗的成果，也是西方经济学家不可理解的“奇特现象”。

 

不仅西方经济学家不可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也不可理解，当然这对于我们来说反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管是西方经济学家，还是中国经济学家，学习的都是同一套的理论知识，那么学出了一样的结果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因而，当这些经济学家在批判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时，我们不得不问一句，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真的是可以用GDP来衡量的吗？李怀印先生在《开放时代》中所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对此问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那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遵循西方制定的全球分工？

 

经济学家林毅夫在谈及建国初期的经济战略时，曾称该战略违背了比较优势，导致了几个负面的后果。

 

 

例如经济结构扭曲、GDP增长速度达不到预期；国民收入分配扭曲、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造成了传统和现代部门分离的二元结构、导致城市化率不达预期；经济封闭，无法从国际贸易中获利。

 

而李怀印撰文正是专门批驳了这些个观点，他认为，在建国初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不能用GDP来衡量的。因为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经济增长路径，而用这个理论来评判建国初期时的发展战略，显然是“非历史的”和不公平的。

 

 

什么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来自大卫·李嘉图，其基本含义是因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因而每个国家都应该集中生产自己具有优势的产品，并进口自己处于劣势的产品。

 

 

理论上来说没有错，各国确实可以根据自己在资源和劳动力上的独特优势，来选择发展自己更具有优势的产业，并通过加入国际经济体系来发展自身经济。

 

但实际上呢？正如李怀印所言的，这个国际分工体系是西方所建立的，而在这个分工体系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将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永远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高科技技术，而高精尖产品则将永远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

 

这难道是我们所想要的吗？成为一个低端产品的制造国，一个真正的世界工厂，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去换得微薄的收入？当然不是。为什么我们要遵循西方制定的全球分工方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来不会止步于此。

 

 

我们不可能成为“四小龙”

 

实际上，对于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这种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发展方式都陷入了瓶颈，在经过了初期的快速成长之后，许多国家都因为本土企业无法与西方跨国公司竞争、国民经济也无法摆脱对西方跨国公司的依赖而陷入了停滞。

 

除了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依照比较优势理论，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实现了经济腾飞，并成功加入到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但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和一个重要的前提无法分割，而这个重要的前提，也是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加入国际经济体系。

 

 

亚洲四小龙无疑都是在战后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国家和地区，它们不仅在政治上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同盟。

 

四小龙的精英阶层也大多在西方接受过他们的教育，因而它们在经济体制、价值观上都与西方无限靠拢，这样才能让亚洲四小龙依靠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经济中获益，并最终跃升为发达国家或地区。

 

但我们可能吗？1949年建立的红色中国，是受到美国和西方保护的同盟、可以加入到他们的国际分工中去吗？

 

 

不可能。刚刚独立的中国，正处于与西方对抗的阶段，采取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根本不可能加入西方主导国际经济体系中，因而这一套比较优势理论也就不可能适用于建国初期的中国。

 

这是客观原因，而从主观上来讲，我们也不愿意去加入一个国际经济体系。毕竟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加入苏联主导的经济体系——经济互助会，接受苏联主导的国际分工，成为苏联某一个好用的工具国。

 

 

但我们没有，也不愿意。带领我们走向独立自强的主席，从来都不愿意放弃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的独立，依赖苏联，乃至与苏联成为所谓的“父子党”关系。因为我们的文明传承千年，我们在过去的20个世纪中领先了16个世纪，我们天生的优越感，让我们不愿意去依附他人。

 

我们不可能成为亚洲四小龙，成为某一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工具国，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个独立自主、部门完备的工业体系，这是能用GDP去衡量的发展策略吗？

 

 

国家工业化，是废墟上的新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建国初期我们一直采用的是国家工业化的战略。根据李怀印所述，这一模式与所谓比较优势理论模式最大的区别，就是不以GDP为计算口径，也不以人均GDP增长为目标，其最重要的考量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采取的大政方针都是“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也就是农业反哺工业，这与亚洲四小龙，或者任何一个参与西方国际经济体系的国家和地区都有所不同。

 

 

考虑到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地缘政治，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优先发展的是重工业。毕竟大家不能忘记，在那时，我们才刚刚赶走了侵略者，饱受战火的中国人民，几乎是在废墟上建设新中国。

 

当时，不仅仅是国家一片白地，在国际上我们更是要面对列强环伺，在这样一个时刻，轻工业和农业也只得往后靠，让国家先建立起重要的、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工业部门，才是重中之重。

 

因而，建国初期的经济规划主要是从搭建部门齐全的现代制造业、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体系开始的，尽管我们有很多地方都是从零开始，但根据李怀印所言，也正是建国初期打下的基础，为我国改开以后的腾飞建立了基础。

 

 

除了实打实的工业建设之外，新中国建立初期还有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对社会进行一系列改造，包括土地改革、推进男女平等、普及教育和破除封建迷信等等。

 

这一系列的改革和运动，让人民当家作主的观念觉醒，令百姓挣脱了身份等级的枷锁，毫无疑问地也有利于推动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但这一切不计成本的大力投入，毫无疑问地是不能用GDP来衡量的。

 

 

为什么不是苏联的计件工资？

 

林毅夫等人对于建国初期经济战略的批判，还集中于国民收入分配的问题上。经济学家们认为，社会在收入分配上采取“吃大锅饭”的方式，没有激励体制，这很显然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但在李怀印的眼中，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其实我国在50年代初仿照过苏联模式，实行过一段时间的计件工资制，希望以此强化劳动激励，但这种方式很快就被放弃了，最终转而采用了平均主义的做法。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和苏联的国情不同。在苏联，劳动力稀缺，因而企业需要稳定职工队伍，就需要采取更多的激励手段，但在中国，劳动力丰富而就业岗位稀缺，这首先就缺乏了激励机制产生的基础。

 

加上当时我们以举国之力发展重工业，需要压缩个人消费，不得不采取了一种平均主义的做法。

 

而且李怀印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林毅夫等人所引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是建立在人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唯一追求的理性人的基础上的，但实际上，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剥削的资本家不复存在，工人才是工厂的主人翁。

 

 

那时的工人们普遍有着与工厂休戚与共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自然爱厂爱家，不需要物质肌理也会努力工作。

 

同样的，数据也显示，其实在建国初期工人们并不像我们所想的因为没有物质激励就消极怠工，实际上在那时候我们的工业产值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从1952年到1978年，年均增长10%。

 

 

农业发展缓慢，有迹可循

 

林毅夫等人另外一个观点，则是认为我国在建国初期农业和农村发展缓慢，是因为“劳动监督非常困难”以及“付出和劳动报酬不相对应的平均主义”。在李怀印眼里，毫无疑问的建国初期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确实相对缓慢，但理由也并非如林毅夫所言。

 

实际上，农村生产队中的工分制不完全是一刀切，生产队有着自己的一套体系来计算社员的工分，而且大家对此并没有太多异议。

 

尽管之后确实出现了一些偷奸耍滑的现象，但在大部分地区，因为做得太慢太差，会影响整体禁毒和工分报酬，以及自己在乡里间的声誉，大部分人的劳动态度都是端正的。那为什么在那时候农业和农村发展相对于工业来说十分缓慢呢？

 

 

是因为在建国初期的经济战略下，我国的工业是依靠农业部门输血而发展起来的。农业部门在满足农村所需之后，几乎将所有的剩余资源都转移到了工业部门，这就导致了农业部门的发展缓慢。

 

数据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江苏某生产队通过农业税和剪刀差转移给国家的生产队集体收入，就达到了平均每年11800元，如果这些收入不是用于工业发展，而是用于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那农村的发展必定会加快，但还是之前说的，在那个时期，发展工业才是更重要的事。

 

 

GDP从来都不是唯一标准

 

也许在经济学家的眼里，GDP是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在实际情况中，我们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基本依据，应该是地缘政治环境。如果一个国家连独立自主都难以保全，又谈何国际分工、经济发展呢？

 

而在经济学家评判过去我们经济发展的策略的时候，毫无疑问也应该考虑到当时的历史因素，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放入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再去评判其政策合理性，而不是机械地将不同制度、价值观和不同地缘政治环境的放到一起比较。

 

 

亚洲四小龙可以通过比较优势理论腾飞，并最终跻身“高收入”，是因为它们有着自己地区和政治的局限性，甘愿当一个好用的“工具”，换来强大的“保护”。但我们不同。

 

我们天生就是大国，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就在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我们从来都不想成为谁的工具国，或者国际上一件趁手的工具。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部门齐备的现代化工业体系，是能够超越西方列强的、更为先进的高精尖技术，是让我们能够自信屹立于世界的强大国家，这一切都不是简单的可以用GDP来衡量的。

 

来源：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