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是一位高产学者，著述颇丰。但其学术成果有一以贯之的东西，这就是：长期崇拜、传播西方宪政民主理论，长期批判、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多年来，在任剑涛们的搅动之下，我国政治学研究严重自由主义化，甚至出现了一股推动中国实现“颜色革命”的学术势力。在这里，我们无法完全展示任剑涛的全部错误观点，只辑录其部分观点，供读者诸君“赏析”研判。

【作者按】任剑涛，男，1962年8月生于四川苍溪，1982年本科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现西华师范大学），1996年获得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曾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高级访问学者，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2009年9月转会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又转会清华大学，现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是政治学的三大分支，可以说当今世界上都由美国政治学界提供了最多且最重要的作品，最为政治学共同体公认的权威杂志，最有效的学术传播渠道。政治学的“美国化”是一个全球现象。向美国打开大门的中国又怎么会有例外呢？！

（任剑涛：《寻找中国的位置：70年中国政治学国家主题的显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2.自由主义为何能够成为现代性的巨无霸？原因有三：其一，关于现代性的论证，没有其他理论体系能够超过自由主义的理论健全性的。其二，在现代社会的实践建构中，没有任何其他理论体系能够胜过自由主义的实践有效性的。其三，在与社会的现实进程保持一致性并修正自己的理论方向与理论论证方式方面，没有任何其他理论能够高超过自由主义。

（任剑涛：《全球化、民族性与自由主义的普适性》，《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9期）

3.须知现代“西方”早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地方”，它提供了各国无法逃避的现代国家规范结构，其普适性已经为 500 余年的世界史所证明。在这点上国人没过心理关，反驳西方人时只顾将其归为地方性知识，殊不知把自己的普世也输掉了。

（任剑涛：《国家复兴的政治学话语》，《中国投资》2017年第1期）

4.我们中国近代以来执着于自身的历史快感记录和被侵略后的痛苦记忆，对1840年的无法忘怀，就显得过于狭隘了：这既让人无法走出历史阴影，也让人无法以宽广的胸怀为人类未来发展进行筹划。

（任剑涛：《中国时刻与理论突破》，《天府新论》2014年第2期）

5.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亟须路线图和时间表。这一路线图，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刻画出来，那就是从党内民主推进到人民民主。这一时间表，也由 20 年中长期规划大致给出，更由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之时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的政治目标给定。就前者言，即时启动党内的竞争性民主改革，是给人们民主发展希望感的起点，也是能够重新聚集政治体制改革资源的基本功。以中央换届为周期，五年到十年之间，党内民主机制应该基本建成。进而将党内民主推向党际民主，使得多党的良性竞争成为优化政党政治的组织资源。

（任剑涛：《中国政改：问题的持续与期盼的继续》，《中国经营报》2012年1月9日）

6.当中国的现代建国遭遇政治动员严重不足的糟糕情况时，势必引发人们倾力思考并悉心解决国家建构的政治动员机制。正是在这样的思考和尝试中，致力于建国的政党组织浮现出来。专门从事建国的政党，不是现代政治学的政党理论所可以理解的、在国家立宪完成后经由选举进行权力争夺的规范政党，而是雄心勃勃地缚住国家巨龙的、全能且超级的政治组织。这样的政党组织，志不在国家之下通过党际竞争获得阶段性执掌国家权力的机会，而是要借助政党力量建构一个服从自己政治意志的国家结构。

（任剑涛：《以党建国：政党国家的兴起、兴盛与走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7.中国的两个政党国家政治实体，均创造出了国家建构与发展的奇迹。但其长程的演进轨迹，到晚近阶段出现了重大的分流：中国国民党创制的政党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之后，走上了宪政民主的发展轨道。中国共产党创制的政党国家， 在经历了从高绩效的计划经济及其衰变、采纳市场经济的经济发展方式、创造出一波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之后，处在一个国家政体选择的十字路口。

（任剑涛：《以党建国：政党国家的兴起、兴盛与走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8.“现代”不同于现代。现代加不加引号，有一个实质性区别：前者是具有特定含义的一个概念，后者是一个并无特别含义的时间概念。就前者讲，它与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现代理念紧密相连，与宪制、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安排环环相扣，与宽容、多元和文明的生活风格内在嵌合。后者仅仅是一个表示处在当前今下这个时间段的概念。……迄今为止，370 余年的中国“现代”认知史，对“现代”的呈现而言，仍然是一笔糊涂账。

（任剑涛：《以“现代”理解现代》，《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8期）

9. 绝对不能以民主选民仅仅只是周期性地选择性投票，除此之外无法有效限制国家权力的视角看待现代政治生活存在的普遍选举现象。即使这样的选举不可避免地在技术上要使用金钱手段、竞争方式，甚至下流手段，也不妨碍人们清醒地把握选举所具有的保证国家权力公共特质的独特意义。在现代超大型的政治体——国家的实际权力运行过程中，不存在普遍选举之外足以控制国家权力的途径。抽签之类的“真正民主”的幻象，管理民主、经济民主、协商民主之类的国家运行的次级制度设计，都无法有效地将国家权力限制起来。

（任剑涛：《谁能创制并捍卫公共: 在上帝、哲学王与民主选民之间》，《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5期）

10. 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民主与自由主义民主之间的本质界限，乃是一个为理论界讨论甚多的话题。可以简略复述一下萨托利的重要提点，以便人们清楚两者的不同: 在有机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之间、在赘词的人民民主与授权的人民民主之间、在国家专政与国家依法行政之间、在爱民如子与人民自治之间，处处显示出两种民主的实质性差异。

（任剑涛：《卫道士、装修工与颠覆者: 现代民主的三种理论家》，《学海》2017年第5期）

任剑涛著《静对喧嚣 任剑涛访谈对话录》

任剑涛著《重思胡适》

任剑涛著《拜谒诸神：西方政治理论与方法寻踪》

任剑涛著《公共的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