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兴华李先灵：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曲折历程 —

卫兴华李先灵：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曲折历程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点击：作者：卫兴华李先灵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19-04-09 09: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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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改革开放的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中的不断探讨和不同意见的争鸣。邓小平为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了最终决定性作用，但他的有关理论思想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央关于市场取向改革的目标模式，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庆祝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既要总结成功的经验，这是主要方面，也应总结改革中出现过的某些缺失，这样可全面总结改革开放的得失是非，有利于更好地前进。

纪念改革开放40年，要总结和庆祝我国40年来在各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改革实践的成功是由改革的理论指导的，改革的历程是思想不断解放、理论不断探新和观念转变的曲折过程。需要总结成功的经验，也应总结得失是非的实践经历。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并不是一帆风顺地走过来的，始终存在着不同见解的理论争鸣，存在着对立观点的交锋。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发展与不断获得新的成就，对某些改革理论与实践是非的评论也会随之转变。但有些理论是非，到现在还需要澄清。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理论的发展过程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根据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南方谈话为指导完成的。但也应了解，邓小平同志的市场经济思想是有个发展和转变过程的。他的南方讲话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1992年党的十四大据此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在此背景下，有些有影响的学者公开了邓小平过去没有报道过的有关市场经济的内部讲话，用以论证邓小平远在1979年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后又多次提出。其中最早和最有影响的一条是邓小平1979年11月20日与外宾的一次谈话，其中讲到：“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最初有的学者引用这句话时，没有引全，后面的一段话被舍去了。后面接着的一段话是，“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 [1]（P236）学者们还引证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与外宾的一段内部谈话：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一直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2](P148-149）有些学者引证邓小平这些过去未公开发表的内部讲话，用以论证邓小平早从1979年起，就不断提出了我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实行邓小平于1992年南方讲话以后我国所实行的放弃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曾在发表的论著中，几次提出这样解读邓小平谈话不准确，不符合邓小平的原意。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的。但是直到现在还有学者在其所发表的论文中宣称，邓小平远在1979年就提出了现在我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要知道，这样解读会在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两个悖理的问题。其一，邓小平于1979年11月26日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紧接着讲：“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的相对立的资源配置方式。我国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放弃了计划经济时期由指令性计划对资源的配置。1979年，我国还在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所以邓小平讲“计划经济为主”。计划经济为主下的市场经济指什么？我们将在后面说明。但可以肯定，这与他1992年南方讲话后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回事。其二，直到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作为城市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还继续讲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经济危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标志之一。” [3]又说：“就整体说，我国实行的计划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邓小平对这个《决定》给以高度评价。他说：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两天国内外对这个决定反应很强烈，说都是有历史意义的。这个文件，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确实很好。” [2](P83)如果像某些学者所断言的那样，邓小平远在1979年就提出我国现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与他1984年完全肯定和高度评价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相吻合么？显然难以统一。有人虽然看出两者不能统一，但不是去否定对邓小平1979年所讲的有关市场经济问题的误解、错解，而是提出一种不合情理的辩解。一家大报刊发了一篇讲解1979年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论述的文章，其主要观点是：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具有宽大的胸怀。当他的理论思想别人还跟不上来的时候，他会等待。好像从1979年一直等待到1992年才时机成熟，确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曾看到一位大学教师写的文章，说邓小平远在1979年就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所以后来还继续实行计划经济为主。显然这两种解释是不合情理与事实的。邓小平当时作为党中央核心，他提出的改革理论，一言九鼎。既不会没有人注意，也不会在提出后别人跟不上而长期等待的事情。他对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高度评价，是他的本意，并不存在等待性迁就。

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的长时期中，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计划经济。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因此，中外学者和政要，形成了一个一致的见解：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特点，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内在特点。当时，在世界银行每年的统计资料中，不是应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而是应用“市场经济国家”和“计划经济国家”的概念分别统计其发展情况的。

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起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它与公有制、按劳分配一起，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内容，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也是重要的指导思想，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此，邓小平在1978年10月 11日的讲话中，还批评四人帮“扶植一批坏人，……制造各企业和整个工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反对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1](P134-135)

改革开放以后，全社会逐步认识到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管得过死，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需要发挥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在促进生产力中的积极作用。于是，提出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十三大以前，市场取向的改革一直是在计划经济的总框架中推进的。起先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引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模式。计划经济是由国家计划调节资源配置；市场调节就是由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事实上，就是市场经济。由于长时期中，普遍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不便公开提出这一概念，讲市场调节可减少社会认知上的障碍。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内部讲话中，将市场调节与市场经济通用。但公开讲话或公开提出改革目标模式时，都将市场经济改换为市场调节。据此可以肯定，邓小平在1979年与外宾的内部谈话中所讲的计划经济为主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中央已经作为改革模式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另一种表述，是未公开的内部表述。公开所讲的“市场调节”，就是内部所讲的“市场经济”。

“为主为辅”的改革模式最早是由陈云跟李先念提出来的，得到邓小平的认同，成为中央的改革指导思想。1979年4月5日，李先念代表中央所作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正式提出，“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4]将此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所遵循的目标模式。显然，邓小平1979年11月所讲的计划经济为主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与李先念前此代表中央讲话的内容，是并行不悖的。

1987年，邓小平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有所改变，提出了新的见解。当年2月6日，他与中央几位领导人谈话中讲：“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2]（P203）这个谈话是为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理论指导的，可以将其解读为邓小平是主张扩大市场调节作用的。据此，在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为主，连计划经济一词也没有再提。报告中的新提法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与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5]这里虽然没有公开提 “市场经济”概念，但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事实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接轨了。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提出：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和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2](P296)但是，1989年政治风波后，质疑市场取向改革的声音纷至沓来。有人批评不强调计划经济，而强调市场调节，特别是对“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提出质疑和责难，影响到上层的决策。邓小平对此做了应对性讲话。针对质疑市场调节的观点，他提出：“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2](P306)对这一段讲话，我有两点见解：首先，是强调要坚持市场调节的改革，不能因有人质疑而放弃。第二，适应当时的复杂思潮，又提及十三大报告放弃了的计划经济概念，再次提出“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但这里所讲的二者的结合，不再是原来“为主为辅”的结合，也不可能是全面计划经济与全面市场经济的结合。两者是互相排斥的。过去全面实行计划经济，排斥市场调节（市场经济）；现在全面实行市场经济，排斥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与市场经济基本上是一致的，而计划经济与计划调节有一致方面，也有不一致方面。计划经济必然实行计划调节，但实行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指导性计划调节。日本在二战后，实行经济计划，也讲计划调节，是完全市场经济中的指导性计划调节。邓小平这里讲“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中的计划经济，就是他所解释的“计划性”。而“计划性”绝不会是指令性计划，只能是有时可多一点，有时可少一点的指导性计划。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宏观调控的计划性。

有一个有关改革的理论是非问题，学界应当重视和辩明。那就是十三大报告中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否正确的问题。它在1989年遭质疑后，被中央决策层放弃了。原来强调的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能动”，难以坚持了。由于决策层将其放弃，就被视作为错误的理论观点，一度成为禁区，不便再提，直到现在中央文件也不再提及。其实，邓小平并没有肯定这两句话有什么错误。我认为应准确解读邓小平的一段应对性的有关说明。邓小平在一个内部讲话中说：“十三大报告的那两句话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我就没有看出有问题，当时可能有人看出有问题，但也没有人明确提出来。那两句话究竟怎么样，我也没有研究。如果错了，就不讲了”。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始终没有说这两句话有什么错误，只是用了个假定语：“如果错了就不讲了”。如果不错呢，当然可以继续讲。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应肯定“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接轨的。因此我认为，应当对作为改革理论创新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正名，肯定其作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局部实行市场经济，而不能完全即全面实行市场经济的戒律，为我国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关于邓小平的南方讲话，要将其本质涵义与其表述的逻辑区分开来。其讲话本意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可完全实行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我们引证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不必照搬其表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2](P373)重在把握其理论实质，而不重在其表述的形式。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这一重要刊物2016年第4期中，论述了这个问题，这里再转述一下：不能把计划等同于计划经济；也不能把市场等于市场经济。“日本学者曾明确指出，他们实行的经济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我国在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时期也有市场，但不是市场经济。我们要从精神实质上把握邓小平讲话的原本含义。” [6]因此，理论工作者在写教材和论著时，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应按其精神实质做些变通的表述。

二、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

市场经济的曲折历程评析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虽没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概念，但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新制度中，将实行计划调节。社会经济的发展将按社会需要有计划合比例地进行，也可以将其概括为实行计划经济。马恩不但不会认为社会主义会实行市场经济，而且认为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即我们所讲的商品经济也不再存在。列宁的论著中应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概念，而且将其视作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制度。他在1906年的《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明确提出： “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并将生产资料转归劳动者阶级所有，“才能消灭一切剥削”。[7]

新中国成立后，既要进一步学习马列著作，又要学习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的时期，从1953年起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因当时还存在民族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所以计划经济不可能囊括全国国民经济。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同时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直到改革开放前，一直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紧密联结在一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总结以往计划经济发展的得失，认识到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存在一些管得过死的弊端，需要改革。但也不能简单否定社会主义建设前期阶段实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必然性。若没有统一的计划指导与管理，我国能较快地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么？能建立起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么？计划经济的弊端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显露出来的。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评价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

最先提出计划经济的弊端，需要引入市场调节（市场经济）机制的是陈云。根据陈云当时的秘书朱佳木同志的说明，早在1978年9月的理论务虚会上，李先念就根据陈云的意见，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8]1979年2月，李先念在一个会议上又进一步讲：“我同陈云同志谈，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9](P236)1979年3月8日，陈云同志写的《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中指出：1917年后的苏联和1949年后的中国“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 “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 [10](P244-245)

陈云主张应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在今后的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中，“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10]（P244-247）

陈云的这一改革思想，被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写入邓小平主持起草的1981年6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写入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写人1982年通过的我国宪法中。邓小平在1982年4月3日的讲话中肯定：“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 [9]（P293）

对陈云同志的“为主为辅”的改革思想，应采取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分析方法。笔者提出几点认识：第一，从现在我国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放弃计划经济的改革模式来看，“为主为辅”的指导思想显然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但是，在中央决策层中，陈云最先指出计划经济存在的缺点，需要引入市场调节（市场经济），把经济搞活，是有创新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不能赞同有的学者对其进行不合理的批评；也不赞同有人将邓小平与陈云区分为市场经济派和计划经济派。胡锦涛于2005年6月13日《在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陈云同志“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计划按比例还不行，还必须有市场调节。他的这个重要认识，对我们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1]陈云同志积极支持和推动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并以自己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要思想。第二，改革的理论思想总有一个开始探索和逐步发展的过程。“为主为辅”的理论思想，在长期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且更有意义的是，得到邓小平支持的这一 “市场调节（市场经济）为辅”的理论思想，冲破了中外的传统认识：市场经济必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与资本主义划等号。我国改革伊始，提出的以市场经济作补充，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结合的新型的市场经济。后来，突破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发展了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和外资经济。这种私有制经济，是天然的市场经济。我国的市场经济范围扩大了。第三，陈云的“为主为辅”的改革思想，在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决定》中虽然没有提“为主为辅”的模式，但在实际论述中包含了这一思想。《决定》中讲：“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不只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这段话不能理解为肯定计划经济，否定市场经济。”它的本意是，从总体上说，不实行市场经济，但局部可以实行。并且明确指出：“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和交换，主要是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 [12](P569）这就是把局部实行市场经济的范围作了具体化的说明。

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把市场取向的改革推向前进，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内在地统一起来。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2](P568）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也包括指导性计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事实上提出了新的经济体制即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强调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直到1989年在庆祝新中国40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继续讲“要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是复述邓小平的讲话内容。他接着又讲：“如果一味削弱乃至全盘否定计划经济，企图完全实行市场经济，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必然导致经济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混乱。” [13]很显然，这段话的本意是既不能完全实行计划经济，又不能完全实行市场经济，而是要将两者结合。但怎样具体结合，江泽民提出要进一步探索。当时，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发展起来，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不纳入国家的计划，完全实行市场经济。但当时条件下，主要是认为国有经济不能完全放弃计划经济，转为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

为什么李先念主席要断然拒绝美国建议中国完全放弃计划经济，只实行市场经济呢？而且将其与“搞资本主义、全盘西化”相连在一起呢？这是因为美国和其他某些西方国家，明确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策略，主要是两手：政治上要求实现西方的民主化；经济上实行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苏联的改革接受了西方的这种改革策略，必然转向全盘西方化。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是无论局部实行或全面实行，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或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了认清西方建议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图谋，可看一下《华尔街曰报》于1988年8月11日的一篇值得重视的文章：《战略转变：美国重新确定安全政策》。其中提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正在衰败。” 在此形势下，美国“新的安全政策……的目的是促进积极的变化，诸如在第三世界甚至在东方集团内扩展民主概念和市场经济。”西方国家当时提出援助苏东和进行经济合作的条件，就是要求首先实行市场经济和多党民主政治。苏联竟然接受了其建议，按西方的策略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最终实行了和平演变。中国是在苏东剧变后全面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人强调市场经济是中性的，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所以主张不要在市场经济前面加添社会主义一词。这涉及改革的大方向问题。市场经济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制度，它必然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相结合。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我国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如果离开了党和政府的领导、引导与监管的作用，离开了政府的宏观调控，完全由市场自发地起决定性作用，能够实现宪法规定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么？能实现同样是宪法规定而且中央文件一再强调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么？市场经济是市场在微观经济层次起决定性作用，但政府也要发挥作用。否则，欺行霸市、制假贩假、市场割据、违法竞争等，会破坏市场秩序和市场规则，给社会制成全面损害。要让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结合起来，政府的作用要既不越位，也不缺位。

在市场取向的改革过程中，无论是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或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或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离不开价格的改革。在这方面我国是出现过弊端和失误的。我们既要总结改革的成功的经验，这是主要方面；也要总结失误的方面，这有利于记取教训，更好地前进。比如，我国曾在一个时期实行价格双轨制，即同一种紧缺商品其售价分为计划价格和计划外价格，两者有较大的差距。有些人凭借特殊关系和手段，可获得批条，取得计划内的较低价商品，转手以高价格倒卖，谋取厚利，被称作“倒爷”。另外，1988年搞“价格改革闯关”，并未成功。我们知道，发挥市场调节企业的作用，需要理顺价格体系。但是，在长期供不应求被称作短缺经济的情况下，能否实行“放开价格”的改革，需要有周密的考虑与策划，要有一个随着经济发展、供求差距缩小、逐步放开价格的过程。1988年，我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差距还很大。据统计，从1984年到1987年，四年累计供求差额为3000亿元。1988年同1987年相比，总供求差率由13.6%扩大到16.2%，已经出现了较显著的通货膨胀现象，是不宜出台“放开价格”的改革的。但是，当时有一种起指导作用的思想，认为“长痛不如短痛”，要搞“价格改革闯关”。同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价格改革的初步方案，提出 “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由于同年7月先期放开了名酒名烟的价格，导致价格猛涨几倍，造成放开价格就是让价格猛涨的社会心理。因而，当北戴河会议价格改革的方案一传播，就发生了广大居民到银行排队提取存款，抢购商品的风潮，银行纷纷告急。中央迅速改变政策，推迟价格改革措施。在同年9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两年中实行治理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的任务。198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指出了价格改革的失误。1992年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价格改革进人新阶段，价格逐步放开，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相配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进一步完善。需要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价格体系和运行机制，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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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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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卫兴华，田超伟.准确把握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J].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研究,2016 (04）.

[7] 列宁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24.

[8] 朱佳木.谈陈云对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考[J].党的文献,2000 (03).

[9] 陈云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0] 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4-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