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和司机说向左修正方向是“还走不走”的政治立场问题，只有向右才是你司机控制“朝哪个方向走”的权力，那司机帮你开车即使不撞车、不翻车，那也只能跟小猫追自已的尾巴一样在原地打圈圈了。这样的车你王长江会不会坐呢？如果你也不愿坐，那你为什么却在全国政协的讲台上这样忽悠人们，要我们自己的国家这样来“防止改革止步不前”呢？

　　在4月2日《蔡长运：“皇帝的新衣”——王长江的“理论创新”》中驳斥了王长江讲话中的唯心主义本质。今天再写一篇《与王长江论”左“”右“》驳斥王长江同一篇讲话中的形而上学本质。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原教授王长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改革进入深水区，“左”与“右”的交锋很激烈，面临体制上的问题，“左”是“还走不走”的问题；“右”是“朝哪个方向走”的问题。我们要警惕“右”，防止西化，但也要防止“左”，防止改革止步不前。

　　再高明的司机在驾车的过程中都不可能一直走在最正中的路线上，他总是要在不断地在判断太左了及时向右修正方向，判断太右了及时向左修正方向中前进。如果你和司机说向左修正方向是“还走不走”的政治立场问题，只有向右才是你司机控制“朝哪个方向走”的权力，那司机帮你开车即使不撞车、不翻车，那也只能跟小猫追自已的尾巴一样在原地打圈圈了。这样的车你王长江会不会坐呢？我想你王大委员不会这么傻，但你为什么却在全国政协的讲台上这样忽悠人们，要我们自己的国家这样来“防止改革止步不前”呢？

　　在此不妨与你这个中央党校的大教授理论、理论“左”与“右”的概念。

　　一、现实社会中的“左”和“右”

　　跟开车一样，“左”与“右”一般是用来指选择某种政治方向的对立的双方。但有时“左”与“右”也用来形容选择时机的合理不合理的对立主张的双方；也用来指称选择速度快点还是慢点的对立主张的双方。象司机在开车一样，在可以快的路段开太慢了，一般把这种情况定义为太右了；在不能快的路段开太快了，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左倾。又比如女人怀孩子，你在七个月、八个月就要叫孩子出来，那就叫左倾；过了十个月你还不准孩子出来，那就叫右倾。再比如，股票买入或卖出太早了，那可以说成太左了；买入或卖出太迟了，那可以说是太右了。每一个机构有左、中、右；每个家庭也有左、中、右；每个人自己操作股票也存左、中、右之别。以上前两个例子因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所“左”和“右“都显得很搞笑。但与买卖股票一样，我们人类的历史的车轮是驶向未来的，面对未来，我们即没有现成的修好的“公路”，也没有现实的路标，只能参照历史的轨迹、参照先圣、先贤们的论述、以及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思考来把握方向。这样，在每项政治选择时就必然都存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论和斗争，这种斗争的对立双方一般就被称为左派和右派。

　　二、传统的政治术语中的左和右的概念

　　政治术语中左和右的概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1791年的制宪会议上辩论时，拥护激进革命的人恰好坐在议会主持人的左边，而主张温和的保守派（立宪派）恰好坐在主持人右边，于是，人们习惯上将革命的一派称为“左派”，反对革命的一派称为“右派”。大体上，人们常把过份关照少数人——精英、资本家、老板的利益的叫右派；把过份关照多数人——老百姓、劳工、无产者利益的叫左派。就国际政治斗争而言，那些主张只有资本主义才是人类的出路的叫右派；主张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的光明出路的叫左派。

　　三、任何政党、国家、团体都存在左右之争

　　在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的左派内部，又把主张武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求得无产阶级的解放的一方叫左派；而把主张通过议会和平斗争来求得保证劳工利益的一方叫右派——这个右派最后分化出去就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左派，如现在欧州国家的工党的老祖宗也是马克思。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工党内部有左、中、右；民主党内也有左、中、右；共和党内也有左、中、右；共产党内部也有左、中、右。同样，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日本也好，每个国家也同样存在左、中、右。每个党、每个国家的内部不可避免的存在左和右的斗争。要斗争，就必须发扬民主，公开地、真诚地罢事实、讲道理，以求得最合理的、最接近真理的方案。

　　四、任何左、右之争都是有边界的

　　但是，每个党、每个国家的内部的左和右的斗争都是有边界的。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其主张都不能超越这个边界。党内争论的边界就是党的章程、党的刚领、党的性质。国内的争论的边界就是国家的宪法、国家政权的性质。如果一个党员，总想改变党的章程、党的刚领、党的性质，那他实际上是站在党的对立面上去颠覆这个党，他即丢掉了自己的政治人品，也违背了政治伦理，说你反党并不过份。同样，做为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总想着改变这个国家的宪法和国家政权的性质，那他同样是站到了企图颠覆这个国家的立场上了，他也是即丢掉了自己的政治人品，也违背了政治伦理，说你汉奸卖国也并不过份。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你真诚的认为有必要改变党的章程、党的刚领、党的性质；有必要改变这个国家的宪法和国家政权的性质，那你也要勇敢地、光明正大地亮出你的观点，发扬民主，公开地、真诚地与对立方罢事实、讲道理。做一个共产党人，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可耻的。如果你想改变党的章程、党的刚领、党的性质，改变这个国家的宪法和国家政权的性质，却要求别人“坚持‘四不主义’，就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慎用和忌用行政手段“来对待你；而别人要维护党的章程、党的刚领、党的性质，维护这个国家的宪法和国家政权的性质，你却“拿大帽子吓人”——“‘左’是‘还走不走’的问题”！或者用似是而非的“理论”来掩盖你自己的改变党的章程、党的刚领、党的性质，改变这个国家的宪法和国家政权的性质的真实目地。这只能说明你心理有鬼。

　　五、“反左”与“反右”往往是动态中交叉进行的

　　开车时，这一瞬间可能太左了马上要向右修正方向；下一瞬间可能就太右了，而要及时向左修正方向。政治生活中的反左、反右与开车一样，也是动态的、交叉的、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之中的。也只有这样才是正常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团体如果几十年只强调遏制一种倾向，而放纵另一种倾向，那非得车毁人亡不可。

　　六、每个个体也存在左右之争

　　就一个人自已的内心来说，也有“左”“右”之争的问题。比如一个男人看到漂亮姑娘都会多看几眼，这应属于健康的心里状态。如果看到漂亮姑娘总想伸出手去摸那么一下、二下，那你就有点右倾了。如果你真的伸出你的咸猪手，那就是极右了，少不了惹来一顿暴打。如果你遏制不了你的极右倾向，全身扑了上去，那就超越了左右之争了，就会召来牢狱之灾。如果因你自已总是忍不住想看漂亮姑娘就天天在内心里自我批判、自我纠结、自我忏悔这可以说是左倾了。如果因此天天去寺里、庙里、教堂里祷告或因此天天给组织写检查，那应就是极左了。极左的思想根源一般有两个：1、自己的内心无法摆脱对漂亮姑娘的占有欲望；2、自己还有其它的欲望与追求——比如总是惦记着如何能升官、发财、得名、得利等。表现为极左的人，在外部遏制条件去除后，往往马上就会转化为极右，如党的历史上的王明、张国焘、林彪等。又如那些在反右、文革中为自己的“进步”而控诉、揭发、诬告自己父母亲的人。这种人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形左而实右的人。

　　附相关新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大谈“防左”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长期从事世界政党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主持开创了世界政党比较学科。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他提交了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的提案。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王长江表示，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很多问题绕不过去，必须解放思想，推动理论创新，来指导改革中面临的问题。他强调，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滥用，反腐正处在从治标到治本的过渡阶段，要把过去的“打人头”，转变成以制度来规范权力，把反腐的阵地前移。

　　记者：理论创新的难点在哪里？怎样推动理论创新？

　　王长江：在我们党内，“左”的东西一度很有影响。“左”的东西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拿大帽子吓人。当人们被这种大帽子吓唬住时，理论创新就很难向前迈步。理论创新要坚持“四不主义”，就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慎用和忌用行政手段解决理论探讨中出现的学术问题。”

　　记者：邓小平在90年代初的南方谈话中提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20多年过去了，有人提出要“超越左右”“谋求改革共识”。你怎么看?

        王长江：首先我们要理清“左”与“右”的概念。在西方，“左”是指激进的政治观念，“右”是保守的政治观念。而在中国当前的话语中，“左”“右”概念含混不清。说到“左”就是僵化、保守，说到“右”就是激进。邓小平同志说的“左”与“右”的观念是在历史推进过程中产生的。但在实际中，“左”“右”变了味。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观点在现在仍有重要警醒作用。改革进入深水区，“左”与“右”的交锋很激烈，面临体制上的问题，“左”是“还走不走”的问题；“右”是“朝哪个方向走”的问题。我们要警惕“右”，防止西化，但也要防止“左”，防止改革止步不前。

　　（【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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