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之地正在迎来显著提升在全国乃至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的历史性机遇。这一变革不是如同许多人想象的那样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赋予当地的自贸区、长江经济带等政策，而是建立在深刻的经济社会基础变革之上，自贸区、长江经济带等政策为这些经济变革提供了更有利于发挥全部潜力的环境。

“扬一益二”——在中国这个全世界唯一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大国，巴蜀之地曾经占有在全国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恰恰是在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领先世界优势最大的唐宋时期，巴蜀之地攀上了其全国经济影响力的最高峰。南宋时期，巴蜀一隅之地竟能提供整个南宋近1/3的财政收入。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之所以诞生于一千年前五代十国至北宋初年的四川，就是建立在当时当地实体经济部门位居全国、全世界前列的基础之上。

宋后四川等内陆地区则深陷区位劣势；由于当时的交通物流方式不能满足近代工业发展的需求，巴蜀之地在全国经济中的分量也大大降低。尽管四川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直接受损甚小，但到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恢复基本完成的1952年，四川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4.6亿元，仅占当年全国总量（679亿元）的3.62%。即使经历了以西南为重心的大规模三线建设，到改革开放启动的1978年，四川的GDP也只有184.6亿元，占当年全国总量（3645.2亿元）的5.08%。在改革开放全面启动之后，沿海地区借助与国际市场全面对接之利而突飞猛进，深处内陆的四川在全国GDP总量中所占份额一度连年下降，至2000年，四川GDP为3928.20亿元，占比为3.94%。

进入新世纪以来，上述趋势开始发生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变化呈加速之势，深处内陆的巴蜀之地迎来了三大经济变革的历史性机遇。

首先，随着中国跃居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而且很有希望继续提升至第一经济大国，中国内外部市场规模、发展水平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市场相对于国际市场不再显得微不足道，相反，在许多货物和服务贸易中，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大市场。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中国国内消费对出口的比例总体呈上升态势。到2015年，中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0930.8亿元，相当于同年出口额（141255亿元）的213%。与此对应，从1999年至2015年，中国实际GDP占全世界的比重从11.2%提升到了17.1%。

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而言，这意味着沿海地区对接外部市场的区位优势不再如十九世纪中期以来那般突出，四川这样的内陆地区即使仅仅面向国内市场，工业生产就已经足以实现原来只有靠出口市场才能实现的规模经济，外国投资者在四川这类内陆地区投资于面向中国国内市场的项目已经具备了商业合理性。须知，四川2015年末常住人口8204万，超过欧盟人口最多的德国（8177万）；2015年GDP达到30103.1亿元，按当年全年人民币平均汇率折算合4353.87亿美元，这个经济体量超过了世界银行定义的全部低收入国家2014年GDP的总和（3974亿美元）。在这样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下，大多数现代产业足以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第二个历史性的经济变革是中国国内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全面启动。新中国建立初期，就高度重视推动产业转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正是新中国前期的产业转移，奠定了内地工业化的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掀起了新一轮产业转移浪潮，此前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改进又为产业转移创造了便利。

第三个历史性的经济变革是中国交通运输条件发生了巨变。从高速公路、高铁、航空的发展到水路运输条件与技术的颠覆性进步，中国交通运输技术与基础设施的进步造就了一个联系空前紧密的全国市场，也使得中国内陆省份越来越多的生产开始具备条件以有竞争力的成本条件进入国际市场。在主打陆路物流和贸易“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中国西部省区中，各方面条件决定了四川和重庆是真正有前途的出口制造业中心。就是面向传统的海路进出口市场，长江内河水路运输条件与技术的进步也为巴蜀之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由于运输量大、运输成本低、运输距离长，包括海路和内河航运的水路运输对国际贸易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长江水运历史上一直是巴蜀之地乃至整个中国西南对外贸易的主通道，2003年6月开始试通航、2004年7月正式通航的三峡双线五级船闸则彻底改变了长江上游水路运输的条件，三峡航道运输量连年成倍增长。

与运输量相比，更为重要的是三峡船闸根本改变了长江上游内河水运的运输方式。在三峡船闸使用前，三峡航道只能通行千吨级船舶、三千吨级船队。船闸投入使用后，通航最大船舶实载量达到了6300吨。这一变化意味着，川江航运原来只能运输低价值散货、原料，现在能够通行大吨位集装箱船和汽车滚装船，装运高价值制成品，为承接产业转移和提升外贸商品结构创造了条件。随着三峡升船机本月通航、三峡第二船闸项目启动，三峡航运枢纽对西南区域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的作用还将日益凸显。随着长江经济带规划逐步付诸实施，该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还将持续加快优化。

正是在上述三大变革的基础之上，巴蜀之地的GDP、工业生产、外贸进出口增速全面超越了全国平均水平。

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优等生”、本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顶梁柱”。而四川的表现更是优于中国的整体水平。2003年以来的所有年份，四川经济增长率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结果是2015年四川GDP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从2000年的3.94%提升到了4.45%。再加上重庆，巴蜀之地在全国经济总量中占比已经达到了6.77%。

四川经济规模的较快增长建立在实体经济部门发展之上。2008-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从500020.07亿元上升至1103300.7亿元，年均增长11.97%；四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从14286.43亿元上升到37876.3亿元，年均增长14.95%。目前，在四川落户的世界500强企业已经达到了316家，批准外商投资企业累计突破1万家。

尤其突出的是，同样是在为承接产业转移而竞争，拥有人才等多方面优势的巴蜀之地与海外那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有着本质的不同，在这里突飞猛进的不仅仅是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更有一批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不仅有招来的316家世界500强企业、超过1万家外资公司，更有一批内资高技术企业。四川一省制造了全世界一半的苹果平板电脑，封装测试了全世界一半的笔记本电脑芯片，生产了全中国五分之一以上的微型计算机，核电、水电、火电装备占全国市场份额分别达到60%、40%、30%，每年生产制造汽车整车逾百万辆。大众、沃尔沃、丰田、现代、标致、宝马等国际知名汽车品牌都在这里设立了规模颇大的生产基地。

四川对外贸易的增长更是可观。2002-2015年间，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全国进出口总额增长537%，而四川增长958%。在全球贸易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外贸的表现继续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四川外贸表现则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8-2015年间，以美元计算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54%，四川增长137%。

在上述变革的基础上，再加上自贸区、长江经济带等政策加持，无论是外资瞩目中国，还是中资放眼外部市场，巴蜀之地都是一个值得重视布局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