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追求真理  矢志不渝

　　我们这一代，诞生在新中国，迎着灿烂的阳光成长。我们是从父辈那里，听到共产党人缔造新中国的“峥嵘岁月”。1908年，我的父亲出生在湖北丹江口习家店。那时正值清朝末年，列强侵凌，国脉垂危，他14岁只身到北京读书，投身学生运动，渴望找到救国的真理。1928年，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负笈东瀛，考上日本东京工业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爸爸告诉我们，正像《义勇军进行曲》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他毅然放下电机专业的书籍，加入共产党，回国投入气壮山河的抗日战争。在抗击侵略者的浴血奋战中，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真心拥戴，筑起了新中国的万里长城。

　　新中国成立后，急需各种建设人才。中组部的一位领导隐约记得，爸爸曾留学日本学习“地质专业”，于是指派他领导地质科研工作。上世纪50-60年代，正是社会主义高歌猛进的年代。在地质战线工作的干部，每年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要深入地质勘探的第一线。我们平时住在寄宿制学校里，很难与爸爸相聚。在文化大革命中，爸爸被造反派关押，我们更是相见难。文革后期，我们终于在井冈山“五．七”干校与爸爸团聚。爸爸在灿烂的阳光下，挑着担子，走在田间小路上，春风满面，毫无怨言，让我们很惊讶！他说，解放战争爆发时，我们中原军区干部旅，与三五九旅突围西进，血战秦岭，十分酷烈。后来统计，幸存者百分之六、七。何止“九死一生”呀！健在者要承担起牺牲战友的责任，建设新中国。比起牺牲的战友，文革中自己吃一点点苦，不足挂齿。

　　九十年代，海峡两岸交往日渐密切。爸爸在台湾的叔伯弟弟到北京探亲。这位叔叔原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少将军医，退伍后在台南开办一所私人医院，收入丰厚。他看到作为共产党干部的哥哥，住在普通一所民居中，家徒四壁，非常诧异。于是，兄弟两人争论起来，是三民主义救中国，还是社会主义救中国？爸爸滔滔不绝的论述说，要将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走一点弯路，在所难免。叔叔要请爸爸到五星级饭店品尝美味。爸爸说，还是尝一尝社会主义的家常便饭吧！

　　九十年代前后，我的妹妹、弟弟相继出国留学，并定居海外。可能是新移民生活的艰难或远离故土的孤独，他们都成为基督教徒。每次回国探亲，妹妹都带回《圣经》等书籍，并孜孜不倦地向爸爸传播福音。爸爸总是十分坚定地说，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社会主义要靠科教兴国。他乐观豁达地面对生老病死，享年96岁。

　　我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文革”，京城充满着“战斗”的火药味，父母被关押批斗，我不满16岁时，就离家远行，赴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查干诺尔公社格日勒图生产队（这串长长地名成为我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为一名“自力更生”谋生的插队知青，从一位北京姑娘转身变为“牧羊女”。“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一半激情，一半苦涩。在七年的牧民生活中，我从蒙族姐妹兄弟中得到温暖的亲情。一时间，蒙语竟成为乡音，字正腔圆，纯熟程度超过我本来的母语——汉语。有人说，苦难是宗教的温床，但我的经历恰恰与此相反，蒙族额吉的质朴亲情，温暖了我孤独的心灵，守候着我心灵的净土。迎着狂风暴雪，赶着羊群去牧场，那些在艰难困苦中的搏斗，磨砺着一位都市姑娘，使我能够微笑地面对人生的各种坎坷。

　　“文革”后期，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回到北京，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那时，芸芸众生可以自主选择的空间十分有限，我能有机会进入大学读书，已是万幸之福了。“文革”结束后，大学开始培养研究生，我鼓起勇气，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师从龚书铎老师。当时，历史系主任是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治学严谨。龚老师还是副教授，生平第一次指导研究生，兢兢业业，使我们获益良多。在浩瀚浓郁的书海墨香中，我渐渐地沉醉于探索历史的奥秘。1981年，我被分配到北京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在历史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了20年。

　　在翻阅历史档案中，一次偶然的机遇，使我对大众宗教文化产生了兴趣。上世纪90年代，我奉命参加《北京通史》的编写工作，具体承担第九卷，即1911年-1949年的北京。在收集整理史料中，我发现，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存在着两个薄弱地带：一是日本统治北京的时期；一是民国时期北京的宗教文化。这两方面缺乏可以利用的研究成果，自己就要从原始档案中，摸索研究的路径。

　　在北京档案馆查阅档案时，我找到一份1935年《北平市政府公安局户口统计图表》。根据这份统计，北平全市有近70万佛教信徒，占居民总数的44%。可见，民国时期，佛教信仰是广大市民阶层重要的精神寄托。 

　　为什么佛教信仰在近代北京的市民社会中具有如此深厚的影响呢？虽然，近代中国涌现一批进步的思想家探究佛经义理，倡导佛教革新，然而，在民间社会，吸引普通民众并非深奥的佛经义理，而是那种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菩萨行”。这些大众化的佛教精神与中华民族关怀人文伦理、注重实践功利的文化基因相结合，深入京城社会底层。为什么理论化的佛学难以普及，而实践化的佛教较易流传呢？

　　可能是领袖崇拜、精英文化显赫史坛太久了，那时，我和许多青年史学工作者一样，更愿意将研究的重心转向社会底层。从20世纪90年代中叶起，近代北京市民社会的宗教文化，成为我的学术方向之一。

　　世纪之交，一种新有神论在北京市民社会的传播，引起我的关注。一次，我登门拜访一位中学老师，她是我儿子的班主任。本来的话题是如何教育青少年，结果变成如何挽救她的家庭危机。这位老师的丈夫是一位科技工作者，终日修炼“法a轮啊功”，痴迷崇拜，与家庭日益疏远。为什么这种奇特“法a轮a大法”能吸引青年科技工作者？为什么修炼“法a轮a功”会产生分裂家庭的现象呢？此后不久，“法a轮a功”修炼者聚众在中南海静坐，其问鼎政治的企图，引起当局的警觉，被定性为邪教，明令取缔，形成一场社会运动。

　　通俗地讲，邪教是宗教的恶变。如果说，中华民族有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宗教文化处于亚文化地带，那么，邪教就是亚文化中的边缘文化。在当代中国，宗教研究是一门新兴学科，而当代邪教问题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至今还在学术边缘地带徘徊。我认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勇敢地面对重大的社会问题。

　　随着我对当代“邪教与膜拜团体”问题的关注，我的学术领域逐步从历史学转向当代宗教研究领域。2002年5月，我调入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正式跨入宗教研究领域。

　　问题意识始终是我学术成长的最重要推动力。在研究当代宗教的工作中，我感到，在宗教影响日益增强的形势下，学术界“精心呵护”宗教文化的倾向，成为主导话语，而批评宗教消极因素的声音，很难得到应有的话语权。

　　随着“宗教热”的兴起，一些人士极力推崇某种宗教文化，将其诠释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学的前提”。还有一些权威人士大力倡导“文化神学”，并积极推动这种“文化神学”成为国家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术方向。这种思潮已经开始影响政策制定和舆论导向。

　　海外宗教势力的所谓“合法渗透”，主要形式是“文化交流”、“学术研究”。他们通过教育系统和研究机构，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基督教优秀论，将西方近现代文明归功于宗教信仰，贬低或诋毁中国的传统文化，视社会主义价值观若无物。至今我们没有学术上的应对，科学无神论几乎没有话语权。

　　这种态势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2008年春至2009年春，中国无神论学会的理事长任继愈先生多次与我交谈。任先生说，现在科学无神论的研究后继乏人，你作为中国无神论学会的秘书长，要带头投身科学无神论的学科建设。他说：

　　“无神论学会责任重大，它关系到上层建筑问题，关系到国家兴亡问题。因为无神论是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就是要劳动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创造幸福。如果无神论在我们国家站不住、立不稳，老百姓安身立命要靠求神，那么我们立国就失去了根本，就可能国家衰败。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科学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积极人生观，占有重要地位。党中央一再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科学无神论的性质不容歪曲，作用不容忽视。一个时间以来，有种舆论，力图把科学无神论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剔除出去，这是危险的，既不符合人类历史和当代的世俗化潮流，也与中国的人本主义传统相悖。

　　承担起建设科学无神论学科的重任，将成为我的历史使命。正是任继愈先生语重心长的嘱托，激励我走上这条艰难而光明之路。我要像父辈一样，追求真理，矢志不渝。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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