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月15日，我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发送旅客已达13.8亿人次。虽然我国高铁里程建设已经达1.9万公里，居世界第一，面对春运期间巨大客流依然力不从心。

　　解决春运忙问题，根本上是解决我国农村人口城镇化的问题。春运集中体现了农民工回家团聚的奔波疲态。如果说春运是我国人口红利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那“人口红利”是否必然产生如此巨大的“人口洪流”？答案应是否定的。春运洪流的产生，多数能从制度层面找到原因。农民工需返城再返乡，主要因为无法获得城镇户籍、无法购买城镇住房，在制度束缚下“被漂泊”。

　　依据全国多数地方现行户籍制度，人才落户和买房落户是获取城镇户籍的两种主要形式。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缺乏房产购买力的农民工显然被排除在外。土地制度是阻碍农民市民化的另一障碍。我国宅基地为集体所有制，除极少数地区外，土地获取以分配为主，不允许流转。没有交易市场，宅基地便没有价值。农民与市民不同，没有名下增值的房产可变现，也就没有在城镇买房的购买力。孱弱的老人和留守儿童构成农村生活的主要群体，衍生的民生、文化问题触目惊心。

　　以更宽角度看，我国应探索更人性化的人口管理方式，让农民工春节时在城市中与家人团聚。政府新近提出的“农民市民化”和“减少留守儿童”等政策指向表明城镇化趋势不可逆，要从细微制度上开始改革。我认为可以从三点着手：

　　第一，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限制，让农民享受土地流转增值收益。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允许长期不在农村居住的家庭出让宅基地所有权。取消对集体所有制土地只能卖给农村的规定。

　　第二，可大幅度放宽农民工落户限制。建议直接放开500万人口以下城市的农民工落户。只要农民工有稳定就业单位满1-3年，即可办理城镇落户、允许父母投靠落户。

　　第三，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发展城乡一体医疗保险，加快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很多城市允许农民工子女就读，但不少硬性条件农民工无法满足。比如提供连续社保证明。农民工工作连续性差、福利待遇低是很普遍的状况，建议全面取消这些规定，对连续工作满一年的农民工子女无条件接收，享受高中教育和义务教育。

第四，二三线城市积极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吸纳农民工劳动力转移，促进房产去库存。

本文刊于《环球时报》，2016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