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作为叙利亚难民“欧洲入口”的希腊，已为74万登陆的难民人口做过登记。本周，有英国媒体称，欧盟内部已有将希腊撤出26国申根国的提案。希腊政府也在本周几番受到欧盟警告：假如在12月中欧盟领导人峰会之前仍未就难民危机做出进一步反应，申根国的位置有可能不保。

　　而就在两周前，巴黎遭袭后几天，希腊著名经济学家兼前财政部长雅尼·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和斯洛文尼亚“哲学界摇滚巨星”斯拉沃·齐泽克，在年轻的克罗地亚哲学家Srećko Horvat主持下，于伦敦南岸中心进行了2小时以“欧洲完了!”为主题的对话，话题也涉及此部分内容。

　　齐泽克

　　准备这场对话时，巴黎遇袭案还没发生。齐泽克带着一叠写满了观点的纸上台，话题密不透风地在“巴黎”“伊斯兰国”“难民危机”“欧洲分裂”等关键词之间开展，金句连篇。对话后，他在回答一位观众问题时下了一个结论：“终结资本主义，也就能终结ISIS了。”

　　在对话现场超出原定时间45分钟后，由于要清场，雅尼·瓦鲁法基斯新书《全球米诺陶洛斯》(The Global Minotaur)的签售环节只能取消。离场时，嘉宾请每位观众在心底为全世界每个角落的暴力遇害者留出静默的一分钟。

　　以下为腾讯文化整理的现场对话：

　　所有问题都是欧洲的缺席所带来的

　　齐泽克：跟瓦鲁法基斯同台，我很自豪，这可不是客套话。他克服了一种被简化的对抗：要么继续待在体制内，照着社会民主的游戏规则去玩，要么退出。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之所以具有颠覆性的潜力，而且这般具有戏剧性，正是因为他们希望在欧盟做出激进改革的同时，自己还继续留在这个体制之内。瓦鲁法基斯的命运正体现了这么一个悲剧：在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发生内讧时，他辞职离开了，这整个事件就失去了意义。(注：希腊经济学家瓦鲁法基斯自称为“自由意志的马克思主义者”(Libertarian Marxist)。在代表执政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担任财政部长的7个月期间，他就第三次援助方案协议投下了否决票，并在欧元区财长会议中与各国激烈谈判，敦促欧盟做出经济改革。最近，瓦鲁法基斯被《外交政策》杂志选入“2015全球最重要思想家”之列。)

　　可是，我们还是先回到巴黎的话题上吧。

　　我们需要警惕左翼中“可是”的诱惑：“没错，我们同情遇害者，可是……”真正的左翼分子是不会有“可是”的。我们来看看上个月(10月)的欧洲政治脉络：前半个月全都聚焦在“资本主义的衰亡”上，下半个月就全是难民危机。这时，所有的社会经济话题全都转移到了“人道主义”上，我非常不喜欢这样。“我们是不是准备好去了解难民的生活了?是不是应该放开心胸去迎接他们?”这样一种切入的角度完全错了。每次我听到有人说：“难道你没有看见，其实难民们跟我们都一样吗?”我就觉得羞愧难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发现“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就任由人家溺死了也不用管吗?

　　我最恨之入骨的一种安抚口吻，来自蠢不可遏的自由派人道主义者，他们说：“所谓‘敌人’，不过是我们还没来得及去充分了解的人。”谢谢了。这么说，希特勒之所以是敌人，就因为我们没读够《我的奋斗》?这就是今天暴力事件的悲剧。我向你保证，即使是最坏的罪人，如果我们站到他们的位置上，也能替他们讲一个漂亮无比的故事。我们需要以另一种基础为着眼点的援助，而不该是这样子的自圆其说。”

　　瓦鲁法基斯：法国国旗投射在“伦敦眼”、柏林的勃兰登堡门上，除去斯拉沃(齐泽克)对于欧洲犬儒自由派的激烈批判之外，这样的做法也有其价值。毕竟它提醒了我们：以安全之名筑起的边境和防线，向来带进更多的不安全。

　　我敢挑战在座各位：你们到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去走走;去感受一下巴勒斯坦那堵高墙的阴影——那堵墙在巴勒斯坦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人民之间都造成了隔离;又或者，你们可以去北爱尔兰所谓的“和平墙”看看。所有这些强硬的隔离，只带来与初衷背道而驰的效果。

　　再举一个我们国家希腊的例子：由于难民的涌入，上一届政府要在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筑起防线。可结果是怎样的呢?它只是养肥了更多的偷渡“蛇头”。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在过去的10年里，要是欧洲没有经历碎片化的过程，如今是否需要这样去处理难民危机呢?过去10年里，欧洲以“进一步融合”之名，将我们各国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一个毫无用处的欧盟制造了一场经济危机，使得国与国之间频繁起冲突。在难民危机席卷欧洲的这个夏天，希腊的民主派政党崩溃，这归根结底源于欧洲对其分崩离析事实的持续否认。

　　欧洲在经济层面上的碎片化进程，和国与国之间的彼此防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安全感“牵手并行”，造成国与国之间、欧盟与全球之间在政治层面上的紧张状态。所有问题都是欧洲——或者说是欧洲的缺席所带来的。在问题只能由“欧洲”自己去解决时，欧洲没有发挥其作为政策统一的整体的职能。

　　我们应该学会透过阁楼的缝隙去看世界

　　齐泽克：在巴黎事件后，我想指出，最重要的一点是：灾难、杀戮在我们西方发生，和在第三世界发生是不一样的。这种所谓“与巴黎人民在一起”的“团结”，以及这些袭击行为是针对“我们所有人”的说法，并没有延伸到西方之外——这类袭击成为叙利亚人民的日常事件已经有5年了。我们就像生活在一个完全隔离的阁楼上，看得到外面，但看不到战争，外面是另一个现实。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满座的咖啡馆、音乐会，只是偶尔才被暂时性地中断。我们有必要团结起来，但并不是为了巴黎人民这一晚受的苦，而是为了他们在这一夜感受到了我们阁楼之外的，黎巴嫩、叙利亚和刚果等地人民的日常生活。

　　可以肯定的是，巴黎遇袭案里，受伤害最深的是早已被卷入人道危机中的难民们。他们为了避开恰恰袭击了巴黎的这股势力的迫害而逃离叙利亚，此次却再度成为群体行为的牺牲品——欧洲反移民人士为他们塑造了一副“恐怖”的面孔。有一个叙利亚人说得太好：“你们一夜间所经历的，就是我们全部的人生。正是为了逃离这种人生，我们才成为难民。”

　　这次的暴力行为，应当唤醒我们去认识到目前在全世界存在着各种形态的暴力行为：宗教的、军事的、性方面的——我在南非的朋友告诉我，每隔4分钟就有一位女性被强暴，每隔8小时，就有一位女性被其性伙伴杀死。我们应该学会透过阁楼的缝隙去看世界，而不是遇到难民就自动关门。

　　瓦鲁法基斯：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在座三位都来自巴尔干地区。

　　齐泽克：我反对。任何一个斯洛文尼亚人都会告诉你，斯洛文尼亚属于中欧。

　　瓦鲁法基斯：你看，这就是欧洲!

　　齐泽克：我知道我这笑话已经老掉牙了，但跟你所说的欧洲分裂现状太贴切了。你瞧，从典型的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出发，我们是中欧，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以下才是巴尔干地区。克罗地亚人说：“不，我们还是欧洲，塞尔维亚、土耳其人才是巴尔干的。”土耳其人不同意，觉得阿尔巴尼亚之下才是。

　　换到另一边呢?奥地利人说，斯拉夫人是野蛮人。德国人觉得，奥地利人、匈牙利人都是一伙的。法国人老是认为德国是有点黑暗和野蛮的地方。到最后，我不得不钦佩不列颠人：他们认为整个欧洲大陆都属于巴尔干，“我们是惟一的文明人”。(全场哄笑)

　　瓦鲁法基斯：欧元区的经济危机开始时，希腊是多米诺骨牌的起点，到了爱尔兰那边，爱尔兰人说：“我们不是希腊。”接着葡萄牙说：“我们不是爱尔兰。”西班牙说：“我们不是葡萄牙。”法国说：“我们不是意大利。”意大利甚至没有机会说出：“我们不是西班牙。”(全场再笑)

　　这令我联想到了另一个有点粗鄙却不乏真相的段子：欧元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是因为法国人害怕德国人;西班牙人想像法国人一样;葡萄牙人不想步西班牙的后尘;爱尔兰人想逃出大英帝国的控制;荷兰人已经变成了德国人;比利时分裂成两派，一半想加入法国，一半想加入德国;到了最后，德国人也害怕德国人。(观众笑)

　　“经济新殖民主义”具有黑暗的一面

　　齐泽克：我们必须意识到，确实存在文化区别，但巴黎、“伊斯兰国”、纳粹集中营和巴勒斯坦等(的情况)都源自相似的挣扎。我们也需要承认，经历过困境本身并不一定会令你对困境更加感同身受。我们当然需要参与到其中，因为正是我们一手造成了当今这个局面。

　　今天所谓的“经济新殖民主义”具有黑暗的一面。从石油买卖中获利的不仅仅是“伊斯兰国”，在全球范围内看，还包括美国等国。而我们文化中的“女权主义”，事实上是完全将穆斯林的女权主义者排斥在外的。在此之上，我们提及别国的冲突时，使用的语言是“种族问题”，并声明：“噢，我们当然应该介入，因为这都是我们造成的。”用这样的傲慢态度，理所当然地认定其他国家与文化是缺乏缓解问题的自主能力的。我的非洲朋友们曾对我说：“至少让我们为自己去想一想吧”。

　　与这种来自西方的侵略一脉相承，我想说，在伊拉克，曾经有许多基督徒在政府中身居要职，那里也不见得缺乏宽容。但在战后，这些人全都离开了祖国。以前的伊拉克政府里也有不少女性官员。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怎样、何时、在什么程度上去做出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