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展开了激烈辩论，特别是今年3月美国外交学会发表了《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和奥巴马政府高官接连在南海等问题上发表狠话之后，辩论很快进入高潮。

　　美国政界、学界、军界、媒体和商界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一些国外著名人士也加入进来。无论是参与辩论者的广泛性，还是辩论的深度，均属前所未有。这场辩论无疑将对美国政府今后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产生较大影响。

　　辩论集中在三大问题上

　　一是自尼克松以来美国八任总统一直基本遵循的对华“接触”政策是否有效？

　　包括部分官方人士在内不少人开始质疑这项政策。他们的理由主要是认为原先为“接触”政策设定的两个主要目标都没有达到：

 一是原先认为通过接触加速中国对外开放可以促使中国走向“政治自由化”，演变成一个美国希望的“民主国家”。但30多年后的中国不但没有实现美国期望的自由化，而且意识形态更浓厚了；

二是原先认为这个政策可以促使中国帮助维护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而不是挑战它。“但我们却看到中国正在建设一系列替代制度，这明显说明中国不满美国领导的战后秩序。毫无疑问，中国正在寻求建立另一个国际秩序。”

　　此观点集中体现在《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的研究报告中：

该报告认为“未来数十年，中国代表着并将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竞争者。”“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长期处于战略对抗的可能性很高。”

报告说，华盛顿现有的对华政策，肯定中国经济、政治整合到自由的国际秩序中来，是以美国的主导地位和长期的战略利益为代价的，不能称之为有效。美国早就需要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作出更为连贯的回应。

　　该报告发表后，很快引起全国性的热烈辩论。赞同和反对的都有。反对者认为30多年来中美关系发展如此之快而且相对平静恰恰得益于美国历届政府执行的这项接触政策。

　　不过，从辩论的总体情况看，关于自尼克松以来两党历届政府执行的对华接触政策的共识，今天虽然不像某些美国媒体所说的“已经瓦解”，至少已出现了分歧，受到包括官方人士在内的部分人士质疑，要求调整现行对华政策的呼声明显上升。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评估中美关系的前景？是否冲突不可避免？

　　以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为代表，认为只要中国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发展下去，中美对抗甚至冲突是难以避免的。他认为中国正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当今世界秩序，使之符合自身利益。美国与其等待未来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无法控制，不如现在就联合起来应对它。他说：“中国可以等待，但我们不行。”如今持这种观点者仍属少数，不占主导地位。

　　不过较多的人担心，如果双方不加管控和克制的话，有可能导致冲突。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一向反对米尔斯海默观点的布热津斯基也开始认为中美关系有可能进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

　　第三个问题是怎样调整对华政策？有三种不同的对策建议：　

　　一是主张调整为所谓“纯遏制”政策。但迄今为止只有美国国务院前官员何思文（原名“斯蒂芬·哈纳”）一人提出这个观点，没有代表性。

　　二是将“以接触为主，遏制为辅”调整为“以遏制为主，接触为辅”。

　　这主要是上述《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的作者等人提出的建议，该报告认为美国应该接受，甚至支持一种以对抗为主、合作为辅的中美关系，建议制定一项针对中国取代美国称霸亚洲的大战略。报告提出了六项具体建议。报告说：这项新战略的重点“是抗衡中国力量的崛起，而不是继续帮助其占上风。”不过，报告提出的基于对抗为主的政策建议遭到不少人的批评。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奥巴马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的杰弗里·贝德。他在辩论文章中指出：“如果我们遵循这些专家的建议——将中美关系定义为一种不加约束的对抗关系，那么我们终将招致冲突。”

　　三是主张基本上继续执行“接触加遏制”政策，但要加强防范和遏制力度。在辩论中持这种观点者居多。他们提出的具体政策则多种多样。最明确主张坚持历任总统的对华政策的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杰弗里·贝德。他说：“我殷切希望并期待，继尼克松后第九任总统在面对不断发展与变化的中国时，不会抛弃美国历任领导人一贯的对华策略，继续建立和维护中美关系，构建亚洲的新和平时代。”不过，他同时指出：“如果美国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仍然采取行动，对美国的同盟国及合作伙伴的安全造成危害，或者破坏国际公约和世界秩序……美国需要做的是相应地调整策略。”

　　对华政策辩论背后

　　引发美国国内本轮对华政策大辩论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美国国内大选的帷幕已经拉开。每次大选前，美国的智库和媒体都要就内外政策展开辩论，为下届政府出谋划策，对华政策将与中东问题、乌克兰危机和美俄关系一起成为这次大选外交政策三大首要议题。

　　二是美国对未能实现它30多年来一直期望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能实行“民主化”和“自由化”以及帮助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目标深感失望，尤其把中国近两年多来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所采取的正当、合法举措，如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南海争端特别是在若干岛礁进行基本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建立以及中国军事实力的快速增强等，均视为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或“威胁”，由此而开始质疑过去30多年执行的接触政策。这完全是一种霸权主义的心态。

　　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首先是时代大变迁所致。整个世界进入了大变革时代，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进入深度调整期。正如基辛格在他的新著《世界秩序》一书中所说，美国为首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已开始渐渐地行不通了，非西方国家都在要求改变这种秩序。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美国自身实力相对下降的大趋势下，美国不知如何应对，内心十分焦虑。基辛格去年10月与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对话时说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他说：“19世纪以来世界秩序的中心在欧美，21世纪世界秩序的中心在亚太。亚洲最大的变量是中国在未来20年的持续增长，中国的选择将影响和改变世界。美国必须考虑还有多少时间、多少空间可以维持现存秩序，并需要构思未来的世界秩序。”

　　第二个深层次原因是中美两国间实力对比正在深入转化。虽然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影响力五大方面都还有很大差距，但总趋势是在不断缩小，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在军事现代化和高科技研发方面的快速发展和进步远超美国的预期。美国权威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今春在全球40个国家就美国和中国在全球的形象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4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将最终取代美国，只有35%的人认为不可能。美国还担心中国正在进行的新一轮经济改革一旦成功，不但美国大企业不再能在中国获得高额利润，而且中国将有更强的竞争能力与美国争夺海外市场，从而影响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变化。

　　对华政策影响有待观察

　　在美国历史上，每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都要就内外政策进行一场广泛的大辩论。

　　就对华政策而言，最主要的有三次：

一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50年代初在美国国内开展了一场关于“谁失去了中国？”的辩论。当时较普遍地指责对蒋介石支持不力，导致他败退到台湾，共产党获胜。　

第二次是苏联解体后，这场辩论的主题是中国是否会步苏联的后尘而很快崩溃？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是否已完全消失？当时占上风的答案是肯定的，只有时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的兰普顿等极少数人持相反观点，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依然存在，强调美国继续需要中国。

第三次辩论发生在1995年秋至1996年春期间，当时的台海危机致中美关系一度坠入低谷。先是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外交学会为首在各智库内掀起了一场新的对华政策大辩论，主流思想是批评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错误，呼吁尽快恢复与中国的“全面接触”，并且促使克林顿政府召开了对华政策内部检讨会。据美国媒体透露，在那次检讨会上克林顿总统承认他的政府前一阶段的对华政策是错误的，并认为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贸易、技术或促进人权的双边关系，而是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最后，克林顿接受了大多数智库的建议，制定了一项新的对华政策，包括恢复停止了较长时间的两国元首会晤。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大辩论均会对美国政府的决策和社会舆论产生不同程度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这次也不会例外。鉴于这次参与辩论者空前广泛，尤其是辩论的主题是是否要根本改变执行了30多年的“接触”为主的对华政策，这次辩论对中美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要大于中美建交以来任何一次辩论。

　　主要体现在：一是美国对华战略猜疑将加深，从而将影响中美关系的健康、顺利发展，也会影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和信任。据美国权威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近三年来，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正面看法不断下降，2014年对中国持赞许态度者从2011年的50%降到35%，今年6月23日调查的结果显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者竟然上升到54%（但18～29岁的美国青年中对中国持赞许态度的却上升为55%），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一个趋势。

　　二是下届美国政府不管哪个党派和何人执政都会对对华政策做某种程度的修改或调整，总体上将趋硬。至于这种调整的幅度和力度目前尚难作出较准确的判断，至少要等到明年大选特别是大选后新总统及其团队发表内外政策宣示后才能清晰起来。

　　不过，综合判断，美国不会根本颠覆过去30多年来历届政府的基本对华政策，基本仍将是“接触加遏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两手政策”。与此同时，在继续保持接触的同时，将不断加强遏制的力度。但无论力度多大，总体上美国也将尽量避免发生重大冲突，尽管美国国防部正在加快完善应对可能爆发冲突的准备和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