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基因农作物对人畜的危害问题，顾秀林、蒋高明等许多专家学者已经发表过很多文章；崔永元还专门去美国走访，留下了相关的音像视频资料，供人们网上观看。

其实，转基因农作物对人畜产生危害不一定需要太长的时间，其恶果往往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而已经产生的恶果永远也不可能消除了。下面，就向读者介绍一类名为“德美亚”（音）的玉米的种植情况，及其立竿见影的危害性。

笔者发现的名为“德美亚”的玉米，近三年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原名：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简称“莫旗”）北部广为种植，有一号、二号、三号几个品种，其中“德美亚一号”最毒。“德美亚一号”区别于另外两个品种的显著特征是：顶部抽出的穗是紫红色的；而其它两种转基因玉米几乎与其它玉米看起来是一样的。

2014年秋，听莫旗巴彦乡巴彦街村曾经的党支部书记郭德勇说：“那种名为‘德美亚’的毒苞米‘耗子不嗑、鸟不叼’”。几天后，又见到了巴彦街村东面大约15km处的国营巴彦农场一位退休的党委书记，他向笔者证实：他们农场也已经大面积种植了那种“耗子不嗑、鸟不叼”的“德美亚”毒苞米。

郭德勇在他家门前做了个实验：房门外东侧放一穗转基因苞米、西侧放一堆非转基因苞米，看看耗子和鸟有什么反应？结果是：

1. 耗子和鸟都不吃转基因玉米；其中：

① 耗子根本就不碰转基因玉米，

② 鸟把玉米粒叨下后扔在玉米棒的旁边，也没有吃（一粒不少）。

2. 耗子和鸟都只吃房门西侧堆着的非转基因玉米。

 “德美亚一号”因“味道不好”没人吃，但其“二号”、“三号”有少数不知情的人还在吃。2013年秋，巴彦街村有人偷了少量苞米喂牲口，牲口闹了不知名的病；2014年以后，又发现：以前每100匹马每年生育几十个马仔子，但吃了“德美亚”转基因苞米杆后，每年只生育不到10个仔了。

2014年秋末，笔者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玉米地里得到一穗掰剩下的玉米，顺便也想做个实验看看。

2015年春，郭德勇用大寨的苞米替换掉房门东侧的转基因苞米，第二天，大寨的苞米就被耗子吃掉了几粒，而且以后每天都会再少几粒；最后，大寨苞米一粒不剩被全部吃光。试验结果确认了“德美亚”毒苞米“耗子不嗑、鸟不叼”这个事实。

距巴彦街村西北30km外的扎如木台乡西村（原名“团结”）的村民王永平喜好养奶牛。几年前，我同郭德勇曾在他家小住，喝过他家的牛奶；那牛奶的味道同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一样，而别人家的牛奶味道就差些了。此时的王永平，为了养老，刚刚卖掉自己的耕地和奶牛（奶牛卖到了相距不远的扎如木台管理区）；恰逢北京的朋友们陆续来访，他认为自己刚刚卖掉的奶牛“奶好”，就去扎如木台买了20斤，没想到“牛奶”煮开后居然分了层：上面是一层厚厚的泡沫，下面是淡黄绿色的清汤，还有一种难闻的怪味（怀疑成了“酸奶”，又没有酸奶的味道），只好倒扔了；第二天，王永平刷了一个干净桶，又去扎如木台现挤了一桶真正的“鲜奶”，回家立刻烧开，没想到还是同头一天一样。同样的一头牛，却产出了不同的“奶”，不过是后来的养牛户用转基因玉米杆喂了牛的缘故。

2015年夏，听郭德勇说：周边好几个地方都发生了因食用转基因玉米杆导致的牲畜异常死亡现象。

“德美亚一号”虽然在村里没人吃，可是一旦运出莫旗就不会有人知道它的“来历”；它可以被磨成粉，生产出“桃酥”等各种点心，生产出添加了玉米粉的城市人群喜爱的各种食品。

实际上，大多数国人吃转基因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例如：转基因的各种豆制品（豆油、豆腐、…）。——人们被各种媒体“忽悠”了，还不觉悟；——其实，觉悟了也无奈，因为国产大豆已经无法满足国人的需求了。

在此必须说明的是按照我国的食品分类，绿色食品（含“有机食品”）、无公害食品的“标准”中均未提及“转基因”问题。也许上述转基因毒苞米可以归入“有毒，但吃了不会马上死”的无公害农产品一类？否则为什么能得到推广？

莫旗北部的传统农作物曾经以小麦、大豆为主。

上世纪70年代，日本从中国进口大豆时，曾指明要莫旗大豆，因为莫旗大豆“没有虫口”。

上世纪80年代，因每年8月的雨季影响小麦收获，又因为商品化导致的利益驱使；大豆一度确立了自己的“主导地位”，成为当地唯一的农作物。

1996年，已经持续了10年的毁林开荒未能终止；此后，水土流失、气候改变、嫩江发水，系列灾难不断；当地农业一度出现“五年四不收”状况，10年中只有两个丰收年。

1998年，因嫩江水淹齐齐哈尔、哈尔滨，齐齐哈尔以北铁路中断等恶劣情况必须尽快制止，政府不得不斥资数十亿元修建尼尔基水利枢纽工程。

尼尔基水利枢纽工程完工后，并没有解决植被破坏带来的连续干旱，并导致“种地赔钱”的恶果；当地农民为规避风险，不得不将部分土地出租，以求“旱涝保收”。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农资价格不断攀升、物价飞涨，而农产品却“价格基本稳定”，种不起地的人也越来越多；不论是自己种地的、还是租种土地的人，都在探索“种什么才能不赔钱”的问题。

毁林开荒曾经是在地方政府支持下进行的，他们说：“树林子不能变钱，但开了地就可以收农业税。”为了开垦“塔头甸子”，政府为当地农民引进了“农达”（又名“草甘膦”）。其通用的理论依据，不论对任何人都是非常实用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不要管姓资姓社”。

开荒多的人家地就多，但总体来说还是地少的人家多，租地种（今年地租为每公顷4000~5600元）的风险要比种自己的地大得多；正当农民们无可奈何的时候，政府顺势推出了“德美亚”这样的旱涝保收的新的农作物品种。

如此大面积种植转基因玉米，当地农民原以为是满足工业的需要，没想到扎兰屯新建的一家号称全国最大的味精厂，居然敞开收购“德美亚”。

1996年以前，我国大豆在保证国内需求以外，还能出口。1996年以后，政府开始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国外粮商以低于成本价向我国倾销的结果，首先导致南方豆农破产；至2008年以后，我国转基因大豆进口量已经占大豆总需求量的80%以上。

莫旗与我国南方农村相比，地广人稀，曾经是国内仅剩的大豆产区之一；现在，那里的农民也因“种不起地”而改种转基因玉米了。

国内其它地区农业现状如何呢？仅以2014年长江以北山海关以南的农村为例：

新疆的一户维吾尔族人家种植葡萄，贩子的收购价仅比0.1元/kg多些；他家共8亩地，每年收入1000多元。新疆路边瓜摊（9月份）的哈密瓜价格是1元/kg（有些瓜农是从内地到新疆“包地”种的）。

山西省的一户农民种植玉米，亩产1000多斤，收购价1元/每斤，共4亩地，每年收入4000多元。

山西以东的大多数地区种植玉米（其是否转基因尚待考证），有些地方也种植小麦，情况都差不多。安徽迎仙镇袁庄的一户六口之家，四口人只有4亩多地（还有两个后出生的孩子没有地），种小麦亩产1000多斤，收购价1.4元/斤。

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因语言障碍，很难外出打工；而内地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必须靠外出打工才得以生存。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全国范围内，凡坚持农村集体化道路的生产队（或人民公社），其经济状况都非常好，没有必要外出打工；但坚持集体化道路的，仅仅是“一小撮”。上面简述的仅仅是我国农村“单干”后所出现的普遍性问题之一。

30多年来，物价上涨了100多倍，而粮价涨幅不到10倍。这只是导致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重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并开始大面积种植转基因玉米（在政府的诱导下）的表面原因。

敌对势力的经济侵略与打入我国政府高层的内奸的共同作用，才是转基因农作物在我国肆无忌惮地扩散的真正根源，是外因通过内应所产生的效果。

世界各国均对外来物种严格把关，我国也不例外；转基因毒玉米的出现，显然是政府行为。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政府中藏有内奸。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已经把我们的国家推到了危险的边缘。

笔者在“返城三十年看所有制之变迁”一文中简述了我国私有化改革的进程，又在“‘内奸’在我国所有制变迁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一文中简述了内奸们在我国两次所有制变迁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及所有制变迁之规律；两篇文章均已经在乌有之乡发表，在此就不赘述了。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有能力拨乱反正，并最大限度地清除共产党内隐藏的内奸；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全中国人民都能够吃上放心的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