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徒，李大钊与张国焘

点击：  作者：东南陈楠    来源：八达街行走 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5-04-18 12:26:58

 

 

大家印象里不同的是，张国焘是比老师李大钊更早进入的北京大学。张国焘于1916年进北大，而那时李大钊刚从日本留学三年回来，还没有加入北大。

 

1917年11月，在章士钊的推荐下，李大钊才被校长蔡元培聘为了北大教授。

 

1918年1月，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1

意合

 

但到此时二人的师生情谊还没有建立，彼此并不相识。比人相识更早的居然是两人政治倾向的一致。

 

张国焘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读到李大钊的文章时，并不认识李大钊。那时，张国焘在国民杂志社做工，李大钊经常给《国民杂志》写文章。他们的政治倾向先渐趋于一致。

 

2

相识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因为陈独秀的缘故，李大钊与张国焘才建立了人际关系。

 

1919年6月，陈独秀散发传单而被捕。大家都来营救陈独秀，李大钊参加了各高校教职员联合会，而张国焘则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

 

至此，这两个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人物才有了接触的机会。

 

40多年后，张国焘回顾这段经历：

 

“李大钊先生也是教职员联合会的一个活动人物。他在暑假期间，仍然常到他的办公室——图书馆里办公，与我接触更为频繁。

 

他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

 

从此，我与李大钊先生就成了不分师生界限的共同奋斗的战友。”

 

这种艰难创业环境下提炼过的师生关系，必然是非同小可的情谊。

 

3

殊途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加快了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的进程。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北京，邀请各方面进步人士座谈，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与维经斯基进行了多次交谈，就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议题交换了意见。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张申府也参加了座谈会。

 

但这期间，张国焘并不在北京，而是跑去了上海，他是因为躲避军警的逮捕而离开的。

 

在上海，张国焘与陈独秀有了许多次接触，并被陈独秀的建党思想所感悟。

 

4

同归

 

1920年5月初，张国焘返回北大时，敏感的他意识到里北大正在发生着变化。

 

1920年5月1日，也就是张国焘回北大前的两天，李大钊、邓中夏、何孟雄等组织了北京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活动，组织了500多名工人和学生参加。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宣传8小时工作制，称赞俄国十月革命后取得的成就。

 

回到北大的第二天，张国焘即去拜访李大钊。张国焘向李大钊谈了上海之行的收获，在得知李大钊已经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张国焘便提出了加入这个组织的要求。

 

李大钊欣然同意。

 

5

授徒

 

从此开始，张国焘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及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

 

张国焘常常泡在图书馆里，与李大钊交往更加密切起来。

 

张国焘回忆：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

 

图书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

 

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者和激进人物汇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认真。

 

我在那里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我经常在那里阅读，有时与人接谈。李先生因事不在时，我就代他负招待之责。

 

1920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

 

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学生张国焘阅读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对介绍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和英国工人运动的书籍也有涉猎。

 

1920年7月暑假，传来了直皖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的消息，北京的局势一下子紧张起来。

 

李大钊找到张国焘，要他赶快离开北京，因为他估计段祺瑞政府可能趁战乱逮捕学生。

 

张国焘也关心老师李大钊的安全，要他注意安全。

 

李大钊说，我是北方人，随时可以找到躲避的办法。李大钊决定回家乡河北乐亭，并邀张国焘一起去。

 

张国焘表示，想去上海同陈独秀面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问题。

 

李大钊同意了张国焘的想法，并告诉他，陈独秀如果有进一步的行动，也就是建立中国共产党，他也赞成的。

 

6

党员

 

1920年9月中旬，北大讲师张申府去上海迎接罗素来京讲学时，住在陈独秀家中。

 

陈独秀对张申府说，北京要迅速建党，能发展的人最好都发展进去。

 

张申府返回北京后，向李大钊汇报了上海方面的情况。他们决定先在北大开展建党工作。

 

张国焘正是在此时回到北大的。和张申府一样，张国焘也带了陈独秀的期望回来。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正式决定成立北京共产党组织，取名为“北京共产党小组”。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张申府就动身前往上海，准备1920年11月赴法国里昂大学任教。

 

这样，发展党员的工作就落在了李大钊和张国焘这对师生身上。

 

当时，只要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积极向上的青年，都成为了党的发展对象。

 

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华林、王竟林等，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革命，均被吸收为了共产党员。

 

不久又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这样，北京共产党小组最早的成员，除张申府外，共有10人。

 

一切都在探索之中。党组织的工作由小组成员自认分担。李大钊担任共产党小组内外的联络工作。张国焘负责工运工作。黄凌霜、陈德荣主办《劳动音》周刊，分担编辑和发行工作。罗章龙、刘仁静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李大钊每个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捐出80元，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保证党组织的正常运转。

 

很快，小组内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就发生了严重分歧。激烈的争论之后，无政府主义者，除陈德荣外，都退出了。

 

共产党小组只剩下了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德荣五个人。

 

这一次挫折，使李大钊、张国焘深受教育，从此发展对象有了标准。

 

不久，发展了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优秀青年。

 

1920年1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将北京党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会议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

 

7

团员

 

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李大钊、张国焘又亲自参加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

 

1920年11月，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

 

参加会议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刘仁静、朱务善、黄日葵、李骏、杨人杞、吴汝铭等40人，张国焘亲自参加并致开幕词。会议推举北大学生会负责人高君宇为青年团书记。

 

1921年3月30日，团员已发展到55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二院召开第四次大会。

 

到会25人：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高君宇、宋介、郑振铎、陈德荣等。

 

会议选举：张国焘、高君宇、宋介、刘仁静，分别为团书记、组织、教育、会计委员。另外，李大钊、郑振铎为出版委员。

 

张国焘任青年团的书记后，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在推动团的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组织五一节运动、加强社会主义宣传、募捐营救被捕的进步人士等。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党支部成为了中共一大前活动十分出色的党组织。

 

8

建党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努力下，到了1921年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

 

上海共产党向各地共产党小组发出了召开中共一大的邀请后，李大钊因领导教职员的索薪斗争和处理校务，难以脱身。

 

北京共产党组织就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为出席中共一大的北京代表。

正是因为张国焘出席了中共一大，才使他成为20年代上半时段里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李大钊为张国焘铺平了走向中共高层领导的道路。

 

9

尊师

 

不得不说，张国焘是很遵从恩师李大钊的。

 

知恩图报。

 

张国焘成为党中央领导人之后，对李大钊是相当敬重的。

 

1922年8月，西湖会议，为中共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问题，张国焘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了激烈争论。

 

张国焘不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马林则强调共产党人只有加入国民党才能得到发展。

 

与会的大多数人都赞成张国焘的主张。

 

但是，李大钊站在了马林这边。

 

李大钊认为，国民党组织松懈，本身就有不同政治主张的人在其中活动，并未受到任何约束，所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而且，孙中山不同意国共平行的联合，因而只能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才能实现联合战线，共同反帝反封建；这样既可以实现中共二大的政策，又可以避免与马林和共产国际产生分歧。

 

恩师李大钊的话，张国焘未必赞成，但他还是停止了与马林的争论，同意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主张。

 

10

维系

 

张国焘虽然勉强同意了马林的主张，但对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却持反对态度。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张国焘因此落选了。

 

张国焘回到北京，从事铁路工人运动，对国共合作基本抱冷眼旁观的态度。

 

与弟子消极的态度相反，老师李大钊早就加入了国民党。

 

1922年9月，李大钊开始整顿北京国民党组织，将参加曹锟贿选的国民党员清除，吸收了大批先进青年加入国民党。

 

1923年11月，北京的国民党员已增至1000余人，其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占三分之一。

 

1923年底，为了推举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李大钊主持召开了北京共产党组织会议。

 

会上很多人不赞成中共党员做国民党的代表，对李大钊提出种种质问，说：

 

“李守常先生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最好用他的个人名义去，不必用中共党员的身份去参加。”

 

李大钊气愤极了，很少怒形于色的他，满面怒容地说：

 

“这如何可能？我虽是以一个国民党员的身份去参加，但我是人所共知的共产党人，我如何能放弃共产党员的身份？你们是根本不赞成我去，是反对中央的现行政策；而且不将我视为一个同志。”

 

李大钊说完就要离开会场。

 

张国焘见此情形，急忙起身劝阻李大钊，并向与会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张国焘维系了老师的观点。他说：

 

“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也是中共三大通过的，为了党的团结起见，不应持根本反对态度。共产党员既然加入了国民党，自应有人去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表示诚意合作，并用中共的主张去影响他们。李大钊是大家信任的一位领袖，也是实现国共合作的理想人物，应赞成他去出席国民党一大。”

 

张国焘本来是人所共知的反对国共合作的人，他的这一席话，说得与会者大为惊讶。

 

李大钊则转怒为喜，对张国焘的发言表示欣慰，认为张国焘的发言表明党内的分歧已经消除。

 

李大钊表示，他并不责怪同志们的责难，只希望党内的分歧能够消除，步调能够一致。为此，即使劳怨再多些，他也不会离开同志们。

 

结果，张国焘自己成了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员代表。

 

谁叫老师是领导呢！

 

1924年初，张国焘与李大钊一起，从北京乘车南下，途经上海到广州。

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传达国民党一大选举张国焘为候补中央委员，并要他到武汉去担任国民党分部的工作。

 

张国焘终于第一次对恩师说了不，拒绝了这个安排。

 

11

背叛

 

1924年2月，李大钊、丁惟汾、王法勤受国民党中央委派，先后回到北京组建国民党北京执行部。

 

1924年4月，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领导北京、直隶、河南、热河、察哈尔、绥远、奉天、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哈尔滨、山西、甘肃、新疆等15个省市的工作。

 

张国焘虽然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成员之一，却很少去办公，去了也是敷衍了事。

 

打卡摸鱼。

 

当国民党员丁惟汾提出一些事情和他商讨时，张国焘总是很客气地请丁惟汾做主，自己从不提出异议。

 

关于国共党内合作这个命题，张国焘知道自己永远无法与老师李大钊保持一致了。

 

李大钊虽然对张国焘的表现失望，但仍关心着他。

 

1924年5月20日，张国焘从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归来。李大钊告诉他，据获悉直系内情的王法勤上午通知，北京当局已拟定了一张100多人的逮捕名单，第一名是李石曾，第二名是李大钊，第三名就是张国焘。

 

李大钊说自己正在做必要的准备，也要张国焘赶紧回到住所将文件收拾一下，立即躲藏起来。

 

但张国焘没有立即跑，在第二天清晨被捕了。

 

张国焘被捕后，在严刑之下，供出了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张昆第、高君宇、刘仁静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工运积极分子。

 

北洋军阀政府据此对李大钊等人发出了通缉令。

 

所幸，李大钊已经化装出城，回到家乡乐亭，后作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前往莫斯科，才避开了这场灾祸。

 

至此，李大钊与张国焘的师生关系即被张国焘的叛变行为所玷污。张国焘出狱后向党隐瞒了他的叛变历史，在党内得到重用。

 

直到1927年4月28日被军阀绞杀时，李大钊也不知道自己1924年就被学生张国焘出卖了。

 

张国焘出狱后，在中共四大上重新进入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

 

从此，直到李大钊牺牲，师徒二人天各一方，一个在上海领导全党的工作，一个在北京领导北方的斗争。

 

背叛师门者，不可信也。

 

作者：东南陈楠    来源： 八达街行走 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