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抗大校歌末尾歌词究竟是劳动者的先锋，还是抗日者的先锋？

点击：  作者：李克勤    来源：济学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4-01-25 11:34:25

 

李克勤（jixuie）题记：经典红歌的曲调一般很少修改，但歌词修改的不少。例如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歌词，结尾一句是“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而后来就出现“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这样修改过的唱法。这样是否行得通呢？。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片段：抗日军政大学校歌，这是原唱——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这是电视剧《延安颂》里修改过的唱词“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01

延安抗大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

 

抗大，是“延安抗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最简答的称呼，其前身是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央红军学校，1933年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称“干部团”。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根据紧迫的形势和即将面临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任务，1936年2月，中央红军干部团和陕甘宁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合并，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成立红军干部学校。不久，在红军干部学校基础上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春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即抗大。

 

抗大是毛主席一首创办的。

 

 

延安抗大的校长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

 

毛主席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并且亲自为抗大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

 

 

毛主席在抗大的一次讲课，号召学习朱老总

 

1939年7月，延安抗大总校、陕北公学等5000人在时任副校长的罗瑞卿带领下迁往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太行根据地)。在陕北留下抗大三分校。

 

在抗日战争时期，各个大的根据地都有抗大分校，一般由根据地负责人兼任校长。

 

延安的抗大总校也曾辗转于陕北、山西、河北等根据地坚持带有流动性的办学，1943年1月返回陕甘宁边区，3月，徐向前出任校长兼中央处理委员会主任 。

 

抗日战争结束后，抗大的名称没有继续使用，但是，这样的学校，却是在不断发扬光大。

 

 

这就是毛泽东文化。

 

 

关于抗大的定位，这已经是党史军史里的常识。这里只是稍微回顾一下“抗大校歌”的创作细节。

 

抗大校歌的歌词是1937年11月毛主席委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同志写的。

 

凯丰原名何克全，是从留苏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也是青年团“少共”组织的领导人，后来成为党内重要的理论家之一。

 

我们都知道，在遵义会议上凯丰是反对毛主席进入最高领导层参与指挥军事、并保留自己意见的唯一一人，然而当毛主席领导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凯丰同志在中央会议上公开宣布放弃过去的意见，积极支持毛主席的北上抗日战略主张，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并在中央红军单独北上途中受命担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人。

 

凯丰同志无疑是一位正直正派的革命者，襟怀坦白，胸怀开阔。

 

长征到达陕北后，凯丰在毛主席领导下主要负责党的宣传、教育工作，，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毛主席和他联名邀请召开的，主持人正是凯丰同志。

 

接受毛主席的任务后，凯丰写出如下歌词：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毛主席拿到凯丰同志写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歌词后十分满意地说：“写得不错，完全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

 

毛主席的说法，是代表党中央的。

 

就歌词而言，如果仅仅只有“救国的责任”，那么说抗大的定位是培养“抗日者的先锋”，完全说得通。

 

然而，抗日者的先锋，却不一定有“人类解放的责任”。

 

如果要培养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革命战士，那就比抗日者的先锋，无论是思想觉悟，还是综合素质，其要求可是要高得多。

 

抗日这的先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不仅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符合要求，国民党的军队里，也有很多也是符合这一要求的。

 

显然，抗大培养的学生与国民党队伍里的算是不错的那部分人是不一样的。这是不能含糊的原则性的问题。

 

“劳动者的先锋”是与共产主义战士相通的。

 

劳动者指的是谁？

 

是工人农民，劳动者的先锋是谁呢？

 

这是不言而喻的。

 

劳动者的先锋，在抗日战争时期肯定是抗日者的先锋，但抗日者的先锋却是不是劳动者的先锋，那就不一定了。

 

02

一脉相承：延安抗大、教育方针、《五七指示》

 

延安抗大，作为一所大学，凭着毛主席亲自指导办学，亲自组织象林彪这样的战将当校长，亲自安排我党我军高级干部来当教员，还亲自授课，培养了一大批英雄善战，所向披靡的元帅、将军和各种各样的保持劳动者本色，又有过硬本领的杰出人才，这样的学校无疑是世界上具有独一无二优势的超一流大学。我认识一位新四军老战士，他是延安抗大分校的毕业生，除了在战争年代他成为一名有大智大勇的侦察英雄，为为武汉的和平解放做过非同一般的贡献外，后来经过不懈的勤奋努力和组织上的培训，他又成为一名工业企业新产品的研发者和领导者，在航天科技系统当厂长时，主持研制我们自己的收音机、录音磁带等产品，他亲自领导研制的那个磁带不比日本生产的同类产品差（可惜这么好的国产精品，在他离休以后，莫名其妙就没了）。所以，我认为延安抗大远远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大，而且大得过。从道层面讲，延安抗大的精神内涵，以及那一整套办学方针，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具有普遍意义。从器层面讲，延安抗大的教学方式方法，与我在1990年代参加的有外国教师亲自授课的MBA教学相比，丝毫不逊色。在道器结合上，延安抗大，具有整体的独特优势，那是我们的毛教员教育上杰出的道器变通。

 

毛主席为新中国指定的方针是怎样的？

 

毛主席正式提出“教育方针”是在1957年，在这之前毛主席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探索研究，尤其是在延安时期办学实践（以办抗大为典型），是老人家提出新中国教育方针的道器变通之基，后来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里，毛主席就教育方针的实践作了更加具体的指导，这可以算作对教育方针的理论深化，也可以叫做深化的理论。毛主席经常在经过了一个阶段实践之后，对以前提出的理论作一些完善或补充，这也可以算作毛泽东文化里独特的道器变通之变。而老人家这一切道器变通之根，也就是道层面始终不变的是什么呢？就是培养“劳动者的先锋”，这是我们万万不可忽视的。

 

 

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从字面上看，在培养“有文化”的人这一点，恐怕是任何社会教育方针的共性特征，而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点上，是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特点。除此之外，突出培养的人定位于“劳动者”则是毛泽东文化的特性。

 

对于这个“教育方针”，我们还是看一看毛主席当年是怎么提出来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57年2月27日）里，毛主席是在“五 知识分子问题”中提出的。这一段的原文：

 

 

 

 

 

根据时代背景，毛主席提出了一个真问题：知识分子（包括未来的学生）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集中起来可以体现在教育方针上。

 

毛泽东文化里，习惯讲“路线、方针、政策”，由道而器的过程，有抽象到具体。

 

方针，介于路线和政策之间，比较多体现是方法论意义。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有一段专门针对学生讲的：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是不是对“教育方针”的深化呢？

 

学工学农学军，这是器层面的具体措施；批判资产阶级，上升至道层面的思想意识培养，也可以说是一项具体的措施。现在我们常说批判性思维如何重要，这不就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办法吗？

 

就学工学农而言，那是走与工农想结合道路，是毛主席的一贯想法说法做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毛主席觉得还没有让所有想得通，因此还要继续做工作，否则也就谈不上培养真正“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鲜明地指出：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4页）

 

请注意，《五七指示》，实际上把抗大时期的军事训练，清晰明确纳入到教育方针里面来了，而学工学农，无疑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劳动者的先锋”的具体措施。

 

毛主席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在承担人类的解放这一责任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是无与伦比的。

 

中国要的教育是要面向未来，但怎样面向未来呢？

 

至少有一点是不能含糊的——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能变。

 

那我们该怎样对待历史呢？

 

这是个问题。

 

从理论上讲，这是要搞清楚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抗日者的先锋是符合爱国主义要求的，但是否符合国际主义要求呢？那不一定。只有劳动者的先锋才是肩负着人类解放责任的人，内在的符合国际主义要求。符合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双重要求的人。

 

1938年10月14日毛主席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其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主席系统分析总结归纳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

 

毛主席提出了一个真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

 

我们知道，提出一个时代的真问题，比解决问题还要重要，还要难得多。

 

毛主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作了精辟分析，更是从理论高度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

 

毛主席的方法就是两条：一个政治路线，一个就是干部。

 

在政治上，毛主席鲜明地分析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

 

他说：“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而战……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能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可以说，毛主席对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关系论述得真是太透彻了，这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本来就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它们俩是谁也离不开谁。因为，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最终目的，就是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在组织上，毛主席用我们中国语言讲了干部问题。

 

他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十七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材，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但是，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材。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出并正在继续涌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抗大培养的就是德才兼备的干部。这样的干部，爱国主义情怀是不可少的，但光有爱国主义情怀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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