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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伟伟 | 建党伟业之三:为什么是靠信仰取胜?
点击:  作者:曹伟伟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18-06-29 08: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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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总共13人,其中有7名先后退a党、叛a党或被党开除;中国共产党诞生时全国共有代表约50多人,若以许多学者考证的57人来算,有29人先后退a党、叛a党或被党开除;建党时上海支部共有党员16人,其中有11人先后退a党、叛a党或被党开除。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为了政治前途而想方设法入党,而那个年代,许多人为了苟活在想方设法撇清和共产党的关系。他们不同的选择导致了不同的人生,真正的革命者坚守信仰而取得胜利,成为人民永远敬仰的英雄,而那些抛弃信仰者却因为背叛而臭名昭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

 

  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二楼的一间展厅里,13名一大代表的照片依次而列,他们的照片摆的一样高、一样大。后人驻足,笑谈历史,在轻松的氛围里对这13名代表的人生命运唏嘘不已。

 

  刘仁静,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李大钊组建马克思学生研究会时,他便是其中的骨干成员,这一年他仅有16岁。他是中国第一个能够以德文阅读马克思原著的人,在其他“一大”代表的印象里,这位19岁的青年虽是最年轻的代表,但其理论功底十分深厚、也十分善于雄辩,是个“小马克思”。正是在他不惜与几位年长资深代表争吵辩论的坚持下,中共一大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写入了党纲,这是极有见地的坚持。“一大”结束后,毛泽东曾语重心长的对刘仁静说:“你以后要多做实际工作”。当时的刘仁静并没有听得进去,而是将这句忠告抛之脑后。多年后,刘仁静痛惜:“当年高谈阔论的人如果听不进毛泽东的忠告,不注意深入实际,迟早要被运动所抛弃;而那些埋头在实践中探求救国之道的实干家,终将成为革命的脊梁骨”。在党的“二大”上,20岁的刘仁静当选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从1920年开始至1929年,刘仁静投身革命长达10年,这10年间,他对革命极有激情和干劲。然而,他并没有珍惜那“莫大的光荣”。1927年,刘仁静开始背离党组织,1929年,他辗转欧洲寻找前苏联叛徒托洛茨基,回国后,他因拒绝交代与托洛茨基的交往历史被开除出党。刘仁静并没有因为被党开除而悔改,而是成为托洛茨基最忠实的信徒长达6年。后来,刘仁静被国民党捕入监狱3年。出狱后为了谋生,他又投靠了国民党长达12年。1949年,全国解放,刘仁静如梦初醒,悔恨交加,而共产党则以广博的胸怀给了他重新工作的机会。刘仁静曾向新华社记者感慨道:“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有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刘仁静生命的最后38年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和养老,他化名刘亦宇担任国务院参事。1987年8月5日,刘仁静因一场车祸去世,他的追悼会上没有悼词,讣告也极其简单,但其中“刘亦宇曾是中共‘一大’代表”这句话格外引人注意。

 

  包惠僧,湖北共产党的负责人,他深得陈独秀的信任,在中共一大时,作为陈独秀的私人代表赴上海参加一大,如果说在共产党内论前途,他本可以大有作为。但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包惠僧说“环境使我胆寒了”。南昌起义后,他把周恩来给他去武昌找组织的介绍信悄悄地烧掉了,由此脱离了党组织。1930年冬,包惠僧为生存而加入国民党。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包惠僧早已被蒋介石视为累赘,遭国民政府遣散,一家人到了澳门,处境艰难。这时他想到了当年一同建党的人,于是亲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又分别给周恩来、董必武各发一份电报,祝贺他们建立了新中国,同时深深忏悔自己错误的过往。1949年11月,包惠僧回到北京,与刘仁静一样,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在阴影中终老一生。

 

  假如刘仁静和包惠僧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成就,给他们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呢?不言自明!但历史不会给他们第二次选择的机会,所以对信仰的坚守便显得弥足珍贵。

 

  除了刘仁静和包惠僧这类后来忏悔的人,还有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这类至死不改汉奸嘴脸的人。


张国焘传(从先驱到叛徒!一代枭雄张国焘“红”与“黑”的人生!)

作者:姚金果 苏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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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焘,一大时被选举为第一届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曾受中共中央任命,作为代表团团长率团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大会”的重量级人物,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列宁专门接见了张国焘,他也自此成为党内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列宁单独接见过的人。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确立了他在党内的特殊地位。张国焘也以为他与共产国际有着极为特殊关系,他的意见可以代表共产国际正确路线。后来他在党内一路直上,先后担任第二届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届和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党内要职,但也因此造成了张国焘长期飞扬跋扈、野心膨胀,为日后的叛党投敌埋下了伏笔。1924年5月,张国焘与妻子杨子烈在北京被捕,直到10月份,冯玉祥发动“北京a政变”,张国焘才被释放,出狱后张国焘声称他“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敌人一无所获”,但建国后人们在整理档案时发现,正是这个自称“咬紧牙关”的人将中共北京支部的全体党员和铁路系统的党员合盘供出。长征时期,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南下另立中央,致使红军遭受到了惨重损失。国共合作后,1938年4月,张国焘借祭拜黄帝之名出逃延安,周恩来一路追到武汉劝告,但还是未能将张国焘拉回头。张国焘隐瞒叛逃意图,继续欺骗周恩来,坚持要去武昌见一见蒋介石。1938年4月16日,张国焘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武昌见蒋介石,见到蒋介石后张国焘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听了后十分生气,当场对他说:“你糊涂,我可毫不糊涂!”当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在一大代表中,张国焘活得最长,最后客死异乡加拿大多伦多。

 

  陈公博,一大时是广东支部的唯一一位代表,仅仅2年后,因投靠叛变的军阀陈炯明而被党开除,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与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从此铁心追随汪精卫,也是是继汪精卫之后的第二位大汉奸。抗战胜利后,陈公博作为战犯受审,审判陈公博时的起诉书,列举了十大罪状:缔结密约,丧权辱国;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化人民;改编教材,实施奴才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吏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就是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民族罪人,在临死前给蒋介石写信,依旧鼓动反共:“公博虽死,决无怨言。悬悬放不下的,还是共产党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更关系到先生的前途……或者将死之言可以感动先生。”他还要求把汪精卫所赠的茶杯、日本天皇所赠的旭日绶章随葬,至死不改反共嘴脸、汉奸本性。但老百姓永远唾弃他,将他列为汪精卫之后的第二大汉奸,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周佛海,中共一大结束后,因陈独秀一时无法到任,周佛海担任代理书记,严格说,周佛海是中共实质上的第一任书记。然而,周佛海从来没有真正认识到共产主义信仰的崇高与可贵。从一大开始,周佛海心中一边想在党内争地位,一边背着原配妻子与情人杨淑慧整日缠在一起。由于杨淑慧是个富家女,其父在上海颇有声望,于是便找到了李达等人讨说法。一大期间,不仅有寻找“社联王主席”的密探和法租界巡捕来干扰秩序,还有周佛海引来的桃色纠纷。杨淑慧与周佛海就住在一大会址旁边的旅馆里。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党组织在杨淑慧的指认下才最终确定了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一大结束后不久,周佛海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便同原配妻子离婚,带着杨淑慧去了日本。由于与杨淑慧的日常开销过大,每月75元的留学生官费完全不能支撑,周佛海的生活显得十分拮据,甚至一度靠典当书籍衣物度日。但周佛海在国内已经是小有名气,当时的广东大学校长邹鲁以月薪240大洋想聘请他担任教授。而且,在筹建黄埔军校时,廖仲恺找到了中共早期党员张申府,请他推荐一批青年才俊,张申府毫不犹豫写出了一份15人名单,周佛海赫然在列。革命的事业远远无法吸引周佛海,几乎在张申府开出推荐名单的同时,戴季陶给周佛海去信一封,让周佛海到广州出任政府宣传部秘书,每月薪水200大洋,且可以到广东大学兼职。面对总共超过400大洋的丰厚的酬劳,周佛海毫不犹豫的投向了国民党。按照当时中共党内的规定,凡是兼职的共产党员,应当以一部分薪水交纳党费。看着到手的大洋从口袋中白白流出,杨淑慧劝周佛海退出a中共,周佛海也正有此意,便借题发挥,找借口退a党。加入国民党后,周佛海先攀附汪精卫,后见蒋介石势大,又跑到南京去投奔,成为国民党右派阵营中的干将。日军侵华后,周佛海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丢弃起码气节,再度投机,随汪精卫逃到越南河内发表降日“艳电”,成为大汉奸。完全没想到周佛海会叛己而去的蒋介石也大骂周佛海真不是东西!见日本大势已去后,周佛海又秘密归顺戴笠的军统。日本正式投降后,周佛海摇身一变成为接收大员,一度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队总司令,但人民早已将其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不会忘记这个大汉奸,全国声讨周佛海。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将周佛海逮捕入狱。1948年,周佛海病死在南极老虎桥监狱。

 

  严格来讲,张国焘、陈公博和周佛海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入党,他们所追求的不过是个人的权欲和名利,为个人利益而无政治立场和原则操守,最终变成了党的公敌和民族的败类。而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等人均为大学毕业生,学识渊博,是党的高级知识分子和精英人物,但他们却走向了反面,被开除出党。这些人也留给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一个极为深刻的启示:学识渊博与理论清醒、学历高等与信仰坚定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我们讲了几十年信仰,但信仰终究不是一门共产党人的学问,而是共产党人的行为,贵在践行、难在坚守。

 

  马克思曾在自己的中学毕业作文《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一文中写道:“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存在下去,但将永恒地发挥作用。而对着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中共一大代表中的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和陈潭秋等人,在灵魂深处与马克思产生了共鸣,他们将自己的毕生心血乃至生命都融入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共产主义事业,中国人民也永远记得他们的牺牲与奉献。


王尽美文集—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

作者:王尽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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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尽美,参加一大时仅23岁,去世时年仅27岁,成为最早离世的一大代表。这位来自山东农村的农家子弟本叫作王瑞俊,党的一大结束后,他认定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无产阶级“尽善尽美”的社会理想,于是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尽美”。由于常年为革命操劳,因身染肺病而积劳成疾。王尽美临终之际留下遗嘱:“希望全体同志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和为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1952年,毛泽东在山东青岛考察时,对山东分局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山东有个王尽美,是个好同志。听说他母亲还活着,你们一定要养起来。而且要养好,如果有困难,就给中央组织部送去”。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毛泽东历数牺牲的“一大”代表,第一个就提到了王尽美。他所向往的“尽善尽美”的社会理想已经实现,历史也永远记住了这位年轻的革命家。

 

  陈潭秋,党的一大结束后,历任多个地方的党组织负责人,而每次都是临危受命、力挽危局,为党的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1939年5月,陈潭秋从苏联回国,在经过新疆时,他接到了中让他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的命令,于是他毫不犹豫留在了新疆工作。1942年,蒋介石暗中勾结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剿共”。危急时刻,党中央指示让在新疆工作的党员全部撤退。陈潭秋经过慎重考虑,制定了一个分三批撤退的计划,他自己和办事处少数工作人员最后一批走。当有同志提出陈潭秋等第一批走时,他坚决反对:“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把大家全部安全地撤出去,只要这里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1942年,陈潭秋被捕后,敌人对他严刑拷打,逼他“脱a党”,但陈潭秋受尽酷刑而不该本色,最终于1943年9月27日被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时年47岁。与陈潭秋一同被杀害的,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后人常说:在陈潭秋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没有坚强的意志去坚守信仰,信仰只能成为空谈。在那个随时可能被捕杀头的时代,许多共产党人都是在被通缉、被追捕的巨大风险之下为党工作。如果不懂得什么是信仰,那么这些共产党员则以自己的人生对信仰作了最好的诠释。

 

  邓恩铭,出生于贵州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靠亲友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1922年1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赴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大会”,成为党内极少数受到列宁接见的人之一。邓恩铭在苏联期间,从苏共面包分配标准中悟出了共产党员的模范表率作用,于是始终严于律己、毕生勤俭,同腐败现象做了坚决斗争。党的一大结束后,邓恩铭积极投身革命,领导了胶济铁路和青岛日本纱厂的大罢工等工人运动。从一大到牺牲的10年间,他三次被捕入狱,受尽了酷刑折磨。1931年4月,年仅30岁的邓恩铭英勇就义,临刑前从容整装,高唱《国际歌》,慷慨赴死。他留下了一首写于狱中的《决心》:读书济世闻鸡舞,革命决心放胆尝。为国牺牲殇是福,在山樗栎寿嫌长。这首诗激励了后来无数共产党人: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时间长度,而在于信仰高度。

 

  何叔衡,比毛泽东大整整17岁,但却对毛泽东十分钦佩敬重,他是新民学会年龄最长的会员。后来,何叔衡与毛泽东同为一大湖南支部代表,也是“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毛泽东曾评价他“叔翁办事,可当大局”。“一大”后,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任组织委员,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何叔衡都出色完成了任务,赢得了“湖南党的老母鸡”之美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何叔衡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1935年2月,在长汀突围中,年近花甲、病痛缠身的何叔衡不愿拖累身边的战友,坠崖壮烈牺牲。毛泽东也一生都对他这位革命战友念念不忘,1937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六周年大会上,毛泽东提到了何叔衡,并向他致哀致敬。


梁衡:毛泽东怎样写文章

作者:梁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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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两位“一大”代表,李达和李汉俊,他们走过弯路,但为党和人民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党和人民也没有忘记他们。

 

  李达,两次脱a党、三次入党,一生致力研究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首任武汉大学校长,创办了党的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其夫人王会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见证人,一生默默协助李达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正是在王会悟的帮助下,“一大”及时转移到嘉兴南湖的船上召开。毛泽东称赞他们夫妇是“真正的人”。

 

  李汉俊,当时国内顶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后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一而脱a党。大革命失败后,李汉俊利用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职的便利条件,掩护了董必武等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底,被军阀以“共产党首领”和“密谋暴动”等罪名逮捕杀害。1952年8月,毛泽东亲笔签发了“革命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有:“查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中共“一大”13位代表,坚守信仰并最终看到胜利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他们为新中国的成立与建设建立了不朽功勋。而那位一手创建却缺席了中共“一大”的首任书记陈独秀,后来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开除党籍,在党内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晚年的陈独秀生活十分贫寒,除了接受北大校友和同乡亲朋的偶尔接济外,他拒绝了一切资助,基本靠自己写文章艰难度日。1937年,胡适等人想拉他去参加国防参议会,陈独秀断然拒绝,他告诉胡适:“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我的两个儿子也死在他手里,我和蒋介石不共戴天”。后来有一次,刘伯坚从互济会的经费中支出了一百元给陈独秀送去,他严辞拒绝:“敌人逮捕杀害了我们那么多同志,互济会的经费应该用来营救狱中的同志,照顾烈士遗孤。”之后,蒋介石要资助他,罗家伦和傅斯年等人也给他送钱,张国焘还诱惑他重新建党,他一概拒绝。到达四川江津后,陈独秀生活更加窘困,弥留之际,他的身边只剩下几张破桌椅和一堆与家人耕种的土豆,在贫寒中,他至死保持了做人的尊严与操守。

 

  在整个“一大”中,最不引人注意的就是毛泽东。与高谈阔论的其他代表相比,毛泽东在“一大”上显得谦虚沉稳,不轻易发表意见,这也几乎是所有代表对他的印象。而正是毛泽东,历经波折万难,领导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让中国人真正站立起来的道路。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多年以后,刘仁静回忆建党往事,不禁感慨万千:“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思想比较单纯,作为中国革命的‘作始’者来看,确实是过简了。真正对革命胜利有决定意义的工作,都是后来作出的,而且主要是毛主席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作出的。所以,今天回想起当年十几个人开一大的情况,不能不联想到党在其后的伟大发展,不能不联想到毛主席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并从心底激起对他们的敬意和怀念”。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似乎已没有生死考验,但我们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时代挑战,在挑战之下扪心自问,可还经得起信仰筛选?

 

信仰——先驱的心声

作者: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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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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