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站内搜索:
网站首页 > 学术探索 > 人文历史 > 阅读信息
张耀祖:排斥马克思
点击:  作者: 张耀祖    来源:hszg001  发布时间:2018-06-20 10:08:54

 

       题记:马克思17岁中学毕业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为人类谋幸福,个人的幸福才是完美的!所以他最终达到了人生光辉的顶点。而我,直到不惑之年才清晰地认识到,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他生命的意义是通过为社会的进步事业付出多少来体现的。为了让中国工农重新挺起胸膛,过上有尊严的人的生活,我决定付出余生!

我这里无意同马克思做对比,马克思至今在我心目中是需要翘首仰望的珠峰,遥不可及。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青年同志约我写篇文章,我反复更换题材,总是难以下笔。人们已经采用歌颂、陈述、辨析甚至多媒体等等多种形式,完美展示了这位无产阶级理论巨人的丰功业绩,我却不能写得比他们再好了。直到55日纪念日当天,我才最终作出决定,通过剖析自己的成长经历,把它展示给青年人,尤其是同我一样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们,坦诚告诉他们,我是如何从一个小学崇拜英雄人物,中学恐惧马克思,大学排斥马克思,毕业进入社会又迁罪于马克思,再到逐渐走近马克思的。同时也使同学们循着我的心路历程,了解中国四十年来的政治经济变迁过程。我将分三个部分来叙述:排斥马克思,寻找马克思和走近马克思。

第一部分  排斥马克思

一、我的小学

农村的孩子一般政治晚熟,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孩子,由于闭塞和贫困所迫,很少能懂得自己的周遭与天下政治有什么联系。

1965年出生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至今还有南方的同志误把宁夏当成了甘肃的一个自治州,把我当作甘肃人。其实也对,历史上宁夏曾经归属过甘肃行政区。宁夏的确很小,面积只比台湾岛大一倍,人口却还不到台湾的三分之一,只有六七百万人口。我出生的地方又是宁夏最落后的地区。对大部分人来说,提起六盘山恐怕才会有方位感。这个被统称为西海固的地区,曾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回族占当地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我是汉族,是这里的“少数民族”,处于弱势地位

我的童年是很快乐的。那时候,即便是在我们这种穷乡避壤的地方,到了五六岁,只有上学才有机会与同龄的孩子一起玩耍。而且,我们两个生产队二三百户人家(纯汉人),便有一所小学,场地设施教室都是农村最好的,教师也是外派的。一边学习一边在玩耍中长大,不像今天的孩子负担重。在农村,我从来没有听到父母过问过自己的学习。似乎他们把你生下来,除了温饱,其余都交给了社会。所以,我们就像野草一样任由成长。

我们还是回到政治话题。

 

1976年元月周恩来逝世,我大哥鼓起勇气告诉了父亲实情:“您福气大,跟周总理得的是一种病。”我父亲不再渴望治疗,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秋季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毛主席逝世,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们上学练习的第一个完整的句子就是“毛主席万岁”啊!记得我去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紧张地说,“悄悄,不敢说!”在她看来,我这是在亵渎神灵。毛主席逝世的时候,生产大队召开追悼会,全村的妇女都在嚎啕大哭,似乎天就要塌下来似的。

今天刻意搜寻小时候同政治有关的记忆碎片,大概有这么几个片段:看到报纸头版巨幅照片里坐在主席台上的陈永贵,心想为什么不跟别人一样穿好一点,却要扎个白毛巾丢农民的脸;老师布置作文写“反击右倾翻案风”,只能找报纸瞎抄,全班又不能雷同,小孩子们都很犯难;“四人帮”被粉碎,大人们开批判大会回来嘀咕,没想到谁谁怎么那么坏,私下都在悄悄交头接耳议论,当时也不知道大人们都在说些什么;公路上鱼贯驶过用各色宣传板装饰起来的几辆大卡车,第一辆有华国锋的巨幅照片,似乎还在播放着歌颂他的歌曲《交城山》。一位老农说到:“毛主席刚死,就把人家的夫人抓起来,还有脸吹自己。”由此对华没有了好感!

 

无论是不理解,还是自己思想中存在封建残余不喜欢某些人,总而言之,政治都是大人们的事。我们小孩子的“政治”就是模仿电影和小人书里的情节,好人和坏人的角色就是由我们中间对应的好孩子和坏孩子来扮演。我二哥是解放军,所以我有一顶正品红五星军帽,这就成了我扮演潘冬子、雨来、嘎子等等小英雄的特权。我当时觉得和这些小英雄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有机会自己也能够担当这样的英雄。看到电影里的军人主角,我就希望那是我的哥哥。我不止一次地想象过,如果打仗,哥哥就是那《英雄儿女》里的王成。模仿着英雄的姿态,呼叫着“我是王成!我是王成!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恐怕我们那个时候的小孩子都模仿过这位英雄的角色!

还有一件后来自己懂事了想起来都脸红的事。我们村有一个被下放来的“老右派”刘老汉,据说他中医医术高明。也许是因为政治问题,有病人求医到门口,他才会看病,也就是切脉和针灸,提出治疗建议。我父亲在去世前一半年,突然发现自己肩窝处长了个鸡蛋大小的瘤子,找他看,他说那是肿瘤,要马上摘除,否则活不了多久。可是,没多久瘤子竟然消失了。我亲耳听见就有人说闲话:他果然是个坏分子,诅咒生产队长早死。有一年冬天,大概是刘老汉刚到我们村不久,他在晒太阳,我们一帮小孩把他拽到一堵土墙旁,我们爬上墙头,学潘冬子斗恶霸地主,把我们的棉帽子一顶一顶摞在他头上,不许掉下来,叫做戴高帽子斗坏蛋。他是那样的老实,任由我们摆布戏弄。但我们这次似乎并没有从中找到小英雄的感觉。

写到这里,我电话询问了大我六岁的姐姐知道他多少情况,姐姐说:这个人是河北人,管不住自己的嘴,1957年被打成右派,关进了监狱。老婆和两个儿子就投靠到在宁夏银川工作的女儿家。1968年文革期间,她们娘儿仨不知怎么地就到了我们村,刘老汉坐了十多年牢后在1973年到我们村跟妻儿团聚。姐姐还说,他可能是被人陷害的,传说是为了药方(谍战片看多了)。文革结束后他儿子回河北原籍办理平反事宜,结果人家说档案丢失了办不了。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家人都特别的老实。老太婆整天在马路上捡树枝和牛粪,做的饭像猪狗之食,明显没做过饭的人。两个儿子有文化,但干农活怎么都不中用,主要负责记工分和抄抄写写的事。现在来判断,很可能是中医世家的。刘老头死的时候,除了我们一群小孩看热闹,可能是为了避嫌,村子里没有几个人去埋葬他。

童年时代就是在这种英雄想象中愉快地度过了!

二、我的中学

1977年,我12岁时升初中到离家10里地的公社中学读书。家里有一辆不能驼人的破自行车,它只能是比我大两岁的哥哥的单人坐骑,我就住校了。一间房子两排大通铺住二十个人,我是唯一的“少数民族”。回族抱团,我打不过他们,常受欺辱。想找哥哥来警示他们,又怕被人家小看,伤了自己的英雄情怀。那个时候数学是王,数学好就是学习好,加上作业写得快,让他们抄袭我的作业,交不上作业的人自然有老师惩罚。记得一次我做错了一道数学题,全班三十多人全部错的跟我一样,我被老师叫上讲台重做这道题。很快我就当上了数学学习委员,保持全年级第一直到读高中(我的语文基础很差,高考才得了20分左右,至今看到文言文比英语都恐惧。其中一个原因是,在语文课上做数学题,被语文老师罚站一节课,并被讽刺有本事当数学家去,以后别再上他的语文课。我也很执拗,从此就在语文课上钻研数学。当时最崇拜的偶像就是陈景润和华罗庚。数学课老师也差点,常让我代他讲课并批改作业。现在才知道这叫叛逆期,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害得自己至今崇敬语文好的人)。

上了高中后还有比语文更可怕的,这就是政治课。政治课老师是个从宁夏大学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当时就听说这家伙是个干部子弟,占了工农兵的名额,走后门进去的。不学无术,说起话来拿腔拿调,把学生看得很严,不许乱说乱动,必须老老实实听他照本宣章。现在想来,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是他真的什么都不懂,也就越加不敢放开讲了,怕出现政治错误。考试为了表现自己的学识,净考那些领袖经典的政治概念和深奥的原理,我们搞不懂也记不住。这门课我就记住了他那装腔作势的可憎模样!

 

1980年年底公审“四人帮”,学校组织全校师生观看。一台不大的黑白电视机摆在操场上,几百个人头争相目睹,估计没有多少人看得清听得见。我只记得他们四个人的模糊影像,状态就像那些被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痛斥的学生一样!我“政治”上的一点儿英雄情结,很快就被这种政治课和公审的画面所冻结!不知怎么回事,我们的注意力很快也转移了。考大学!“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头悬梁,锥刺股”便成了我们的座右铭。

高中生是最敏感最要面子的时期,这也许是青春期正是他们向异性展示自己雄性特征的时期吧。我为了能够考上大学,却采取了“底线竞争”,把自己内心那点英雄情怀,甚至女生面前的尊严都甩在了脑后。农民口粮不足,就通过养鸡下蛋养羊下崽卖了兑换粮食。我们学校在我家与公社农贸市场之间,我早晨上学去的时候把羊羔用背篓驮在自行车上,到学校后把羊羔放置在教室的拐角,中午下课后再把羊羔送到集贸市场,让我们村赶集的老农帮我卖掉,然后再帮我兑换成粮食带回家。上课的时候,羊羔咩咩地叫了起来,老师严厉地责问这是谁的羊。我举手示意是我的,老师看着我迟疑了一会儿,接着又讲起了课。原谅陷入绝境的人是一个人起码的良知。

我们是山区里的平原,但土地贫瘠,靠天吃饭,社员口粮经常不足,人民公社时期,歉收年份要靠国家救济。我的父亲1976年去世后,由50多岁的母亲抚养我和哥哥念书,家庭没有劳动力,就没有工分,从生产队里分配不到多少口粮。记得夏收秋收分配粮食的时候,别人家架子车拉几麻袋,我就半麻袋直接背回家。这还是我和哥哥寒暑假挣得的工分。好像改开后救济粮就取消了,所以,这个时候口粮全靠自留地和三个在城市里工作的哥哥接济。三个哥哥也低工资,自己也要成家立业,养家糊口,我们饿肚子就成了常态。有时候跟村里人家借不来米面,一整天都没有饭吃,学习时饿得发晕。我高中时,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了,按人头分地,我们家有了更多的自留地,饭也就能吃饱了。所以,在这一段的记忆里,包产到户对我们这种没有劳动力的家庭是有一点儿好处的。

比我高两级的四哥1980年考上了大学(他文科特别好,很内秀,我打麻雀玩尿泥的时候他就喜欢看大本的书籍,村里人常说他是书呆子。但大哥包括当时的任课教师,出于他们的文革政治经验,认为还是掌握一门技艺比较好,要他报考理科,他最终不情愿地去了西南石油学院,几乎成为终生遗憾。今天他终于找回了自己,在海南大学教授管理思想史),两年后我也有幸考上了大学,一年后母亲就到银川城里给三哥看孩子了,我们全家都跳出了苦难的农村。

我们这里师资力量显然跟城市没有办法比较。要考上大学,只有“两耳不闻窗外事”,全靠学生自己拼命,所以那两年没有在意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大一的时候回到村子,才知道变化是惊人的:我家河对面有一片数百亩的树林,是我们小时候雨后寻蘑菇,秋天打草,冬季捡拾树枝烧火的地方。承包到户政策只一年光景,一棵树都没有了,全被人偷伐殆尽。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村到乡中学十里国道两旁直径约一尺的树木一棵也不剩了!当年村村通的广播喇叭线路和线杆没了踪影。村子通往公路的主干道也变得坑坑洼洼,再也没有人平整了。村子里的“能人”承保了磨面坊、卫生所等等一切当年集体经济的东西。唯一的一台为实现农业现代化配置的拖拉机,零件被人偷光,只剩一个空壳躺在那里,就像一头被虎狼蚕食的野牛骨架!贫瘠的土地即便天天守在田间地头,也不能增产多少,大部分村民生活似乎也没有太大变化,只是人们的空闲时间多了不少。没有希望考上大学中专的学生将就到初中毕业,女孩就早早嫁人,男孩游手好闲,所以聚众赌博便盛行起来了。小时候的玩伴也不再亲密,唯一让大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