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立新：以异化概念为主线的唯物史观生成史研究 ——评陈先达先生的《走向历史的深处》

点击：  作者：韩立新    来源： Tsinghua哲学系  发布时间:2018-11-30 09:58:43

 

韩立新，“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摘要】陈先达先生的《走向历史的深处》一书是以异化概念为基本线索来阐述马克思历史观形成的著作。该书把“由异化到异化劳动”对看作是马克思形成唯物史观的关键一步，在对“异化劳动理论的循环论证”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在对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关系的理解上，该书遵循了苏联教科书以及阿尔都塞等人的见解，忽略了在《手稿》的最后关头，马克思有一个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态度的逆转过程。而这才是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的最为关键的一步。

[关键词]异化、唯物史观、黑格尔、费尔巴哈、交往异化

陈先达先生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1987年出版）一书是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不仅获得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等殊荣，而且还被视为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及唯物史观生成史的标准解释，其思想影响了绝不仅仅一代人，至今还被很多高校列为研究生教育的教科书或者参考书目。要想对这样一本著作做出全面细致的评价，显然超出了笔者的能力范围。这里只想就该书对异化概念的认识以及对异化与唯物史观生成关系的处理谈一些粗浅的看法，因为这不仅是作为评论者的笔者兴趣之所在，更重要的还跟有关异化的讨论在该书所处的地位有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走向历史的深处》一书是以异化概念为基本线索来阐述马克思历史观形成过程的。

一．异化与唯物史观的生成

《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一书基本上遵循了从异化到异化劳动，再从异化劳动到全面创立唯物史观这样一条逻辑主线。这也反映在该书的文字形式上，比如，异化一词多次出现在该书的章节标题中：其中曾在章标题（该书总共有14章）中出现过6次；在节标题中出现过12次。异化和异化劳动概念更是遍布全书，是该书出现频率最高的、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之一。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能以“异化以及异化劳动理论”为基本线索来展开对唯物史观生成过程的研究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当时，我国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及其核心概念异化的评价还受制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权威见解。这种见解认为，异化不仅是马克思思想不成熟的标志，甚至是阻碍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消极因素。譬如，其代表人物奥伊则尔曼就曾这样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还没有以对社会的经济史和政治史的理论概括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资本主义同以前社会形态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具体的历史的理解以前广泛使用‘异化’概念的”[1]。也就是说，《手稿》中的异化是与成熟时期的历史唯物主义命题不相衬的概念。《手稿》甚至被当作“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残渣”、是“隐性的历史唯心主义”作品。

正是出于这种判断，在苏联学者的作品那里，异化概念往往只作为一个否定性因素而出现，或者被避而不谈，就像《手稿》在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arxEngels Werke）中所遭受的不公那样——一开始并没有被收录于其中，后来由于遭到抗议才不得已用补卷的形式纳入其中——或者即使被论及，也只能从消极或者批判的角度进行涉及。同样，受苏联的影响，异化概念以及对异化劳动的讨论在我国一直被当作禁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才使这一状况有所改变，但是，改变得有限。大部分人以及主流教科书还只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待异化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成中的作用。

但是，先达先生的著作则突破了这一传统异化观和《手稿》观的限制。早在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一书中，先达先生就没有刻意回避异化这一敏感问题，在《走向历史的深处》一书中，他更是明确地提出：“异化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当然可以讨论。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角度说，研究异化概念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演变是有意义的。”[2]“不管《手稿》的发现带有多大的偶然性，但从它所包含的内容来说，是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个必然环节。离开了《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我们是无法理解马克思如何创立唯物史观的。”[3]“正确评价《手稿》，特别是全面地估计异化劳动理论，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过程是非常重要的。”[4]从这些论述来看，先达先生从肯定的角度评价了异化概念以及《手稿》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成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这是中国学者对苏联教科书体系的一次重大突破。

从内容上看，《走向历史的深处》以异化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变迁为主线，按照时间的顺序几乎涉猎了马克思从早期到成熟时期的全部著作。作者认为，马克思早在《博士论文》时期，就跟随鲍威尔提出了宗教是自我意识的异化的命题。到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他开始吸收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不仅提出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的人道主义命题，还认识到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颠倒，探讨了政治国家的异化以及人的本质的二重化问题。并给出了“要使人从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真正的人，必须反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极端表现，把异化出去了的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类自己”这样的结论[5]。

到了巴黎时期，由于对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试图将哲学和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简称《穆勒评注》）中，他讨论了“谋生劳动”[6]以及货币和信贷以及人的社会关系异化等问题。而在《手稿》中，他更是将费尔巴哈的异化改造成异化劳动概念，并通过这一崭新的异化劳动概念，分析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中的本质、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扬弃异化的共产主义等。在先达先生看来，“从异化到异化劳动”是马克思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正因为如此，关于《手稿》异化理论的研究才成为《走向历史的深处》一书的重中之重。

但是，对于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来说，异化劳动理论的出现“只是走了一半路程。如果不从人的本质转向分析形成和决定人的本质的社会，不从社会中探求异化的根源，而停留在人自身，就跳不出人本主义的圈子。”^[7]因此，在先达先生看来，马克思还需要从异化劳动理论再前进一步，即彻底摆脱以人的本质异化及其“复归”来描述历史的异化史观，走向以生产和分工为说明原理的唯物史观。《手稿》以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鲍威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进行了清算，到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马克思终于彻底摆脱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的框架，开始了全面创立唯物史观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劳动从作为人的内在本质到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深入到生产过程的内部，从研究个体和类的矛盾到发现社会自身的规律；从用异化解释分工到从分工中探求异化，等等。等到了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重新做过考察。不过，此时的异化概念已经不再是《手稿》中那一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异化概念，而是马克思本人的、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概念。

从这些内容来看，先达先生的叙述基本上遵循了下列展开逻辑：从青年黑格尔派的抽象的自我意识异化再到与资本主义现实相对应的异化劳动，从抽象的彼岸世界再到经验的现实世界，当马克思抛弃了以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异化理论，改由从物质劳动和物质生产出发来解释社会历史，也就意味着唯物史观的诞生。这一过程，用先达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思维逻辑进程来看，它经历了从异化到异化劳动，再从异化劳动到全面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这同马克思从上层建筑入手，到逐步深入到劳动和生产领域，发现历史的‘终极原因’的过程相一致的。”[8]这其实也是《走向历史的深处》的最根本的理论框架，整个《走向历史的深处》一书都是按照这一展开逻辑来安排章节的。

这样一种理论框架以及展开逻辑，是不输给苏联的学者奥伊则尔曼以及阿尔都塞的。他们虽然也曾涉及到早期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但是，他们都把异化概念只作为一个消极的范畴，甚至是当作反面教材来看的，异化概念的唯一作用就是被后来的分工和生产关系这样的科学概念所取代。只要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就不可能去讨论异化以及异化劳动概念在马克思转向唯物史观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及其理论必然性，当然就不可能发现先达先生所说的异化理论的变迁与“从上层建筑入手，到逐步深入到劳动和生产领域，发现历史的‘终极原因’的过程相一致”这一点。他们的异化理解和《手稿》研究显然是太简单化、太形式化了。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先达先生的《走向历史的深处》一书比奥伊泽尔曼和阿尔都塞深刻，他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看作是“马克思过渡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环节。”[9]

只有具备这样的理论视野，才有可能取得理论突破。下面，我想再举两个具体的例子，来看一下《走向历史的深处》一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

1  “从异化到异化劳动”的独特性

“从异化到异化劳动”是《走向历史的深处》最为根本的命题。在先达先生看来，异化是德国观念论传统的产物，譬如在黑格尔那里是“精神”的异化，在鲍威尔那里，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在费尔巴哈那里，是抽象的“人的本质”或者“类本质”的异化。这些异化，如果用我们熟知的教科书体系来划分，无疑都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用这样的范畴来说明社会和历史，无异于从意识形态或者说从上层建筑因素出发来解释经济基础，那由此得出来的历史观只能是唯心史观。因此，要想摆脱这一唯心史观的宿命，马克思就必须改变异化概念所固有的意识形态色彩，让异化概念从天上来到人间，从上层建筑下降到经济基础领域。一旦当异化概念褪去了其意识形态的特色，具有了经济基础的特征，那么再用异化范畴来解释社会和历史，就等于通过物质生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经济关系反过来说明人的本质以及社会历史。只有这样，才能使异化跟唯物史观勾连。可能也正是出于这种理论需要，马克思才将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下来的异化概念改造成了具有异化劳动范畴。先达先生说得好：“当马克思由上层建筑进到经济基础，转向解剖市民社会，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必然由异化过渡到异化劳动。这是一个重大转折。”[10]

由此可见，“由异化到异化劳动”对于马克思形成唯物史观而言是至为关键的一步，而这一步，在先达先生看来，无疑是在《手稿》中跨出的。由于异化劳动的基本场景是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场景中，劳动主体即人就不再是黑格尔的“精神”或者费尔巴哈的“人”，而是雇佣工人；劳动也不再是抽象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雇佣劳动。这样一来，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生产、分工、交换、需要、货币以及资本等都变成了分析的对象，私有财产的起源和本质以及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这样的经济关系成为马克思研究的重心。先达先生说道：“《手稿》的重要成就正在于，马克思把劳动的异化看做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内部、深入到私有制内部，比较深刻地理解了生产劳动在人的自我形成中的作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打通了走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道路。”[11]

“它的立足点是经济事实，而不是纯逻辑推演。”[12]这是马克思转向唯物史观的前提。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进行这样的视角转变，其根本原因得益于他巴黎时期开始的经济学研究。先达先生曾多次提到这一点。“在唯物史观的创立中，马克思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起了重大作用。如果说1844年初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的经济学研究，使他摆脱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由异化上升到异化劳动，发现了劳动在形成人类历史中的决定作用，打通了一条通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道路，那1845年初马克思到达布鲁塞尔以后继续经济学研究，则为由异化劳动转向全面确立唯物史观作了理论准备。完全可以说，马克思由异化到异化劳动再到全面创立历史唯物主义，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分不开的，而目的则在于寻求对共产主义学说的科学论证。”[13]

但是，异化劳动理论还不等于唯物史观。这表现在异化劳动理论的背后，仍然有人的本质的价值悬涉，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扬弃，所要回归的仍然是人的“类本质”以及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共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尽管马克思完成了“由异化到异化劳动”的转变，但仍然未能完全摆脱用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来描绘历史的旧模式，从而还具有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色彩。这样一来，在《手稿》中，一方面已经存在着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倾向；另一方面又遗留着人道主义异化史观的倾向。这两种倾向并存，只不过当时“占优势的趋势是向唯物史观发展。”[14]先达先生认为，这两种倾向此消彼长是马克思《手稿》真实的思想状况，随着从经济学或者从经济关系出发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唯物史观也就正式诞生。当然，这一过程是在《形态》中最终完成的。

这一两种倾向此消彼长的论述逻辑在我国具有先驱性，此后的一些代表性成果都与《走向历史的深处》有着相似性。譬如，南京大学的孙伯鍨和张一兵提出过一个“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两次转变论和《1844年手稿》中的两种理论逻辑相互消长的观点”。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对此曾做过这样的说明：“孙先生第一次提出，在《1844年手稿》一类文本中，青年马克思虽然……在其理论运演的深层，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逻辑：一是从工人的先验类本质——劳动出发，将社会历史（主要是现代工业文明）视为人的本质之异化和复归的过程的人本主义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构架，这是此时支配第二时期青年马克思哲学的主导理论框架；二是在马克思真实地接触到无产阶级实践和经济学史实之后，不自觉地发生的一种新的从历史客观现实出发的理论逻辑，……在1844年至1845年3月间，这两条理论逻辑始终处于一种对立和动态的相互消长之中。”前者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后者是“经济唯物主义逻辑”。后者在1845年取代了前者，最终发展为唯物史观。

总之，“由异化到异化劳动”是先达先生颇具特色的思想。在《走向历史的深处》一书中，从第四至第八章，几乎用了五章笔墨，阐述了这一过程。它构成了先达先生《手稿》研究的主线，这在内外的《手稿》研究中是不多见的。

2．对循环论证问题的解决

《走向历史的深处》一书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成就，这就是对所谓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循环论证”问题的解决。我们知道，在早期马克思研究史上，人们对《巴黎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评价很低的另一个原因是认为它存在着一种低级的循环论证。所谓循环论证问题是指，马克思在《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一节，一方面认为异化劳动是私人所有的原因，即从异化劳动推出私人所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异化劳动是私人所有的结果，因此又从私人所有推出了异化劳动。这样一来，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双方，既做原因，又做结果，整个异化劳动理论呈现出循环论证的特征。

关于这一问题，在笔者所接触的文献中，苏联的《手稿》专家卢森贝是最早涉及的。譬如，他这样说：“私有制，这是原因，而异化的劳动，这是后果；前者在其发展中产生了后者。这一思想像一条红线一样地贯穿在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马克思的一些早期手稿中（在对经济学家的摘录的评论中）。但是，在我们所考察的片段（[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引用者）中对异化劳动的深刻的和全面的分析表明，在这里也和在各处一样，由于辨证发展的结果，原因本身成了后果，而后果则成了原因，也就是说，私有制引起了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又重新不断地再生产出私有制。”[15]这段话的前半段是在说，即马克思是在“从私人所有推出异化劳动”；而后半段则又在说马克思是在“从异化劳动推出私人所有”。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相互矛盾的做法，卢森贝并没有给出说明，而只是敷衍说由于辨证法“原因本身成了后果，而后果则成了原因”。就好像一搬出“辨证法”，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似的，其实这什么也解释不了。可是，就是这样一种敷衍，后来竟成了苏联教科书体系的主流观点，并深深影响到了我国，在我国很多马哲史教科书对这一问题都采取了“辩证法”而将其匆匆带过。

但是，先达先生却没有这样做，而是试图从正面解决这一问题。在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中，他就提到了异化劳动理论所包含的逻辑困难，即尽管马克思的本意是要通过异化劳动来说明私人所有，但是没有私人所有就无法说明异化劳动。在《走向历史的深处》中，他更是这样写道：“人们不难发现，当马克思从相互作用中考察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时，限于循环论证，异化劳动产生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产生异化劳动；而当马克思摆脱这种循环论证，力求探讨私有财产的起源时，认为私有财产的根源在于异化劳动时，又没有完全摆脱人的自我异化的总框子。……很显然，这种回答，比起马克思后来直接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分工和交换的发展来论证私有财产的起源，当然是不成熟的。但马克思从异化劳动中来探讨私有财产的起源，包含许多合理因素。”[16]

从这段论述来看，先达先生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循环论证。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从《手稿》的异化框架跳出来，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对私人所有的起源所做出的解释中寻找解决办法。我们知道，对私人所有起源的标准解释莫过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即私人所有来源于社会分工、剩余产品和商业。而在早期马克思的著作中只有《形态》才符合这一标准。在《形态》中，马克思对私人所有起源的解释，并没有使用异化劳动理论，而是改用分工理论。“由此可见，并不是异化劳动导致分工，而是分工导致异化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分工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描述的历史进程。”[17]因此，先达认为，马克思是在《形态》中最终解决了这一循环论证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割裂分工与异化的联系。在展望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向时，他指出：“从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著作来看，他所说的产生私有制的异化劳动的最初形式是指分工、交换等等。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引起分工、交换的发展，从而产生私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就阐述了这个思想，指出分工是异化劳动的形式，因为分工使各个人的活动总和成为一种人不能控制的、异己力量。”[18]从这一论述来看，他认为《形态》中的“分工带来私人所有”的说明是根本的，但同时又认为“分工是异化劳动的形式”，因此他保留了《手稿》中“从异化劳动说明私人所有”这一进路。这是他与其他论者的不同之处。

从总体上看，先达先生是通过马克思后来在《形态》中解释框架的转换，即从异化理论转向了分工理论来解决循环论证问题的。先达先生的这一主张在国际上也有不少知音。譬如，日本的大井正和服部文男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支持这一看法[19]。笔者也曾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研究，笔者认为，我们没必要诉诸《形态》中的分工理论，其实在《巴黎手稿》内部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在《第一手稿》中，马克思分别使用了两种异化劳动概念和两种私人所有概念。人的“对象化活动”（“异化劳动I”）带来了“基于自我劳动基础上的私人所有”（“私人所有I”），这种私人所有又带来了“属于他人的异化劳动”（“异化劳动II”），而这种异化劳动最终生产出了“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私人所有II”）。从形式上看，马克思在这一论证过程中并没有让同一个概念既做原因又做结果，因此这根本就不是循环论证。而且，从内容上看，马克思《第一手稿》[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一节的最后所提出的，是一个出色的关于私人所有起源的历史理论，其实质相当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20]。

二．从费尔巴哈到对黑格尔

以上，我们论述了《走向历史的深处》的主要成就，即揭示了异化和异化劳动理论与唯物史观生成之间的关系。下面，笔者再从自己的问题关心出发，谈谈笔者与《走向历史的深处》在对早期马克思理解上的差异。这一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手稿》异化论的评价以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关系上。

先达先生对早期马克思思想转变的解释有两个要点：第一，在《手稿》中，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基本上还处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观的框架之下；因此，第二，超越费尔巴哈是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的必要环节，对费尔巴哈的超越是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的标志。这一超越过程是从《提纲》开始的，完成于《形态》。对这两点，《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一书是这样写的：“马克思真正成为‘马克思’，即真正成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应该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创作为标志。所以我们认为，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界限是1845年春天，而不是1844年8月[《手稿》时期——引用者]，更不是在此以前。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表现出来的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才告完成。从这时起，马克思才真正从对费尔巴哈的‘崇拜’过渡到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断论述，转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全面制定。如果说，1844年只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质变中的量的扩张，那么，1845年春才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世界观形成过程的质的‘飞越’。”[21]

的确，不摈弃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就不能“为全面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清除了最后的障碍”[22]。在先达老师的叙述中，超越费尔巴哈成为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的最后一个环节。这一主张不仅出现在先达先生的著作中，还是国内外一些著名学者的基本观点，譬如奥伊泽尔曼、阿尔都塞、日本的广松涉以及我国的孙伯鍨和张一兵等，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是，抛弃费尔巴哈是清除“障碍”，是“破”，要想建立唯物史观，马克思还需要“立”。这就如同盖房子，仅仅清除掉旧的“地基”是不够的，还需要给出新的“地基”，否则无法搭建出新的大厦。那么这一新“地基”是什么呢？在过去建立异化劳动理论时，“地基”是费尔巴哈的异化，那么，在抛弃了费尔巴哈的异化以后，充当这一“地基”的又该是什么呢？我认为仍然是异化。只不过这一次是黑格尔的异化，说得更精确一些，是消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特征的异化。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前夕，还有一个从费尔巴哈转向黑格尔的阶段。这一阶段才是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的最为关键的一步。而这一步，是在《巴黎手稿》中跨出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笔者对唯物史观生成的理解不同于先达先生他们。构成“马克思成为马克思”最后一环的，不是《提纲》和《形态》对费尔巴哈“超越”，而是《巴黎手稿》中对黑格尔异化概念的批判性吸收。

笔者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推断，首先是跟《巴黎手稿》这一范畴有关。根据20世纪60年代《手稿》文献学研究成果，所谓《手稿》其实并不仅仅包含人们早已熟悉的那三份手稿，还应该包括与此同时写成的几册《经济学笔记》，特别是其中的《穆勒评注》，《手稿》是由这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为区分传统意义上的《手稿》，我把这一整体称为《巴黎手稿》。《巴黎手稿》范畴的提出，不仅意味着《手稿》外延的扩大，更重要的，它还可能会给《手稿》研究带来理论上的突破。譬如会改变我们对《手稿》异化论的理解范围。过去，人们对异化论的理解往往局限于《第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entfremdeteArbeit）”。其实，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交往异化（Entfremdung des Verkehrs）”概念。这一“交往异化”和“异化劳动”的结合才是马克思《巴黎手稿》中完整的异化理论。而且，根据《手稿》文献学研究的结论[23]，《穆勒评注》的写作在《第一手稿》之后，《巴黎手稿》的写作是按照“《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第二、第三手稿》”的顺序进行的，按照这一顺序，《穆勒评注》高于《第一手稿》，“交往异化”理论水平高于“异化劳动”。这些成果对于我们重新定位《手稿》及其异化论提供了重要的前提。

其次，是跟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的差异，以及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以及《第三手稿》中对黑格尔异化概念的吸收有关。关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的差异，先达先生也有所论及：“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尽管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但它有两个根本性弱点：“第一，黑格尔把绝对观念作为主体，实际上把‘无眼、无牙、五耳、无一切的思维’，‘只在思维中运动的思维’作为主体。这是违背科学、与常识大相径庭的。第二，黑格尔的异化理论虽然包含着批判的因素，但由于它的唯心主义本质，这种异化的扬弃并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而只是范畴的运动。……由此，以后异化理论演变的趋势，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主要代表是费尔巴哈和鲍威尔。”[24]费尔巴哈主要是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的主体做了颠倒，将“绝对精神”换成了“人”，从而扭转了异化问题上的唯心主义方向。

先达先生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概念差异的这种认识并没有错，也符合马克思在《第三手稿》中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评价。但问题是，正如马克思本人亲身所经历的，即使他抛弃黑格尔的异化观，全面转向费尔巴哈的“人”的异化观，他也不能使自己走近唯物史观，相反可能会使自己离唯物史观更远。因为，费尔巴哈的异化虽然在对人的理解上可以提供“人是自由自觉的存在物”这样的一般性规定，但是却无法提供“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的唯物史观式的规定；它虽然可以提供人是自然存在、肉体存在这样的自然唯物主义前提，但是却无法提供从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出发来解释社会历史这样的唯物史观结构。而后者，众所周知，才是唯物史观的立命之本。正是在这一点上，黑格尔的异化概念要远优于费尔巴哈，它可以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从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出发来解释社会历史”提供思想来源和理论原型。

1．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在异化理解上的差异

通常所谓的“异化（Entfremdung）”是指主体的自我丧失；而且，这种异化往往发生在主客关系层面上，即对象与主体相疏远、相异己。费尔巴哈的异化就属于这种通常意义上的异化：一方面，正像他在批判基督教时所说的“为了使上帝富有，人就必须赤贫；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人就成了无”[25]那样，异化只意味着人将自己的本质单方面地外化给对象，人丧失自我。对主体而言，这种异化无疑是“恶”的，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另一方面，正如他在人神异化模型中所展开的那样，异化只能发生在拥有“类本质（Gattungswesen）”的单个人与自己的对象物“神”，即孤立的主客关系之间。这是单个人的“自我异化（Selbstentfremdung）”，从中无法衍生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因此，如果借用马克思《提纲》中的说法，这只是一种“孤立人”的异化[26]。

而黑格尔的异化则与这一通常理解不同：它是指主体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复归的否定之否定运动。它可以再细分为三个环节：①主体丧失自我，将自己变为对象或者他者，对象与自己相对抗，即上述通常意义上的异化；②然后，主体再扬弃对象，从对象中返回自身；③通过这一过程，对象从空洞的抽象性上升为丰富的现实性。也就是说，黑格尔的异化不仅包括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主体的自我丧失（①），而且还包含费尔巴哈那里所没有的主体自我复归环节（②和③）。如果说费尔巴哈的异化属于狭义异化的话，那么黑格尔的异化则显然是一种广义的异化。在这种广义的异化中，主体非但没有丧失自我，反而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获得了自我。因此，这种异化对于主体而言是积极的，是“好”的。黑格尔曾这样说:“正是自我意识的外化（Entäußerung）设立了物性（Dingheit），并且这种外化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有肯定的意义。”[27]说异化具有“肯定的意义”，这是黑格尔独特的社会认识，在同时代的思想家那里并不多见。

这种对异化积极理解的最大益处之一，就是使异化拥有了使人社会化的功能。人只有通过异化，即将自己的本质外化给对象，或者将这一对象物“转让”（Entäußerung）给他人，才能获得普遍的社会属性。在《精神现象学》的“理性章”中，黑格尔曾通过“作品（Werk）——物象（Sache）——物象本身（die Sache selbst）”的逻辑对此做过说明。如果说劳动是人将自己的本质外化给对象的异化行为，那么作为劳动结果的“作品”反映着个体的能力和个性，代表着个别性；但是，要想使它得到他人的承认，它还必须包含能为他人所接受的某种“主体间性”，譬如使用价值和价值。这样“作品”就变成了“物象”，其典型形式莫过于商品；而所谓的“物象本身”就是由这样一些“物象”所组成的世界，其典型形态莫过于货币。在货币中，个体与“作品”之间的那种个别性的对应关系将奇迹般消失，谁也无法从中再找到自己。在这个意义上，“物象本身”是一个普遍物。从“作品”向“物象”，再向“物象本身”的过渡，意味着个体的对象物由个别性向普遍性的转变。通过“作品——物象——物象本身”的逻辑，个体与对象之间的孤立的主客关系变成了个体与其他人的对象之间的社会关系；与此相对应，原先的孤立的个人也转变成一个社会关系性的存在。

从黑格尔的这一异化认识中，我们可以引申出两条重要的原则：首先，异化与社会化的同步原则。个体社会性的获得是以异化为代价的，没有异化就没有个体的社会化，异化与个体的社会化是同步进行的。通过这一异化，“主体——客体关系”与“主体——主体关系”同时成立，而费尔巴哈由于对异化的消极态度，他的异化根本不具备使个体社会化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的异化充其量只能是孤立人的“自我异化”；而黑格尔的异化则是一种更高级的“相互异化”。其次，人的规定的外在性原则。按照上述异化与社会化的同步原则，由于人的社会性来源于人的异化行为，那么人的本质就不可能像费尔巴哈所想象的那样，人先天具有的“类本质”，而只能是人在后天所形成的，是无数个体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人的本质也就不再存在于人的主观世界之中，而只能存在于人的主观世界之外，即由无数物象所构成的对象世界“物象本身”之中。如果说依人的主观因素譬如“类本质”来解释人是一种内在原则路径的话，那么黑格尔的做法则可看作是一种外在原则路径。这种人的规定的外在性原则与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是直接相同的。

2．交往异化概念的黑格尔特征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概念的这一差异正好满足了当时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需要。前面说过，《巴黎手稿》的核心概念是异化。但同为异化概念，出现在《第一手稿》和《穆勒评注》中的异化是不同的：如果说《第一手稿》中的是“异化劳动”，那么《穆勒评注》中的则是“交往异化”。在对异化劳动的解释上，马克思使用的基本上是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因为，费尔巴哈的异化缺少主体的自我复归环节，异化只意味着人的自我丧失，如果将这一点应用到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可以说明工人劳动得越多越贫穷这一道理，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很好地界定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本身以及“类本质”相异化这前三个异化劳动规定，在这个意义上，说《手稿》还处于费尔巴哈异化论框架下是对的。

但是，一旦要将费尔巴哈的“自我异化”应用于社会层面，正像我们在第四个异化规定“人与人相异化”中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因为这早已超出了费尔巴哈“自我异化”模型的适应范围。要想界定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异化，就必须使用黑格尔的“相互异化”模型。事实上，在接下来的《穆勒评注》中，马克思转而采取了黑格尔的“异化的社会化”结构，构建了交往异化这一新型的异化论。那么，何谓交往异化？所谓“交往（Verkehr）”是人格与人格之间不借助于中介的、直接的关系，属于“人的真正的共同本质（Gemeinwesen）”^[28]。但是，在市民社会中，人格之间的交往只有借助于私人所有和货币这样的中介才能完成，结果使人格与人格的关系表现为物象和物象之间的交换关系。马克思这种人格与物象的颠倒状态称为“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29]，简称交往异化。

交往异化与异化劳动不同。首先，在异化劳动中登场的是一个孤立的劳动者，其逻辑起点或者本真形态是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人（Mensch）”或者“类本质”——正因为如此，异化理论无法免于人道主义的责难；而在交往异化中登场的则至少是两个对等的“私有者（Privateigentümer）”，其逻辑起点是“以作为私有者同私有者的关系的人同人的关系”^[30]——正因为如此，异化理论才能免于人道主义的责难。如果说异化劳动所反映的是人与对象之间的纵向关系，那么交往异化则反映的是“两个私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或者社会联系”^[31]这样的横向关系。这种横向关系上的异化显然与黑格尔的“相互异化”模型具有同构性。而且，人格与人格必须以私人所有、商品、货币这些异化物为中介进行交往，这种交往异化结构跟黑格尔的“作品——物象——物象本身”的逻辑，即异化与社会化同步原则相一致。

其次，人的交往异化虽然会使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变成物象之间的间接关系——这是近代人的悲剧，但是反过来，人及其社会也就不再由人本身的主观因素譬如“自我意识”、“理性”、“自由”或者“实践”等，而是要由人之外的客观因素，譬如私人所有、商品和货币等物象之间的关系来说明,这也意味着要将对人及其社会的解释依据从人之内转移到了人之外。这种将人的本质置于商品和货币等物象之间的关系当中，从其中的经济关系出发反过来界定人和社会的做法，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关系决定历史发展”的原型。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视角转换，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不再像《第一手稿》那样，将人仅仅规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明确地将人定义为“人的真正的共同存在性”、“社会本质”[32]、“总体性存在”[33]等，这实际上也就是后来的那一“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规定。这种规定是与黑格尔的外在原则路径一脉相承的，而与费尔巴哈的孤立“人”的“类本质”无缘。

总之，尽管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一次也没有提及黑格尔的名字，但交往异化范畴绝非可以从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中推导出来的，而只能来源于黑格尔的异化概念。这说明，从《穆勒评注》开始，马克思已经摆脱了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束缚，转而接受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并以此为基础重构了自己的异化理论，即“交往异化”，经过这一重构，马克思在社会历史观上开始了从“唯心”到“唯物”的转变。这一从“唯心”到“唯物”的转变，才是马克思的新型异化论的灵魂之所在，也是马克思的异化框架从费尔巴哈转向黑格尔的意义之所在。

因此，《巴黎手稿》中的异化论，并非像先达先生以及奥伊泽尔曼、阿尔都塞、日本的广松涉、我国的孙伯鍨和张一兵等人所主张的那样，还处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观的框架之下，而是受黑格尔影响下的马克思本人的异化论。这一异化论在层次上高于费尔巴哈。而且，这一异化论也没有在《形态》以后被马克思本人所抛弃，而是以“物象化”或者“拜物教（Fetischismus）”等理论形式，贯彻了马克思的一生。

总之，超越费尔巴哈并不能直接导致唯物史观，只有转到黑格尔，才有可能使马克思成为马克思。在早期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并非像先达先生等人所主张的那样，是“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而是“黑格尔——费尔巴哈——黑格尔——马克思”这一顺序。在《巴黎手稿》的“最后关头”，应该存在着一个马克思“破天荒地向黑格尔求助”[34]，积极地接受黑格尔的过程,或者说存在着一个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态度的逆转过程。这种理解，不仅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的轨迹，也符合后来马克思本人在1873年的《资本论》第二版“跋”以及恩格斯本人在《费尔巴哈论》中对自己思想来源的解释[35]。在向唯物史观转变的紧要关头，伫立在他们身后的，无论如何都应该是黑格尔，而不可能是费尔巴哈。

如果笔者的上述解释成立，那么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的时间就要从《形态》提前到《巴黎手稿》，具体来说，就要提前到《穆勒评注》，这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手稿》及其异化论的定位，甚至改变我们对早期马克思研究的传统格局。

[1]泰·伊·奥伊则尔曼：“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问题”，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4页。

[2]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

[3]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第213页。

[4]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第189页。

[5]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第82页

[6]“Erwerbsarbeit”在编译局的中文版中，被翻译成“谋生劳动”。但是，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明确地将“Erwerbsarbeit”规定为追求交换价值的劳动，称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取直接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取交换价值或者价值。因此，笔者认为将“Erwerbsarbeit” 翻译成“营利劳动”为好。

[7]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第142-143页。

[8]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第25页。

[9]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第146页。

[10]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第99页。

[11]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第146页。

[12]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第119页。

[13]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第238页

[14]参照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第139-140页。

[15]卢森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方钢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123页，译文有改动。

[16]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第131页。

[17]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第287页。

[18]陈先达、靳辉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陈先达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4页。

[19]参照大井正：《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未来社，1968年，i。服部文男：《马克思主义的形成》，青木书店，1984年，第160页。

[20]韩立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究竟是不是循环论证”，《学术月刊》，2012年第3期。或者参照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第六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21]陈先达、靳辉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陈先达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2页。

[22]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第251页。

[23]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日本学者和苏联学者拉宾为代表的文献学家，曾就《手稿》与《经济学笔记》之间的先后关系进行研究，基本确立了文中给出的写作顺序。这一写作顺序是不同于把《经济学笔记》（主要为《穆勒评注》）置于《手稿》之前的传统做法的。有关这一文献学研究的详细情况，请参照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或者拙著《〈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第四章。

[24]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第218页。

[25]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8页。

[26]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5页。

[27]G. W. F.Hegel, Phännomenologie des Geistes, Werke 3, Suhrkamp Taschenbuch Verlag, 1986, S. 57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58页。

[28] Karl Marx, Aus James Mill: Éléments d’économie politique, in : Karl Marx / R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Notizen 1843 bis Januar 1845, Text, In: MEGAIV-2, Dietz Verlag Berlin, 1981. S.452. 以下对本书的引用简称为“MEGA IV-2”。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0页。

[29] Marx, MEGA IV-2, S.45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第172页。

[30] Marx, MEGA IV-2, S.45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第172页。

[31] Marx, MEGA IV-2, S.45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第172页。

[32]Marx, MEGA IV-2, S. 45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第170页。

[33] Marx, MEGA IV-2, S.45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第173页。

[34]参照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8-19页。

[35]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马克思这样表白：“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黑格尔〕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一书中，更是赞扬黑格尔而贬低费尔巴哈，称黑格尔哲学才具有“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4），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与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想比，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同上，第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