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强：论凯恩斯主义“丢掉了∑c”的弊病

点击：  作者：何干强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发布时间:2018-06-02 14:59:45

 

 

 

　　【提 要】要解决宏观经济发生结构性失衡问题和远离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就必须高度重视研究和应用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而决不能照搬凯恩斯主义。马克思把如何实现不变资本∑c的补偿，视为实现社会再生产的“最重要的问题”；而凯恩斯主义却沿袭了斯密教条，存在丢掉社会总产品价值∑(c＋v＋m)中不变资本∑c的严重弊病。因此，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 “三驾马车”的宏观调控方法，已不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就必须破除对凯恩斯主义的迷信，把马克思从社会总产品出发的科学方法具体化，并在数理分析方法上努力建立以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为指导的宏观经济指标体系。

 

　　一、深入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必要性

 

　　党的十九大要求“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1]这与解决我国宏观经济出现“重大结构性失衡”[2]的问题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关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揭示出，货币流回规律是社会再生产各部门比例关系平衡的表现，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经济形态，这是具有一般性的重要经济原理。[3]用这个原理来理解，如果国民经济的产业部门发生重大比例关系失衡，那么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势必普遍发生货币或货币资本的信贷失衡，面临金融危机的风险。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一般条件下，要标本兼治地解决宏观经济发生结构性失衡问题和远离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就必须高度重视研究和应用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方法。[4]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心只要依宪执政，维护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好国有经济主导力量的作用，坚持陈云同志根据《资本论》提出的财政、信贷、物资和国际收支综合平衡的计划调节，就能够促使宏观经济运行远离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实现稳定而可持续的发展。

 

　　然而，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只适用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过时；进入新时代，仍坚持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关于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的宏观经济调控主张。但是，凯恩斯主义并不科学。所谓凯恩斯主义，是指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就业、货币和利息通论》以来，直到当代西方的资产阶级宏观经济理论。[5]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对凯恩斯主义一向持分析、批判的态度，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丁冰教授的《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具有代表性。[6]可是，现在看来，这些正确的分析批判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理解和重视。同时，以往经济学界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病，分析也不够深入。这是产生照搬凯恩斯主义倾向的重要原因。要纠正这种倾向，就有必要对凯恩斯主义进行深入剖析。

 

　　笔者认为，凯恩斯主义有两个严重的弊病：一是沿袭了马克思深入批判过的斯密教条，在宏观经济分析中丢掉了社会总产品价值∑(c＋v＋m)中的不变资本∑c；二是它提出了错误的“储蓄等于投资”的“恒等式”。因此，搬用凯恩斯主义及其数理分析方法来指导宏观经济调控实践，不可能标本兼治地解决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还会导致问题的进一步恶化。本文受篇幅限制，拟重点评析凯恩斯主义数理分析方法上的前一错误；[7]对后一错误将另文评析【点击阅读】。

 

　　二、社会再生产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和斯密教条

 

　　（一）不变资本补偿是研究社会再生产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所谓斯密教条，就是马克思指出的，“一切商品（从而年商品产品）的价格分解为工资加利润加地租这个教条”[8]；斯密“把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从商品价值中驱逐出去”[9]（简称“丢掉了不变资本c”）。要深刻认识凯恩斯主义沿袭斯密教条、在宏观经济分析中丢掉了不变资本∑c的错误，需要首先对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及其对斯密教条的批判做些回顾。

 

　　马克思在其社会总资本和流通的原理中揭示出，要实现社会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全社会各种生产要素就需要在再生产过程中得到价值补偿和实物更新。这样，就要求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这两大部类的产品价值之间，形成相互平衡的一定比例关系，从而社会各企业生产的商品，能够按一定途径相互交换。从基本原理来看，这样理解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从理论指导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要求来看，理解还需深入，还应弄清马克思发现这些原理的唯物史观辨证方法。

 

　　仔细研读《资本论》，可以读到，马克思把不变资本∑c的补偿，视为社会再生产研究中的“最重要的问题”[10]。这就涉及到理解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对此我们应当有足够的重视。马克思指出，我们“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每个单个资本主义商品产品的价值分为c＋v＋m的这种分割，即使以不同的表现形式作为中介，在什么程度内同样也适用于全部年产品的价值。这个问题，一方面通过Ⅰ(v＋m)和Ⅱc的交换来解决，另一方面通过我们以后对第Ⅰ部类年商品产品中Ⅰc的再生产的研究来解决。”[11]联系原著前后篇章的论述，可以认为，这段话中“通过Ⅰ(v＋m)和Ⅱc的交换”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Ⅱc（第Ⅱ部类或消费资料生产部类中的不变资本）的补偿问题，当然，这同时包括对Ⅰ(v＋m)的补偿；而通过对“Ⅰc的再生产的研究来解决”的问题，显然是Ⅰc（第Ⅰ部类或生产资料生产部类的不变资本）的补偿问题。综合起来，就是对两大部类或社会再生产中的全部生产资料∑c（等于Ⅰc＋Ⅱc）的补偿问题。那么，为什么马克思把∑c的补偿，视为研究社会再生产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呢？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生产资料的补偿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唯物史观认为，使用生产资料生产物质产品，这是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特征；社会每年要进行不断地再生产，首先就要解决的，就是当年生产过程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如何从社会总产品中得到补偿问题，只有再生产需要的生产资料的补偿问题解决了，社会再生产才能持续进行。所以，在商品生产社会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总生产资料或价值形式上的总不变资本∑c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实物上得到更新，就成为重要的问题。

 

　　其次，不变资本∑c的补偿涉及社会再生产的全局。无论社会简单再生产还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生产消费资料的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Ⅱc或Ⅱ(c＋m/y)的补偿（m/y指扩大再生产需要的追加不变资本），只有通过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才能解决，这就要求整个社会再生产的生产要素要形成适应这种交换的比例关系。从这个角度看，不变资本∑c的补偿是社会再生产的中心环节。以简单再生产为例，Ⅱc的实现和补偿，要通过Ⅰ(v＋m)＝Ⅱc，[12]即等号左右两部分的产品价值形成一定比例关系，通过商品等价交换来解决，这涉及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Ⅰc的实现和补偿，则通过第Ⅰ部类的众多企业，生产本部类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在各自的产品价值之间形成Ⅰc ＝Ⅰc的比例关系，通过相互等价交换来解决。[13]如果Ⅰc的补偿不能解决，第Ⅰ部类的生产资料生产就不能持续再生产，这就势必使第Ⅱ部类再生产所需要的Ⅱc生产资料也不能得到补偿，结果全社会的生产资料∑c的再生产或不变资本的补偿，都得不到解决。这样，整个社会再生产将不能正常持续。因此，∑c的补偿涉及社会再生产的全局。

 

　　最后，不变资本∑c的补偿要求每年新投入的社会总劳动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补偿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从单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来看，在当年的产品价值（c ＋v＋m）中，新投入的社会劳动全部形成了价值产品(v＋m)，而不变资本C是转移到产品价值中的往年凝结的社会劳动。然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却与单个资本再生产过程不同，每年新投入的社会总劳动中，都必须有相当大的部分，即投入到第Ⅰ部类的社会劳动，以其具体有用劳动，生产补偿全社会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而同时以其抽象人类劳动，形成补偿第Ⅰ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个人消费的新价值。只有用劳动二重性的基本观点来分析，才能理解这个道理。

 

　　由此可见，社会再生产中不变资本∑c的补偿，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关乎全部社会再生产能否实现；而只有用唯物史观的辨证方法为指导，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它的确是社会再生产中最重要的问题。

 

　　（二）马克思对“斯密教条”的深刻批判

 

　　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根据唯物史观，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中如何实现不变资本∑c的补偿。这是马克思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革命性贡献。然而，斯密在涉及社会再生产的研究中，却丢掉了最重要的不变资本∑c。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斯密在这方面犯重大错误的原因：

 

　　一是斯密不懂劳动的二重性原理，因而不懂在同一个生产劳动过程中，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有用劳动在创造使用价值的同时，会把作为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价值c转移到商品产品中去，这就导致他在社会再生产中把年产品价值∑(c＋v＋m)和年价值产品即一年中新创造的价值∑(v＋m)等同起来。

 

　　二是斯密颠倒了价值创造和收入来源的因果关系，把收入看成商品价值的源泉，而不是把商品价值看成是收入的源泉，这就形成了资本、土地和劳动带来的三种收入（利润、工资和地租，即v＋m）形成商品价值的观点。

 

　　三是斯密之所以把三种收入看成了商品价值的源泉，是因为它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混淆了商品生产一般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从而混淆了商品生产一般中的价值产品（新创造价值）的形成与价值产品的资本主义分割，把既定的价值产品分割为三种收入，错认为是形成价值的三种源泉，这就在社会再生产的经济分析中，丢掉了商品不变资本∑c。[14]

 

　　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深刻批判了斯密教条，科学地解决了社会再生产中不变资本补偿这个最重要的理论问题。而只要以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为指导，研究凯恩斯主义，就不难发现，从凯恩斯到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沿袭了斯密教条，继续犯着丢掉不变资本∑c的重大错误。

 

　　三、凯恩斯主义沿袭了斯密教条

 

　　（一） 凯恩斯收入支出流程图贯彻了斯密教条

 

　　从现代凯恩斯主义学者普遍认可的凯恩斯宏观经济运行流程图，[15]简要地阐释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图1用企业与居民之间的收入、支出关系来表现宏观经济总需求和总供给。从图1不难看出，凯恩斯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涉及的，只属于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所说的商品流通一般关系，而丢掉了资本流通中客观存在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换，丢掉了Ⅰc内部企业之间的交换。

 

　　图1   凯恩斯经济学的收入、支出流程图

 

　　从图1并不能看出生产资料生产企业与消费资料生产企业的区分，看不出居民和企业之间交换的商品的价值构成，看不出收入、支出流程表现的交换关系对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补偿过程，更看不出社会总产品价值反映的社会分工比例关系。这是由凯恩斯不懂劳动的二重性、缺乏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概念、把个人消费与生产消费混为一谈、把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混为一谈造成的。除了这些深层理论错误外，此流程图反映出凯恩斯主义根本没有涉及生产资料企业内部的交换关系，也就是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再生产中生产资料的生产部类（第Ⅰ部类）在不变资本补偿中必须形成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即Ⅰc ＝Ⅰc的交换关系。

 

　　（二）与凯恩斯流程图作对比的马克思宏观商品交换流程图

 

　　为认清凯恩斯的流程图的弊病，这里把马克思在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中的两大部类交换的关系，也相应地用家庭与企业之间宏观商品交换的流程图简要地表示出来。（见图2）要强调的是，图2在内容上同样表现不出两大部类的区别，表现不出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使用价值补偿。设计这个图式仅仅是为了简要地说明，即使从商品流通一般角度，马克思揭示的社会总资本的流通与凯恩斯收入支出流程也是有根本区别的。

 

　　图2   与凯恩斯图式作对比的马克思宏观商品交换流程图

 

　　注：为简略计，该图中家庭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连线没有用箭头表示出来。

 

　　图2显示的是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的商品流通一般关系。图2中家庭与企业之间的交换，可以包括马克思揭示的两大部类的工人、资本家的家庭同企业之间的两种交换：一是Ⅰ(v＋m)＝Ⅱc的交换，即第Ⅰ部类的工人、资本家的家庭用体现Ⅰ(v＋m)价值产品的货币到第Ⅱ部类的企业购买生活资料商品Ⅱc；反过来，Ⅱ部类资本家的家庭（为企业再生产）用卖出Ⅱc商品的货币去购买Ⅰ部类生产的可用以补偿第Ⅱ部类消耗掉的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商品Ⅰ(v＋m)（这个交换也可以说是企业与企业的交换）。二是第Ⅱ部类的Ⅱ(v＋m)＝Ⅱ(v＋m)之间的交换，即第Ⅱ部类的企业卖出体现价值产品Ⅱ(v＋m)生活资料商品给工人和资本家的家庭，而企业得到的货币，一部分购买再生产需要的工人家庭的劳动力，一部分由资本家的家庭，到别的企业购买生活资料商品。而图中企业与企业的之间的流程，可以表现第Ⅰ部类内部企业之间相互交换生产资料商品，即Ⅰc内部的交换关系。这种交换与家庭是不发生交换关系的。但是在凯恩斯的收入、支出流程图中，却不能反映这种交换。[16]    

 

　　我们从上述图式对比中，可以明白，凯恩斯主义同先前所有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一样，“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17]他们都不懂得资本流通（包括生产环节）和商品流通（不包括生产环节）的共性、联系和区别，所以都沿袭了斯密教条，排斥了Ⅰc内部的交换，即排斥了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资料如何补偿的问题。

 

　　（三）凯恩斯主义丢掉了社会再生产中的不变资本∑c的补偿

 

　　凯恩斯主义分析宏观经济运动时，沿袭斯密教条，丢掉了不变资本∑c的补偿，这十分明显地体现在凯恩斯主义对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个主要指标的运用上。

 

　　GDP被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解释为本地生产总值，指一定时期内，一定地域內的经济活动中所生产的全部最终成果（包括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GDP的数量统计，有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等多种计算方法；而按收入法统计，GDP等于本地一定时期的收入即利润、利息、地租和工资相加的总额，显然，这相当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说的本地一定时期的价值产品∑(v＋m)。[18]这就是说，用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来看GDP的含义，它是排除了社会总产品价值中体现不变资本∑c这部分价值的。而凯恩斯主义对宏观经济进行数理分析的许多指标，都建立在GDP基础上，如：反映宏观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指标（GDP增长率），反映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指标（消费的变动率除以GDP变动率），反映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指标（投资的变动率除以GDP变动率），反映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指标（净出口变动率除以GDP变动率），反映货币流通量与“全部经济交易”比重的指标（即M2/GDP，式中M2〈广义货币〉＝ M1〈狭义货币，即流通中的现金+支票存款以及转账信用卡存款〉＋ 储蓄存款〈包括活期储蓄存款和定期储蓄存款〉），反映一国对外贸易状况的指标（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反映对外贸易与经济总量关系的指标（“对外贸易依存度”即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等，它们都以GDP指标为基础，撇开了社会总产品价值中的不变资本∑c，只以∑(v＋m)为总量就来进行宏观经济供求关系分析。这显然是片面的宏观经济数理分析方法。

 

　　凯恩斯主义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既然撇开了生产资料生产Ⅰc的补偿，也就不可能解决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问题。换句话说，只要搬用凯恩斯主义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就不可能注重在宏观经济运动中如何通过企业之间的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来解决不变资本∑c的补偿，从而不可能科学地解决宏观经济产业结构的平衡问题。

 

　　四、“三驾马车”宏观经济调控方法已不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要求

 

　　（一）“三驾马车”的宏观调控方法深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

 

　　收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三驾马车”宏观调控方法即通过实施一定经济政策手段，调控投资、消费和外贸三个部分，以促使国内生产总值（GDP）计量的宏观经济，实现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平衡。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这种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在开始实施阶段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片面性。

 

　　“三驾马车”调控方法只是着眼于GDP或价值产品即∑(v＋m)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这就容易贯彻斯密教条，忽视生产资料∑c的补偿。从图1可以看出，凯恩斯主义在分析宏观经济运动时，排斥Ⅰc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换。既然撇开了这种交换，也就不能解决社会再生产中Ⅰc的补偿问题；而Ⅰc的补偿不能解决，整个社会再生产将不可能正常持续。

 

　　（二）把投资、消费和外贸看成分别对GDP独立做“贡献”的量，将破坏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

 

　　“三驾马车”的调控方法贯彻“斯密教条”，把GDP看成是投资、消费和外贸这三个变量相加的结果。这就把三个变量看成了各自独立的、彼此分割的因素，似乎其中每一个因素都能独立地对GDP做出“贡献”；然而，这三个因素的量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出的既定的GDP分割的结果，而不同的分割比例必然会对社会再生产造成不同的影响。也就是说，每年全社会新创造的GDP或价值产品∑(v＋m)只能是一个定量，其中某一个因素的涉及的价值量多，其他因素涉及的价值量就必定少。尤其要看到，在既定的GDP中，投资、消费和外贸这些因素必须要有一定的结构比例，才能形成一定规模的社会扩大再生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出，要实现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就必须形成Ⅰ(v＋m/z＋m/x)＝Ⅱ(c＋m/y)的基本比例关系，[19]等式左面是第Ⅰ部类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价值，等式右面是第Ⅱ部类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的生产资料的产品价值。但是，“三驾马车”的调控方法忽视了宏观经济运动客观要求的这种个人消费与生产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尤其忽视了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内部的追加投资，需要服从Ⅰ(c＋m/y)＝Ⅰ(c＋m/y)的比例关系，以及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内部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要服从Ⅱ(v＋m/z＋m/x)＝Ⅱ(v＋m/z＋m/x)的比例关系。而忽视这些客观要求的比例关系，就势必陷入宏观经济调控的盲目性。

 

　　（三）将影响宏观经济运动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混为一谈

 

　　有必要指出，“三驾马车”调控方法错误地把外贸这种涉及外因的作用，当成国民经济内因的直接作用，这种混淆很容易导致国内社会再生产的结构失衡。

 

　　须知对于一个独立自主的市场经济社会，国外经济是国内社会再生产的外部因素。固然，对外贸易有助于国际之间商品互通有无；有助于取长补短，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运用得当也有助于解决国内宏观经济暂时出现的不平衡，例如，多余的商品可以买到国外，不足的商品可以向国外购买。但是，从长远看，对外贸易必须以国内社会再生产内部的比例关系平衡为前提。

 

　　这是因为，在国际贸易平等交换的前提下，对外贸易在实质上，是以外国商品的使用价值物品来替换本国商品的使用价值物品，不能直接改变本国用于外贸商品的总价值量，从而不能改变国内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已经形成的产品价值的结构关系。假定国内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出现了严重不平衡，企图依赖外贸来解决，那么，一方面，即使国内过剩商品都能卖给外国，这些商品换回来的货币，在国内也可能成为闲置的货币沉淀下来，不能在国内买到所需要的商品并完成商品流通的全过程；另一方面，即使能到国外买到国内社会再生产短缺的商品，由于货币流到了国外，这可能使国内的一些商品卖不出去，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再生产的持续稳定运行。

 

　　所以，离开国内社会总产品的产品价值构成形成比例平衡关系，盲目地发展对外贸易，有可能加剧国内产业结构的失衡。

 

　　（四）颠倒了宏观经济运行不同环节的因果辩证关系

 

　　以“三驾马车”调控方法的“消费拉动”政策为例。这个政策事实上违背了生产环节与消费环节的因果辩证关系。

 

　　唯物史观揭示出，在社会经济运动中，生产对消费起决定作用，只有生产出物质产品，才谈得上消费；当然，消费对生产也有反作用，这表现在消费能使生产的产品得到实现，有购买力的消费的增长会对生产增长提出需求。但是，从源头上说，有购买力的消费的增长不是凭主观愿望可以实现的，有购买力的需求归根到底要由生产来决定，因为消费只能取决于收入，而收入来自分配，分配则取决于生产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即使提高了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还要使这种消费需求的商品与生产供给的商品之间，形成一定的供求结构平衡的比例关系，才能实现消费增长对生产供给的促进。

 

　　这里必须指出，凯恩斯主义的“消费拉动”宏观调控政策，是以不改变私有制经济从而不改变初次分配关系为前提的，它主要通过财政再分配手段实施福利政策，在保证资本家阶级利润增长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劳动者的收入，而这实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这种“拉动消费”的政策目的主要是为了缓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并不能真正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当政府解决“公平”问题的财政支出所占用的企业税收超过了资本家阶级追求利润率允许的限度，就会被认为是影响了经济“效率”，并迫使政府减少这方面支出。而相关财政支出减少过多，劳资矛盾则又会凸显。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往往这样徘徊在处理这种“公平”与“效率”问题之间。西方经济学的所谓“效率与公平”理论，就是这样产生的。[20] 

 

　　因此，“拉动消费”在理论上违背唯物史观，在实践上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可能解决两极分化这个资本主义致命痼疾。

 

　　（五）搬用凯恩斯主义只会加深经济危机

 

　　进入新时代，深受凯恩斯主义“三驾马车”这种调控方法的不适应性日益凸显。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生产资料私有所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固有基本矛盾，必然导致社会收入两极分化，造成有购买力的市场需求不足，从而宏观经济运动总需求不足，总供给过剩。

 

　　对此，凯恩斯主义一般通过追加政府投资，扩大基本建设，扩大银行信贷，促进社会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扩大出口，来“拉动内需”和“拉动外需”，以便促进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但是，由于“三驾马车”调控方法忽略了客观要求的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所以虽然政府追加投资和银行扩大信贷，能暂时降低社会失业率，为工商企业提供货币或货币资本，缓解流动资本短缺、商品销售不出的困难，使工商产业资本循环得以继续，却把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掩盖起来，并使继续深化。尤其是政府在经济危机到来之前，会因工商企业经营困难而造成税收困难，从而面临财政收入降低；而为了避免危机爆发，不得不寅吃卯粮，靠赤字财政追加投资，这就必然要增发纸币。这样，当宏观经济严重失衡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势必发生“滞涨”危机，即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的经济增长停滞和银行纸币信贷过量导致的通货膨涨同时爆发。

 

　　可以说，长期使用“三驾马车”宏观经济调控方法具有导致“滞涨”危机的必然性。

 

　　五、应坚持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总产品出发的宏观经济调控方法

 

　　（一）从社会总产品出发展开宏观经济分析，是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的科学特征

 

　　上述分析说明 ，凯恩斯主义沿袭斯密教条，丢掉了不变资本∑c，具有表面性和片面性，而这又与凯恩斯主义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阶级立场结合在一起。[21]由此看来，面对解决我国宏观经济发生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紧迫态势，人们绝不应当迷信和搬用凯恩斯主义，而惟有应用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宏观经济原理和方法。

 

　　有必要强调，《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相比，一个重大区别或科学特征，就是其从社会总产品∑(c＋v＋m)出发展开分析。

 

　　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是包括直接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全部循环”；[22]分析社会再生产，应当分析的是商品资本循环公式W¢—G(g)—W(w)…P…W¢，“因为起点W¢＝W +w，即商品资本，既包含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也包含剩余价值。所以，它的运动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在W¢…W¢运动中，正是要通过说明总产品W¢的每一价值部分会变成什么，才能认识社会再生产的条件。”[23]

 

　　因此，马克思既重视研究宏观经济运动中的个人消费补偿，也关注生产消费的补偿；并将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即∑c的补偿，视为社会再生产应当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认为“直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生产上消费掉的资本，就它的价值来说，怎样由年产品得到补偿？这种补偿的运动怎样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消费和工人对工资的消费交织在一起？”[24] 关于如何实现第I部类不变资本Ic的补偿，马克思做出如下描述：“交换是在第I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进行的，这种交换就是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和另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的交换，就是一种生产资料和另一种生产资料的交换”；并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之后，“

 

　　那末很明显，为了进行再生产，第I部类的这些产品同样会不断地再作为生产资料在这个部类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这些产品的生产部门，另一部分则转入其他生产场所，因此，在这个部类的不同生产场所之间发生一种不断往返的运动。”[25]可见，马克思揭示的这种不变资本Ⅰc 的补偿运动，是直到共产主义社会都会存在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

 

　　（二）促进从社会总产品出发的科学方法具体化

 

　　马克思应用商品资本循环公式W¢—G(g)—W(w)…P…W¢，并从社会总产品出发，研究宏观经济的方法，这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不能忽视，马克思阐述社会再生产原理，包括第I部类不变资本Ⅰc的补偿规律，都是着眼于商品生产普遍化社会的实际，紧密结合货币流回规律进行的；正是坚持唯物辩证地反映社会生产与市场流通相互作用的辩证方法，马克思才发现了社会再生产各产业部门各企业之间的生产要素必须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才弄清了最重要的不变资本∑c的补偿问题，从而揭示了社会再生产的按比例发展规律。[26] 可以说，《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研究方法，具有适应商品生产普遍化社会的一般性；遵循这种一般，完全可以指导我们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那种认为《资本论》已经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是对《资本论》理解的误区。

 

　　科学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节，离不开进行科学的数理分析。这就必须破除对凯恩斯主义数理分析方法的迷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时期，是着眼于社会总产品∑(c＋v＋m)进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为此，有人可能诘问，如果再这样做，不是回到“旧体制”了吗？这样的提问不符合唯物史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前30年的宏观经济调节方法，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总结。那时高度集中的行政计划管理体制，确有脱离实际，排斥商品货币流通关系的弊病，因而需要改革。但要改掉的是那种用未来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经济的抽象原理，来直接裁剪现实的含有一定主观性的管理体制，而决不是要改掉其中的科学成分。那时使用包括∑c在内的社会总产品价值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总量指标，这个指标本身是科学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应当使用社会总产品价值的总量指标，而不能迷信、照搬凯恩斯主义。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定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把马克思研究宏观经济运动从社会总产品出发的科学方法具体化。不仅应当把社会总产品理解为社会总商品，而且应当联系商品资本的循环一般公式W¢—G—W…P…W¢，来探索适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生产与市场流通相结合的宏观经济调控方法，并在数理分析方法上，努力形成以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为指导的宏观经济指标体系。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宏观调控实践上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一个紧迫任务。

 

注 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10月28日第1版。

[2] 新华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7日第1版。

[3] 参见何干强：《货币流回规律和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马克思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4] 参见何干强：《重视〈资本论〉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4期。本文论证了虽然马克思没有提出“宏观经济”概念，但是他从全社会角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研究，可以借鉴“宏观经济”这个概念来概括。

[5]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凯恩斯之后，西方宏观经济学有不少改进和发展，先后产生“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等多个流派；但是，这些理论并没有超越凯恩斯的基本理论，都与凯恩斯理论存在着联系。参见[英]布莱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 著，佘江涛、魏威、张风雷译：《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3页。

[6] 该专著既肯定凯恩斯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分析有某些合理成分，如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否定“市场机制万能”，能够“把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结合起来”进行总量分析等；同时又明确指出，凯恩斯站在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立场上，“实际是从简单流通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所谓的“凯恩斯革命”实质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参见丁冰著：《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经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2～95、292～298页。

[7] 笔者曾在《论马克思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科学特征——兼与凯恩斯主义比较》（《经济纵横》2010年第10期）一文中曾简要批判这一错误，本文将深入展开。

[8] 《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2页。

[9] 《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3页。

[10] 《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7页。

[11] 《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7页。

[12] 为节省文章篇幅，这里省略了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交换公式。

[13] Ⅰc ＝Ⅰc，这个公式用纯数学的眼光看，似乎像2＝2那样没有意义，但是在经济学上却有丰富的内容，本文在第五部分再进一步论述。

[14] 参见《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3～419、424、431页。

[15] 参见[美国]N·格里高利·曼昆 著、梁小民 译：《宏观经济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次印刷，第17页。

[16] 我国学术界有学者较早地用类似的另一图式描述了马克思的“两部类经济货币环流图”，并把它与萨缪尔逊根据凯恩斯主义描述的居民与企业“两部门经济货币循环图”做了扼要比较分析；指出“企业购买生产资料”的“这一部分不应该藏起来”。（见杨斌林著：《再生产平衡表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160～161页。）这个见解值得肯定。需要指出的是，凯恩斯主义把这一部分在环流图上“藏起来”，绝不是一种画图的疏忽，而是因为贯彻了“斯密教条”，完全忽视了生产资料生产者内部的相互交换。

[17]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页（注32）。

[18] 不言而喻，为了排除与理论分析无关的因素，这里撇开纸币条件下市场价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笔者曾请教统计学教授，了解到因统计口径上的差别，通常按生产法或最终产品法统计出的GDP数额，可能包括不变资本中的部分固定资本折旧金，但是占社会产品价值量∑c中的比重极大的流动不变资本，是不在其中的。因此，即使按生产法统计，还是可以把GDP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说的∑(v＋m)。

[19] 式中，m表示剩余价值，m/x表示剩余价值中用于资本家消费的价值产品，m/y、m/z分别表示剩余价值用于追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部分，m＝m/x＋m/y＋ m/z。

[20] 参见何干强:《论收入平等及其实现途径》，《经济评论》2002年第4期。

[21] 凯恩斯把支撑他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范畴“有效需求”解释为，它是“总需求函数上的一点；在该点，需求是有效的，因为，把总供给的情况考虑在内，该点相当于能使企业家的预期利润最大的就业量。”（[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M]北京，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5页。）足见凯恩斯是以资本家私人利润最大化为分析前提的。凯恩斯主义者都认可这个前提。

[22] 参见《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9页。

[23] 《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6页。

[24] 《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6页。

[25] 《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4页。

[26] 详细分析请参见何干强：《货币流回规律和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马克思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员特聘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载《经济纵横》2018年第4期【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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