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关乎国家道路和政治安全，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地位。就国际情况而言，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逐渐向制度危机和价值观危机延伸，西方制度和文化的颓势已经彰显。同时，伴随国家综合实力快速提升、中国文化的优势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外敌对势力因此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加大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的战略图谋。他们利用网络优势和话语霸权，以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等为掩护，寻找和培养代理人，唱衰中国经济、虚无党的历史、消解文化自信、放大社会负面信息，配合国内敌对势力，加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与和平演变力度，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部门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处理了一些故意扰乱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的人物和事件，但形势仍不容乐观。

　　例如，在史学界，某些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用野史稗史取代正史，篡改历史定论，用非常隐蔽的手段传播历史虚无主义，迷惑了不少民众。

　　又如，在文学界，有的人往往利用带有政治倾向性的文艺作品，否定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文学史，从而达到否定中共党史的目的，如某作家在其文学作品中“控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土地改革不人道，借此指责土改运动。

　　再如，在艺术界，某作家用媚俗的方法把《沙家浜》中的抗日英雄郭建光重塑为品位低下、遇事窝囊的猥琐之徒，把阿庆嫂塑造成卖弄风情的荡妇；某影视作品以偏概全，用彻头彻尾的控诉将共和国军人塑造成尔虞我诈、恃强凌弱、居心不良的形象，把中国社会描绘成好人没好报、人心险恶的一团漆黑，扭曲党和政府对复转残疾军人的政策，既引起民众对人民军队和军人的误解，又加深部分复转残疾军人对政府的不满。

　　还有，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有学者公然为汉奸招魂、为反面人物翻案，把给伪满洲国服务的某下级军官称为伪满“合作者”而不称之为汉奸，说其既要自保又被迫屈从，但内心里还是爱国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不该苛责这些“合作者”的观点。

　　这些观点和做法带有极强的隐蔽性、欺骗性和危害性，使意识形态斗争呈现更为复杂的局面。

　　党的十九大强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要求“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但是，一些领导干部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不敢担当，面对错误思潮不敢旗帜鲜明站出来，有的态度暧昧甚至姑息纵容。一些同志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甚至存在错误认识，把敢于亮剑的言行视为极“左”，把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与“以阶级斗争为纲”混为一谈，把批驳错误思潮和错误言论视为“惹事”等等。

　　这些错误认识使不少人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采取回避、躲避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工作的被动局面，也将对未来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还要强调的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国际上“唱衰论”“捧杀论”“威胁论”等此起彼伏，国内兜售走老路邪路的方案与主张也不断花样翻新，国际国内一唱一和、彼此呼应，再加上传播手段网络化、传播受众低龄化、思想观点隐蔽化、理论外衣新潮化，使意识形态工作的社会环境和现实条件发生深刻变化，这要求我们必须安不忘危、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以积极进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教授；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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