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镇平：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三大贡献

点击：作者：石镇平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18-05-09 1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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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马克思有三大贡献：一是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二是科学地预测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三是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和过程。这三大贡献，实际上是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三个基本问题，即：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大致是什么样的？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三大贡献，不仅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而且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成为一个具有严密逻辑的科学体系。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期，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种时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自然也未能幸免，甚至成为他们攻击和否定的主要对象，其间涌现出“历史终结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空想论”“乌托邦论”等诸多论调，甚至在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也存在一种科学社会主义“缺陷论”。总之，在相当一部分人眼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没有多少科学的成分，俨然不堪一击，更没有形成什么科学的理论体系。真的是这样吗？为了回应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一系列质疑和挑战，我们不得不回到马克思，看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没有科学回答这些问题，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有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

　　一、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在社会主义的空想家那里，是远远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代一代的社会主义先驱，从16、17世纪英国的摩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到18世纪法国的摩莱里、马布里、巴贝夫，再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都向往社会主义。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对未来人类的崭新社会作了许多天才的描绘，并为此进行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甚至做过许多试验。然而，他们的学说不能不沦为空想。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即使是到了代表空想社会主义最高水平的三大空想家所处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本主义的生产状况也还不够发达，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还不够成熟，“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因为现实已经提供了科学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广泛应用，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拓展，世界市场的开辟，社会生产力仿佛用法术一样从地下被呼唤出来。资本主义大工业得到迅猛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一向不被人们关注的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已经充分体现出来，这就为人们科学地认识社会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提供了可能。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在给人类带来巨大惊喜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失望。两极分化，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整个社会处于极度的不稳定状态。人类社会未来究竟向何处去？这是迫切需要科学回答的问题。另外，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已经充分显现出来。总之，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的，首先是因为“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因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第一，在空想社会主义那里，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望仍然停留在善良人们的道德诉求上；而在马克思这里，社会主义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必然结果。第二，在空想社会主义那里，社会主义的实现主要指望个别天才人物的出现；而在马克思这里，社会主义的实现，依靠的是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大众。第三，在空想社会主义那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根本不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在马克思这里，社会主义的实现，按照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更是因为马克思首先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唯物史观，并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之所以必然最终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经济上又进一步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频繁爆发。消灭经济危机的唯一办法和出路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因此，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另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又进一步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必然导致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两个必然”的结论以来，已经有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个论断的科学性。这里只要指出两个事实就足够了：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来的三百年历史中，经济危机已经不计其数。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的历史。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持续10年，至今仍然难以看出经济复苏的迹象。二是自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经历了四次调整：从单个私人资本所有制到股份制，从股份制到垄断，从垄断到国家垄断，从国家垄断到国际垄断。这些调整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越来越无法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说明了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要求。

　　一个时期以来，在我们的工作中，讲近期发展目标多了，讲历史大趋势少了；讲物质利益多了，讲理想信念少了。马克思的“两个必然”的宣传教育被淡化了。这是一个时期以来部分党员干部思想迷茫、不信马列信鬼神，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习近平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他还把理想信念比作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认为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而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加强“两个必然”的宣传教育，因为“两个必然”是理想信念教育的核心内容。很难想象，一个不相信“两个必然”的人能有什么科学的理想信念。因此，在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中加强“两个必然”的教育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紧要任务。

　　二、科学地预测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1、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注重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历来反对对未来社会做详细具体的描述。在他们看来，对未来社会描述得越详细具体，就越是陷入空想。但这并不等于说，关于未来社会，他们说不清楚。相反，他们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思想是始终一贯的。而既反对对未来社会做详细具体的描述，又反对认为未来社会根本说不清楚的看法，却正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科学态度。在他们看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主要有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社会所有制，也就是我们今天经常讲的公有制的意思。但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所有制，不同于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的两种公有制并存，更不同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他们所说的社会所有制，指的是劳动者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联合起来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既不存在这个企业与那个企业的区别，也不存在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区别。也就是说，在社会所有制的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不存在任何区别，所有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也都是劳动者，所有的劳动者也都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劳动者与所有者已经合二为一了。

　　当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所有制的实现不是没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

　　第二，没有商品和货币。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其实，没有商品和货币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实行社会所有制的必然结果。由于实行社会所有制，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他们运用共同的生产资料共同劳动生产的产品，当然也不需要再通过价值的形式表现为商品，而是直接作为消费品供人们使用了。没有了商品，货币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商品经济将为有计划的产品经济所代替。

　　第三，没有阶级和国家。阶级的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当劳动者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联合起来对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条件下，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已经没有任何区别，阶级和阶级差别自然没有了。因为所谓阶级，实质上就是人们同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而当阶级消亡以后，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的国家自然也就随着消亡了。

　　此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提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其他一些基本特征，如：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

　　他们还曾用一句话来概括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是大家今天所熟知的“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看法，是他们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他们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的新世界。一个时期以来，把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斥责为“空想”“乌托邦”的说法屡见不鲜，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看法完全是科学的，这是因为：第一，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预测，仅限于基本特征的论述，而从来不做详细具体的描述；第二，他们是从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高度看问题的；第三，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几个基本特征之间具有合乎逻辑的必然联系；第四，这些基本特征的实现，是以完成了他们所说的过渡时期消灭阶级的任务为前提的；第五，社会所有制的实现已经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四次调整所证明。

　　2、“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概念的异同

　　长期以来，由于人们习惯于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发展阶段来使用，所以这里有必要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两个词在用法上的演变过程作个简单介绍。需要说明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词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区分，基本上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会使用两个不同的概念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个词的使用有个历史的演变过程：（1）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的早期著作中，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作为理想的社会制度，而将共产主义看作一种运动，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必经环节。所以，在他们看来，人们不应满足于进行共产主义运动，而应该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来克服它的局限性，超越共产主义这个环节而实现社会主义。（2）到1847年，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名称的使用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不仅不再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人类发展的目标和人类社会的形式，而且摈弃了社会主义这个名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处处把自己称为共产主义者而非社会主义者，把未来社会称为共产主义社会而非社会主义社会。对此，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写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作了说明。他指出：“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缩小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3）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在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以后，把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叫作革命的社会主义。自此以后，马克思就把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既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又称为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词就成为同义语。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二者是没有区别的。马克思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虽然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叫作社会主义、把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叫作共产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叫作社会主义，而把“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叫作共产主义是从列宁开始的，并一直沿用至今。不过也需要说明：列宁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表述，但他并没有改变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实际内容。也就是说，在对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看法上，列宁与马克思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列宁是完全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看法的。当然，也需要指出，虽然列宁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叫作社会主义，把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叫作共产主义，但实际上他在这两个词的使用上是比较灵活的，在他的著作中，有的时候“社会主义”不一定指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共产主义”也不一定指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需要根据上下文作具体的分析才能准确理解和科学把握。

　　3、关于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

　　长期以来，人们把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没有商品货币关系、没有阶级国家看作只有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达到的目标，这是既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也不符合列宁本意的。我们今天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还远远没有来到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框架，我们今天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仍然处在马克思和列宁所讲的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时期。所以，那种借口现实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商品经济就断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现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商品经济，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二者并不矛盾。

　　一个时期以来，理论界一直存在一种“社会主义说不清”的流行观点。其实这是对邓小平有关论述简单化、表面化理解的结果，完全是对邓小平有关论述的曲解。邓小平的确多次说过，“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但是，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是在特定条件下讲的，是有针对性的。他的这些论述是针对过去一个时期我们脱离生产力的水平、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讲的。如，1984年，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985年，他在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这些论述不难看出，邓小平讲“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都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讲的，探讨的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的论述，绝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也不是说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搞清楚。恰恰相反，邓小平本人就很清楚，比如上边引述的邓小平有关共产主义的论述，就是很好的证明。在这里，邓小平对共产主义的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完全一致的。因此，通过曲解邓小平的有关论述来大肆散布社会主义“说不清”论、共产主义“乌托邦”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三、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和过程

　　首先需要说明，关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和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仅限于提出一些原则性看法和措施，他们历来不赞成提供什么可以直接拿来使用的现成方案。比如，1881年1月，纽文胡斯写信给马克思问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应当首先采取哪些立法措施，马克思2月22日在回信中明确指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提得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而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和过程的原则性看法和措施的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一系列论著中。比如，《共产主义原理》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十二条措施，《共产党宣言》提出了过渡时期的十条措施。这些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思想概括地讲，主要有如下内容。

　　1、无产阶级必须组成一个政党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司令部。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1889年，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 “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也就是说，这个党必须是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必须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起来的党。只有在这样的党的正确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肩负起埋葬资本主义旧社会、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历史使命。

　　2、无产阶级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统治

　　资本主义制度是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不推翻这样的旧制度，作为最下层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因此，“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马克思恩格斯把“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共产党人的最低纲领。这一点，哪怕是其他的一切无产阶级政党也是认可的。

　　3、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

　　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将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他认为，英国的无产阶级占大多数，可以直接建立自己的这种统治；法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占少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多数，无产阶级只能联合农民间接建立自己的统治。经过1848年的欧洲革命，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决定性条件。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指出，有了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

　　4、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暴力革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中的作用。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指出：“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后来他们又多次强调：“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暴力革命的重要作用，并不是因为无产阶级“偏爱”暴力，而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面对的是反革命的暴力。历史上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总是首先采用暴力手段来镇压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反抗。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强调暴力革命的重要作用，但是并不否认特殊情况下和平夺取政权的可能性。1872年，马克思就指出：“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绝对不能对和平夺取政权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许多历史事实证明，越是有暴力革命的准备，和平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也才越大。主动放弃暴力，无异于与虎谋皮。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借口恩格斯晚年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提出的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进行合法斗争的观点，宣扬恩格斯晚年已经放弃了暴力革命。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其实，恩格斯在这里只是把合法斗争看作为最后决战作准备的一种手段。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恩格斯1895年3月8日给理查·费舍的信就非常清楚了。恩格斯在这封信里指出：“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

　　5、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在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关于这个过渡时期的必要性，列宁后来作过深入分析，列宁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屏弃、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它所应做的一切，即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了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由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过渡时期的同时，也对共产主义社会做了两阶段的划分，所以他这里所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实际上就是指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间”，而不可能是跳过第一阶段直接进入高级阶段。这是基本常识，不难理解。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个过渡时期是仍然存在阶级斗争的时期，也是必须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过渡时期的任务正是要消灭阶级。只有随着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阶级和阶级差别没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自行消亡了，人类社会才算是进入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在1852年3月5日“致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列宁后来对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曾经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还把是否承认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看作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他指出，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现代机会主义恰巧不把承认阶级斗争贯彻到最主要之点，贯彻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贯彻到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只有懂得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是对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另一方面，则是对无产阶级的民主。没有对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强有力的专政，就不可能保障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同时，没有对无产阶级的充分民主，也就不可能对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实行有效的专政。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高度评价巴黎公社，认为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已经被巴黎公社的成功与失败、十月革命的胜利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所证明。

　　6、消灭私有制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这就是“消灭私有制”。恩格斯在1894年还进一步指出：“我根本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些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这一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选择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

　　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如此强调消灭私有制呢？因为私有制是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等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是一切剥削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基础。当然，私有制的消灭也绝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说：“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我国现在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实际出发，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我们必须明确，这里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而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在这个原则问题上绝对含糊不得。

　　7、把全部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里，把全部信贷和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制，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向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决定性步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如果不这么做，“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毫无用处”。当然，消灭私有制，实行国有制，具体的形式可以有多种，包括：一部分用国家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所有者、工厂主、铁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财产，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等等。

　　8、实行“两个决裂”，对整个社会实行一系列革命性的根本改造

　　消灭了私有制，并不等于万事大吉了。人们旧的思想观念、旧的习惯势力仍然存在，对社会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

　　9、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阶级的存在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当然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为早日实现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创造物质条件。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不可能的。

　　10、计划调节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逻辑，未来社会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但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还不高，还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这就需要有计划地安排社会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经济计划的主导作用。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就指出：“由于社会将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换手段的支配权以及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这一切，所以同现在的大工业经营方式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消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过渡时期的措施时指出：“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至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恩格斯明确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

　　11、全世界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强调工人阶级的团结，并为此付出过巨大的努力。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一再强调：“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发出了强烈的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党宣言》就是他们为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而起草的纲领性文件。在他们的指导下，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先后建立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后来列宁又创建了共产国际。这些国际组织都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世界性的事业，没有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的国际大联合，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从一定程度上说，与缺乏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有效联合有较大的关系。没有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的有效联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是不可能的。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了其他一些原则性的看法和措施，比如：打碎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逐步消除城乡对立；实行免费教育，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对社会全体成员实行同样的劳动义务制；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的公共住宅；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等等。

　　今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即关于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和过程的思想，不仅对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而且对于西方尚未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探索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关于这些原则性看法和措施，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无法持续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而且，这些原则性看法和措施的实际运用，正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有三大理论贡献：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科学地预测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科学地揭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和过程。这三大理论贡献，实际上是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大致是什么样的？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对这三个基本问题的科学回答，实际上也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一个具有严密逻辑的科学体系。

参考文献：

[1]钟哲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五个热点问题辨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年第10期。

[2]吴雄丞：《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3]赵曜：《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是大势所趋和历史必然》，《科学社会主义》2013年第6期。

[4 ]李崇富：《论从科学社会主义视角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5期。

[5]智效和：《辨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经济科学》2002年第4期。

[6]王伟光：《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大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8期。

[7 ]程恩富、段学慧：《〈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阐释》（上、下），《经济纵横》2017年第4、5期。

[8]周新城：《关于怎么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重要问题》，《红旗文稿》2017年第17期。

　　（作者系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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