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只要中国强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美国很难办。经过第一回合的贸易战，特别是美股大跌的压力，特朗普不得不在贸易战上有所缓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扼杀中国崛起的战略总攻中止了，而相当可能意味着新一轮更严峻的进攻，这次进攻相当可能发生在真正的主战场——货币、外汇和金融方面。这里有着美国最优势的力量。美国拥有着全球唯一的金融战略进攻力量，包括美联储、评级公司、华尔街日报等金融媒体、规模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对冲基金，再加上美国和西方在金融领域中二三百年的经验，历史上屡屡得逞的战绩……而金融货币也恰恰是中国最弱的领域。对此，中国不能不防！ 

一、对美国的基本判断

1、主要矛盾判断：换位观察，在美国顶级政治经济精英和幕后财团寡头眼中，在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时期中，中国是全球范围内真正危及美国霸权存续、国家获利模式及其全球掠夺财富资源运行机制等等根本性国家利益的主要矛盾方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经济军事乱象纷呈、摧毁与反摧毁的、各种竞争型对抗型战略战术等等现象观察、形势判断与对手策略分析的“核心视角和核心立场”！

2、思维方式与行为逻辑及策略判断：美国是西方强盗文明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欧洲老牌列强)的高级强盗文明代表者和强盗集团领袖国，文明基因所决定国家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以及谋略手段都是主动攻击性加欺骗隐蔽待机性复合型的。从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的美国的所做所为分析，几乎可以确定，彻底绞杀中国的秘密计划早有预案和布局。由于中国国运初盛和社会稳定性基础强，因此美国最佳的整个战略企图、战略目标和战略方针，是在核恐怖均衡背景下和常规军事力量接近的基础上，运用成本最低、代价最小、攻防兼备效果最好的现代软型战争，即金融经济战与舆情战来彻底摧毁并肢解中国。

3、对华战略攻击路径：由于中国政治社会系统稳定性非常高，摧毁中国国家抵抗力与社会安定性必须首先整垮中国经济，整垮中国经济必须首先整垮中国金融抵抗力和摧毁人民币，是美国对华战略攻击路径与决胜步骤的必然选择！这是判断中美软性战争的战略发展阶段的形势判断要点，也是我们观察任何中美博弈动态与动向趋势、鉴别美国任何战略战术动机与透视美国任何战略战术手段与举措、预防中国自己出现任何形势判断失误和出现必然导致国家灾难的颠覆性错误的客观基础和‘核心聚焦点线。

二、斗争形势的基本判断

1、战略欺骗佯动与战术骚扰判断：为了干扰中国正确的形势判断，实施了一系列的战略佯动欺骗行动。美国降税引导美国海外企业回归、看似对全球实则对华的贸易战等等都是战略欺骗的佯动，因为这不符合美国最基本的‘高科技、金融、能源、军事’的强国路线方针和全球霸权基本策略逻辑，以及美国最基本的国家获利模式和运行机制、国家思维方式和国家行为逻辑。台湾、印度、越南、朝鲜、东海、南海、印太等等地缘政治军事干预现象，在军事上无法征服中国的状况下，显然是分散中国注意力与国力军力分配的战略欺骗佯动和战术骚扰动作。

2、美国当前战略和战术表象的本质判断：2018～2019是美联储预定的美元加息周期，也是美国发动对华金融战的攻击时机日渐成熟时窗。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美联储的缩表、加息并不是因为美国通胀所迫而收缩全球银根，而是回笼整合包括欧洲老牌列强财团寡头资本在内的全球美元存量分布和流量，意在寻求并实现整合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列强集团的资本实力，对中国形成压倒性的决战攻击实力优势。这是明显的战略出击前的‘握拳动作’。而要求中国加快放开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和省级国有银行)、大型证券保险公司的外资控股限制，是为了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入侵门径而获取在未来的中国金融市场和各个子市场协同作战中的战略主动性与战术隐蔽性、调整不利战场因素和创造合法攻击机制，并为胁迫中国进一步放松外汇管理局对人民币、外币的进出境的管制与控制等等创造借口！具体战术动作的本质是快速布局并完成各个协同市场作战要素配置，使之能够通过操纵股指期货、证券市场、房地产等长期资本价格指数、债券融资和资金拆借机制、石油期货粮食期货及重金属期货……等等战术动作引导，完成对人民币进行最后一击的境内外市场协同作战的战略要素准备，即完成美国对华第一阶段金融战整体有利的域内外战场态势、战争资源机动和战略攻击造势等等准备！这是美国发动对华软性战争的第一战略阶段的金融战的战役准备。

3、未来斗争形势预判

（1）清除中国金融防火墙、各路木马资金注入，控股众多国内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之后，境内群狼攻击必将大大削弱中国金融的战争资源调配力、主战力等等内在抵抗力，届时，美国发动全球性的和中国境内的离岸与非离岸的金融市场系统性协同作战的人民币汇率战，在中国金融各关键隘口漏洞百出无力招架的情况下做空人民币汇率，制造人民币恶性贬值的市场效应和市场预期，一举摧毁人民币的境内外金融信用。

（2）利用人民币超常态大幅贬值之机和央企混改的不可逆进程，全面展开超低价收购兼并肢解央企(在严峻中美斗争形势下的央企混改提议者值得高度警惕)所代表的整个中国经济命脉的经济产业大战！

（3）、如果美国在对华金融战役取胜之后，无论最好对华经济产业大战战役成败如何，美国都是赢家。至少实现了中国历史积累财富和新创财富(以贷款利率为代表的社会平均投资利润)的大转移与大洗劫，实现了美国幕后财团金融寡头们精心设计的通过对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要枢和产业经济命脉央企等等股权控股收购、控制垄断中国金融和产业命脉的决定性战略主动权。最坏的结果是通过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货币化形式——股权控制，彻底导致中国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彻底变质，以及中国上层建筑合法性和社会意识形态合理性的彻底丧失，在实质上实现全面控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使中国重蹈前苏联解体前后的经济、金融、产业命脉毁灭的覆辙！

三、斗争形势的紧迫性、反常性、严峻性和复杂性

1、紧迫性：美国在全球的金融动向的逻辑分析和美国以贸易战讹诈要求中国加快开放金融管制开放的事实，明确提示，在未来二至三年内，美国对华首次战役的真正的首要主攻方向和主战场是中国金融领域，战略意图与阶段性战略目标就是彻底摧毁中国金融抵抗力和人民币！美国加息周期仅剩两年的基本形势和美方对贸易战降温处理表态意见已经证明，美国已经迫不及待！美国的战略急躁和战前躁动已经凸显无疑。

2、反常性：美国主动出击的贸易战清单，直接攻击中国未来产业经济引擎“七寸”，就可知美国对华启动的新型软性战争的策划之周密、计划之精细和套路之诡异！结合美国的其他地缘政治、军事、金融、舆情等等超常规安排综合分析，表明绝不是单纯的孤立主义保护贸易战噱头，而是美国杀心已决，是即将全面展开发动对华实施软性战争的国家体系战争信号！对此，中央必须认清形势和征兆，绝不能心存侥幸！不能只谋一隅！更不能做出危害整个经济金融战略安全利益的根本颠覆性的妥协安排！因为美国发动此次软性战争目的，就是希拉里竞选时扬言的“10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希拉里的讲话实际上是美国幕后财团寡头们密商的‘泄密’和战争号角。一切反常现象，如，时间节点如此之巧合，更换的美国领导人及其班子如此之鹰派，套路步骤如此体系化精细化，国内某些经济金融举措如此配合，是必须高度警惕的反常现象！

3、严峻性：就知己知彼而言，必须清楚认识到目前中国的敌国领袖非同寻常。透过乱象纷呈的美国政治烟幕(或许是故意释放的关于特朗普执政合法性问题、执政能力问题、花边新闻等等烟幕)，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历来操纵美国政治的幕后财团寡头们能够让特朗普上台，而并未出现以往的美国总统遇刺危机，其幕后政治妥协交易玄机虽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貌似以非常态方式上台、看似任性莽撞而实则心机过人、‘装猪吃象’的特朗普，绝非等闲之辈！而且正是美国这个历史时期的国家利益所需要的、不按传统政治经济牌理出牌的、开拓性的、资本玩家型的最佳国家领袖！因为美国将要对华发动的战争，不是传统战争而是新型软性战争。特朗普的任期就是战争期！

4、复杂性：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和时机下，国内某些经济金融举措如此配合，如立即仓促加快实施开放金融、实施央企混改等等，是令人担忧的，也是令人值得高度警惕的。

四、政策建议：

面临新型的软战争局面和形势，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1、指导思想：中国必须利用党的坚强领导和举国体制优势，做好软型战争形势下的全体系全民战争动员与宣传准备。对内加快清理隐蔽在核心要害部门和中高层的国贼汉奸洋奴，消除对美在作战中人祸隐患，强化金融（尤其是银行）和国家命脉产业央企和省级国企股权入侵控制壁垒，对美坚决斗争寸土不让，宣示中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决心和国家意志，摧毁美国贪婪图谋和攻击意志，并下决心做好传统战争的以战止战准备！

2、斗争准备：全面加强党对金融工作和国企改革的领导和严厉问责机制，中央与地方、各个经济行业和要害部门必须克服本位主义与患得患失，服从于对美体系型对抗战争全局，尤其是对美国第五纵队布局很深的经济金融学界、所有金融机构、命脉或要害产业实体、民企或买办财团和私营寡头界、新闻媒体互联网等等领域，中高层政府主管部门，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最高决策机构与参谋部门，必须严明各项国家战争期间战时纪律、统一指挥步调一致，做好全面的国家体系性对抗的应战组织体系准备，全面加强各类可能性突发事件的预测性政策研究和应变预案措施准备！

3、策略建议：首先要明确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问题，处理好常与变、有理有利有力有节等关系原则，因势因时制宜，不能总是局限于后发制人思路，或受制于消极防御思想和胆怯心理！要用不按牌理对付不按牌理，用超常粉碎超常！做到以快胜慢和以慢制快的有机统一，要有让美国胆寒的围歼一局令其全溃的超常谋略和令美不知所措的反击措施！总之，必须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意志作为一切形式的战争指导原则，并贯彻落实到未来即将发生的国家系统性对抗组合拳思路中！必须寻求扭转当前危局或被动不利局面的根本性措施！必须指出的是，长期消耗战非中国崛起所宜，最好选择以某一能动摇美国国本稳定性的决战，作为危局突破口，达到少战或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美贸易战之外还应关注货币战！中国要提防重蹈日本覆辙

特朗普政府的一揽子政策“减税+加息+缩表+贸易保护主义”，在封闭的视角下来看是矛盾的，但在开放条件下，就没那么难理解了。

（短期来看，美元下跌是对特朗普政府在重要发言中未能保持“强势美元”态度的一种反应。图/）

近日，中美关系的关键词是“贸易战”。虽然短期出现了缓和，但长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或将是常态，这对任何一个新兴大国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上世纪的美国和日本，贸易摩擦就持续30多年。与上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不同的是，美元指数自2016年12月24日站上103.11的高点以来，除了2017年10月迎来小幅反弹，至今可谓跌跌不休，特别是2018年1月指数下跌幅度加快，至今一直在90左右低位震荡，一年间下跌幅度高达13%。

而在80年代，美日等五国签署“广场协议”后，美元汇率开始大幅贬值，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其结果是，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大大下降。同时，日本政府采取了不恰当的刺激政策，导致股市和房地产等风险资产泡沫破裂，“资产负债表衰退”致使日本“失去了20年”。所以，除了正面交锋的“贸易战”，中国更应该预防悄无声息的“货币战”。

货币汇率的波动是双向的，美元贬值与欧元、日元等国的升值是对称的。从美元指数的构成来看，欧元权重最高，达57.6％。2017年以来，欧元兑美元升值幅度高达17.8％；再来看2018年1月，美元的下跌也与其他四种主要成分货币的升值是对应的。而不属于美元指数成分货币的人民币在开年后同样强势上涨，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已突破6.3，创下三年来新低，使得国内出口型企业痛苦不堪。

在美国宏观经济数据好于预期，特朗普减税顺利落地的当下，美元却逆势走弱，引发市场对美元未来走势和特朗普应对策略的诸多猜测，甚至有分析人士将“弱势美元”与“弱势美国”联系起来。殊不知，如美元恰恰与特朗普推行的“美国优先”战略是一致的。

1月的大跌可以看作是自2017年以来美元走势的延续。对于美元为何下跌，需要从美国国内和国际两个角度来解释，而且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主导因素也不一样。短期来看，美元下跌是对特朗普政府在重要发言中未能保持“强势美元”态度的一种反应。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发表过美元过强的言论，认为强势美元“正在要我们的命”。他本人是倾向于弱势美元的，希望通过美元下跌促进出口，缓解美国长期以来的经常账户逆差，这是他“美国优先”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虽然其对美元的态度有些不稳定，但整体而言，弱美元的倾向没有改变。除了特朗普之外，财政部长姆奴钦也支持弱美元。在1月份的达沃斯论坛上，他就发表了美元走弱将会有利于美国贸易的言论。美国的官方态度，是理解短期美元走势的主要原因。

从中长期来看，一个国家货币汇率的强弱，与本国实体经济增速、国内外利差对比、国际收支状况和市场的预期有密切关联。但不同因素对不同国家间，或者是同一组国家间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货币相对价值的影响均有差异。

仅就本轮美元下降周期来看，美国、英国、欧元区和日本所处的经济周期的位置是理解该问题的关键。美国最早在2009年就已经触底，美联储也是最早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央行，而且至今已经开启了“加息+缩表”的双重收缩进程。相比较而言，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在2017年下半年展示了强劲的复苏动力，但处在复苏的初期阶段，未来复苏的空间也更广阔，为货币政策腾出了更多空间。按照美联储给出的加息与缩表路线图，紧货币还将持续两年。这样一来，“政策差”和“预期差”支撑美元在2017年以前强势升值的力量正在逐渐消失。所以美元贬值似乎符合一般逻辑。但本文并不打算详尽叙述美元贬值的逻辑，而想将重点放在“弱美元”为何与特朗普“美国优先”战略并行不悖。

理解全球宏观的存量-流量一致分析框架

先讲个故事。1949年，名不见经传的菲利普斯登上罗宾斯讲座，要向在座的各位教授们展示他制作的一个仪器。这台仪器全称叫国民收入模拟计算机（MONIAC），是一台利用水力学原理的液压计算机，现在被称为“菲利普斯仪”。

由于在当时，计算机主要被用于军方，尚未普及，靠人工手算来解较大的方程组是难以实现的，菲利普斯就想利用水力学代替微积分批量求解方程。

这台液压计算机是由容器、水槽和水泵组成的，每个容器都代表宏观经济的一个部门，连接容器的水槽可以看作不同部门之间交易引起的资金流动，水泵的用处就在于抽水。在这个仪器中心有一根有机玻璃柱，上面写着“税后收入”、“消费支出”和“国内支出”，还有代表“投资基金”和“流动性偏好方程”的设备。仪器底部是代表“国民收入”的大水槽，槽中伸出一个细管与最顶部的“货币”相连。

经过后台仔细的调试和校准后，这台机器就可以用来模拟宏观经济的运行。它可以模拟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对不同部门的影响，也可以模拟减税的效应。模拟的结果显示，与实际运行仅有2％的误差。这个误差即使在今天也算得上精确了。

菲利普斯仪为理解宏观经济运行提供了一个内在机理。可以将容器里面的水对应到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它们都表示存量指标（容器中有不同颜色的水，代表不同的经济科目）。水槽则记录着不同部门间的资金往来。而所谓的改革或者新政，从结果上来看，都是资产负债表的重组。

对于一个开放经济而言，宏观经济六部门（政府、央行、非金融企业、金融部门、居民和对外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会呈现此起彼伏的状态。资产负债表记录的是各项目在某一时点的存量，这种存量的变化是由过去一段时间内资金流量表中记录的流量变动引起的，而这种流量变动的背后，是不同部门之间交易行为产生的资金往来。所以，存量与流量变动是一致的。如果将全球经济看作一个整体，在这个封闭的大容器里，每个小容器都代表一个经济体，不同容器之间由水槽连接。所以，全球经济是这样一种多层嵌套的关系。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更需要有全球视野，才能理解经济运行的逻辑。

特朗普新政需要美元贬值

特朗普奉行实用主义，所有政策都指向“美国优先”。而且只要是有利于美国的，他也不会背负各种大国包袱。比如一上任就退出TPP，而近期又传言特朗普要考虑重新加入TPP，其背后都是对“美国优先”的考量。只要游戏规则对美国有利，他就会参与。

表面看来，特朗普的政策组合有诸多矛盾之处。在货币政策上，竞选前后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转弯。在竞选期间，他曾抨击耶伦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导致美元过弱。但1月16日上任以来，先是猛烈抨击中国、日本和德国等国操作汇率，强调强势美元正在让美国失去竞争力。随着美国经济稳健复苏，又在2015年启动加息进程，美元指数不断上行。强势美元对于引导资金回流是有利的，但对改善国际收支是不利的，美元升值的净收益则要取决于这两者力量的对比。

随着加息与缩表周期进入下半场，强势美元对资本项目的改善边际趋缓，但对经常项目的负面影响将会长期存在。长期来说，强势美元对美国不利。财政政策方面，特朗普实行的全面减税方案在短期内必将给美国政府财政收入带来更大的压力，而在财政支出相对刚性的情况下，短期内财政赤字会进一步扩大，而财政收支流量失衡将进一步体现为美国政府债务存量的累积。

在一个简化的存量-流量一致框架下，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部门可以被划分为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对外部门，这三个部门受到均衡条件的约束。在公共部门基本平衡的前提下，私人部门的盈余要求对外部门实现盈余，公共部门的赤字则要求对外部门更大的盈余。“全球储蓄过剩”理论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最具有代表性的解释之一，具体表现为美国的双赤字和中国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资本与经常账户“双盈余”。巨量资金全球轮动，推升了风险资产价格，再加之美国国内货币政策的操作先松后紧，泡沫最终破裂。即使美元是世界货币，但“双赤字”在中长期内也难以继续。

全球失衡理论是理解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视角，以美国为例，特朗普一上台便退出TPP，重回单边主义思路，针对不同国家制定不同的贸易政策，但整体而言，政策都更保守，大幅提高进口商品关税。特朗普政府的一揽子政策——“减税+加息+缩表+贸易保护主义”，在封闭的视角看是矛盾的，但在开放条件下，就没那么难理解了。

对美国而言，经常账户改善对缓解国内政策间的矛盾至关重要。虽说吸引外资是特朗普的重要抓手，美元预期升值也有利于资金回流。但当美元升值达到一定幅度之后，其对经常账户的杀伤力会逐渐凸显，美国的贸易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是逐渐恶化的。所以，美国并不希望美元强势。为理解背后的逻辑，历史经验可供参考。

从里根新政看“广场协议”与美元贬值

减税，几乎是每一届新政府的老把戏。特朗普减税方案一出，市场立即将其与里根减税的力度进行对比，但这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在供给学派的理论支撑下，里根采取了全面减税的刺激政策。但在高通胀的压力下，货币政策进入紧缩周期。里根的减税方案自1981年开始实施，短期内致使财政赤字扩大，进一步引发美国国债利率上升，市场利率进一步推高，美元持续走强，需求被别的国家抢走。结果就是，高利率抑制了市场投资，抵消了减税对投资的刺激作用。改革前期，美国仍然处于危机和衰退之中。GDP从1981年7月急剧下跌，在1982年11月降到谷底，人均GDP降幅高达-2.85％。经济衰退和财政赤字陷入恶性循环，引发了美国内部矛盾，最后里根不得不中途停止减税，1982年、1984年都加税了。可见，美元升值、减税和货币紧缩的政策组合对经济会产生负面影响。如何抑制回流的资金推升美元，成为里根政府的难题。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广场协议”，将内部矛盾转向外部。

日本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占美国贸易逆差的40％。所以要改善美国贸易状况，自然要从日本着手。1985年9月，美国联合英、德、法、日四国签署“广场协议”。之后，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汇率有序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其中，日元升值对美国贡献最大。1985年9月，1美元兑日元汇率在250上下波动，广场协议签订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跌幅20％。美元贬值周期一直持续到1987年，届时经常项目逆差显著收窄。同时，里根也在1986年重启了减税周期。

美国获益了，但日元升值却给日本埋下了祸根。首先在国际贸易上，日本出口竞争力备受打击。其次日元升值也导致国际热钱大量流入日本，催生了日本的房地产泡沫。资产泡沫吹大后，通胀也如影随形，日本央行旨在稳定通胀的加息举措最终刺破了泡沫。1991年，股市、房市泡沫相继破裂，随后便是“失去的20年”。

对中国的启示

自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中国在去产能、去库存等方面正取得比较显著的成绩，但去杠杆和防风险等仍然是政策重心。中国经济目前仍处在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防范重大风险是“三大攻坚战”的核心任务之一。为此，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内部改革有序推进的保证。最主要一点，就是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但如前所述，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正大幅贬值，这必将对中国的贸易环境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历史剧情大同小异，换的只是一批又一批的演员。特朗普有意无意地走上了里根的道路，那中国需要提防的，便是重蹈日本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