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陆克文下台与大明覆灭”为题刊发于2010年7月7日《经济参考报》。3月18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开幕，有报道称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在“新型政商关系与反腐败”分组会上发表主旨演讲，谈到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提到有些企业家特别愿意同政府官员打交道的两种危险倾向：一是资本希望求得照顾，有违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一种是资本希望再掌握经济权力后，谋求政治上的权力，这是十分危险的。心有感触，贴出此旧文。）

汉语熟练的陆克文不仅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与矿产巨头结下了不解之缘。据称他当年结束驻华使馆外交官任期后曾角逐必和必拓中国区总裁职位，但输给了主修中国经济、同样与中国渊源颇深的戴坚定。竞争必和必拓中国区总裁职位的失败造就了这位曾赢得澳大利亚历史上最高支持率的总理，在资源超额利润资源税问题上与必和必拓等矿产巨头交恶则断送了他仅有两年半的总理生涯，副总理吉拉德取而代之。澳大利亚人一度认为有望出现并延续10年以上的“陆克文时代”因这场闪电般的“不流血政变”戛然而止，而这个国家财阀可以逼退国家最高领导层的能量也令人心惊。陆克文下台后，矿产巨头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矿业税终将夭折已成澳大利亚社会普遍看法，吉拉德女士上台仅仅10天便于7月2日宣布向矿产企业大幅度让步的新资源税协议，把原本计划向全部采掘业企业征收的“资源超额利润税”改为仅向铁矿石和煤炭开采业征收的“矿产资源租借税”，税率从40%下降到30%，外加7.5%的税收返还，证实了这些猜测。

矿业税的是非得失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从陆克文下台风波我们可以得到什么警示？首要的警示是我们在开拓海外市场时必须对贸易伙伴国内的权势集团有足够认识，无论是为了避险还是为了寻求合作机会。在中铝增持力拓风波中，我们已经领教了必和必拓在澳大利亚政界的能量，这次事变更警示我们日后开展对澳经贸时注意防范这类矿产巨头掣肘。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深思，中国传统上称之为“神器”的国家政权倘若被财权操纵，那究竟意味着什么？须知澳大利亚媒体对吉拉德新资源税协议的描绘普遍是“投降”一词，《悉尼先驱晨报》认为，新方案尽管不算最坏，但答复让步对于吉拉德政府的声望、对澳大利亚政治和对未来的改革来说，都是一个“很坏的影响”，“它们（指必和必拓等矿业巨头）是杀手，政府都打不过它们”。[1]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财权操纵政权的局面，晚明便是如此，而这一局面最终以“亡天下”而告终。

晚明中国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官商合体的工商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涌现了大批工商业巨富，75%以上的进士、举人出身工商资产阶级家庭，全国工商业最发达的江南也涌现了全国最多的进士、翰林、高官和东林党这样的“意见领袖”，而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工商富户子弟，或是与工商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可是，这个充分享受了中国大国市场利益和政权保护的工商资产阶级是否对国家承担起了相应的责任？答案是“否”！透过笼罩在晚明朝野财税之争表面的道义装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自私自利、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借助他们掌握的行政和话语权力无所不用其极地逃避对国家应尽的税收义务。对皇帝从迅速发展的工商业中增加财政收入的一切企图，他们都高举“爱惜民力”、“减税”之类“正义”旗帜加以狙击，须知那是一个士大夫们享受着高度“言论自由”的时代，以至于官员们趋之若鹜，纷纷将以不堪入目言辞丑诋皇帝作为成名捷径。更有甚者，官僚和资产阶级利益集团还公然制造、纵容多起针对矿监等工商税收机构的民变，打死税收机构负责人，肇事者竟可以逍遥法外。

结果，明朝工商业的大发展没能给国家财政带来显著的利益，政府财政始终高度依赖土地税收而且数量不足。晚明全国财政总收入在3700万两白银上下，而其中来自工商业的钞关税、商税、番舶抽分、房地契税、竹木抽分、矿银、渔课合计仅94.3万两，占2.55%；其中长途贩运的大商人和海商缴纳的钞关税和番舶抽分合计仅41万两，[3]仅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1%左右。相比之下，17世纪英国政府收入中仅进口税就约占39.4%，“光荣革命”后政府得自贸易和国内制造业的收入占政府总收入比例更高。荷兰公民在战时缴纳给政府的赋税占年收入的比例超过1/3，和平时期的赋税约为年收入的1/4，其中大部分由商人承担。[4]

财力不足给明朝政府和社会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尽管16世纪不少文人（许多有工商资产阶级背景）以其生花妙笔指责政府支出和税收过高，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国家计划性收入太少，而且从不调整。税收过低，这种“藏富于民”（富的“民”也仅仅是工商资产阶级集团）的结果并不有利于纳税人，反而由于政府无法有效管理国家资源、无法履行必要职能而损害了纳税人利益，甚至连至关重要的水利事业都投入不足，须知中国是被魏特夫等称之为“治水社会”的国家，更不用说由此而衍生的腐败问题了。尽管工商资产阶级支持的士大夫和“意见领袖”们常常打着为“升斗小民”请命的旗号要求减税，但在由于政府财力不足而造成的这一系列问题中，升斗小民受害最重，土地所有者和富豪则从中受益。

更为致命的是，政权的命运取决于其汲取财力和人才的能力；由于税赋过轻，国穷民富，晚明国家缺乏足够财力应对十七世纪初世界性小冰期期间连续约30年天灾与满清叛乱的双重挑战，被江南资产阶级推卸给华北、西北穷困农户承担的额外加税又激起了广泛的民变，大明王朝最终倾覆，超过3/4的人口死于战乱，华夏衣冠沦亡，中国陷入满清统治的三百年漫长停滞、倒退时期，从一个连续数千年的发达国家沦落为发展中国家。当时的杰出思想家顾炎武沉痛地称之为“亡天下”（《日知录》第十三《正始》），[5]而这个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也在满清军队的烧杀抢掠中彻底毁灭。

读史可以明志，回顾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否可以让我们对现实看得更清楚一些呢？

[1]《澳政府让步新资源税说法多》，《环球时报》，2010年7月5日，第11版。

[2]参见张宇燕、高程：《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载于华民等主编：《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3]根据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第339页表18数据计算，三联书店，2001年版。

[4]查尔斯·达维南特：《论英国的公共收入与贸易》，朱泱、胡企林译，第94、97、112、159—161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5]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正始》原文如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