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主要和首先是指其世界统治力的质的下降。无论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是交易量的增大，都可能成为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也都显示了危机与垄断之间的必然联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交易量的增大都对社会结构具有依赖性。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结构无法防范危机，反而是催生、扩大危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种类繁多，原因多种多样，领域无所不包。而且作为最大危机的美元危机和国家信任危机正在蓄势之中。这就使得罗莎·卢森堡所说的“最后的危机”，即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危机一定会到来。

 

　　今天，人们在谈论资本主义危机时往往混淆两种危机。一种危机是罗莎·卢森堡所说的“最后的危机”，即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危机。这种危机与中国没有多大关系。另一种危机则是资本在全世界统治力下降到一个临界点之下的危机。这是与中国等国家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资本主义危机。这种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在发展着。但是，它被西方宏观经济学掩盖了。仿佛这种危机仅仅是失业增加，工人工资削减或成为非全日制工人，信贷市场瘫痪，股票市场猛跌，支出和借贷习惯的改变，学生得不到大学学费，外国直接投资、并购减少，GDP增速下降或GDP本身下降，人们对自己退休和孩子未来的看法更加暗淡。资本主义国家反复发生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尽管危机源可能不同，却都表明了它是体制性、系统性和根本性的，都给本国人们的心理留下巨大的阴影、创伤，都给国外的人们带来启示，对资本主义的未来不产生影响吗？危机不是死亡，也并不总是意味着死亡，但它们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的失败，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靠性的证明，是它国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的信心源泉之一。

 

　　一、劳动生产率、交易规模与危机源

 

　　马克思揭示的资本逐利本性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并没有因为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而驯服的根源。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任何学派都没有试图驯服资本：凯恩斯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理论试图通过财政或货币政策挽救资本主义，而供给经济学试图通过给资本家以更大的自由、更多的利润来挽救资本主义。当代的资本主义的实践则是凯恩斯主义和供给经济学主张的结合体。资本主义的危机因此必然源源不断，而且出其不意。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越来越转到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西方经济理论用报酬递增来概括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轨道来达到追逐利润的目的。但是，这个手段隐含着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在20世纪20年代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催生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制造业部门。1919年，美国农业收入为118亿美元，占所有产业比重的17.4%，该比例略高于1910年的17.1%。而1929年，美国农业收入为84亿美元，绝对数下降，占所有产业收入比重更下降为8.8%（舒尔茨，2001，第95页）。考虑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意味着农业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的大量转移。但当工业等城市部门从1919年的564亿美元增长到1929年的690亿美元的时候，可以设想，尽管城市工资高于农村，带来巨大需求，但工资增长及其推动的投资增长依然不足以提供维持20世纪20年代企业高利润的需求。因此，1929年爆发了大危机。凯恩斯及其后的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揭示出这个机制。这次大危机程度之深，以至于只有打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才解决了它。凯恩斯的定性的因而也是模棱两可的赤字预算是无法与各国的军事开支数字相提并论的。

 

　　1930-1950年，美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终于使其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在1950年前后达到峰值。之后，开始了劳动力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移。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很早就与金融危机联系起来了。但工业社会的出现所导致的巨额积累催生了金融这种服务业的发展，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的联系就更紧了。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及其鞭长所及的国家范围内，更多地出现了金融危机引致经济危机的情形（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这是由于金融部门过大后，不加约束的金融活动所必然产生的结果。金融化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Sweezy，1993）。1990年代，美国金融占美国企业利润的份额在21-30%间波动，如果加上保险、房地产，它们在总利润中所占份额超过了制造业的份额，而金融占其企业利润的份额在21世纪的前9年达到了41%（Johnson，2009；阿里吉，2009，第137页）。从市场角度看，美国人感觉，既然可以从全球得到更廉价的商品，为什么还要劳神生产物质产品呢？因此，美国服务业的发展既是美国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也是美国全球化战略得逞的结果。2000年后，房地产由于受到美国政府的非理性推动，其交易规模的虚假的增大为2007年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基本面的支撑。当然，2000年的网络经济泡沫破灭（本身也是经济危机）或许是美国政府推出非理性的支持房地产发展政策的理性原因。

 

　　二、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危机的结构依赖性

 

　　要想一个行业（如房地产、网络）甚至一个产品（包括货币，如美元）发生危机，必然要求其达到一定的交易规模，因而也必然需要一系列的社会结构的支撑。这种社会结构的建立往往是适应原来的规模。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这种原来建立的社会结构就不适用了，结果，必然造成危机。这个时候，有些企业可能利润很高。但这种高利润与交易规模的扩大是并行的。因此，可以说，某些企业的高利润几乎等同于危机的高概率。这是马克思主义量变引起质变的原理的一个例证而已。

 

　　图1展示了2007年美国引爆金融危机的金融结构安排。由该图可以看出，如果没有联邦储备局的长期的低利率，次贷市场无法形成。没有抵押贷款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评级机构、基金机构，次贷衍生品市场无法形成。而它们构成整个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图1：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发展的机制[2]

 

　　由图 1可以总结，如果其中某个机构持有了太多的头寸（如通过借款），就一定扭曲了市场，就一定产生风险。而这样的机构一多，风险就急剧累积，就连保险公司也不保险了。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者并不是不清楚这一点。问题是，他们针对这种危机发生的机制所设计的制度本身不具有充分的可靠性。

 

　　在美国金融化的过程中，评级机构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这主要是因为借款者需要大量的金钱，如果没有评级机构的接近AAA级的评级，就无法销售其证券，就无法实现其利润的最大化。

 

　　理论上说，评级机构应该提供借款者信用质量的客观估计（objective estimates），但估计本身就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任何估计都只能是基于历史信息或未来假想信息的静态估计，即使当时是完全无偏估计，都会逐渐变为有偏估计，甚至偏差很大。原始估计是否会是无偏估计呢？不会。这是因为发行机构为垄断性机构，特别强大，特别强烈地需要卖出他们的证券来支撑他们的利润，是否会对评级主体产生影响呢？当然会。因为评级机构也是以赚取利润为目的，而大的证券发行者又是它们不可多得的客户。在这种利益关系下，所谓公益，只能是掩人耳目的修辞而已。再想一想评级机构在业务量大增时有那么多的评估任务要进行（本身也是垄断），这些原始估计的主体依赖性造成有偏估计就更不可避免的了。

 

　　而随着交易的进行，风险在不断地变化。因为价格的不断变化本身就让安全和收益级别在不断地变动。在你买入后又怎么会得到评级机构的支持呢？证券评级机构主要是对证券卖出机构负责，而不是对买者负责。证券的价格又怎么能够长时间地建立在机构评级的基础上呢？评级机构除非迫不得已，又怎么有动力及时跟进对所交易的证券进行评级并正确评级呢？他们真的有那种无所不知的能力吗？他们真的是专业的化身还是“市场需求”催生出的社会毒瘤呢？证券评级者自己应该非常清楚评级的无效性。凯恩斯曾说，经济增长是击鼓传花，证券交易更是。它是资本向少数人的集中，是大资本家对大众和小资本家的洗劫，是大资本家之间的争斗。评级机构只是在其中运作了某种功能，在“服务”别人的同时自己从中又捞到巨大好处而已（垄断不能保证也不保证社会利益）。

 

　　图 1虽然针对美国次贷危机，但从中所抽出的道理也可以应用于中国。中国一些房地产企业通过银行借款快速扩张，成为巨型企业，本身就具有极大的风险了，不管其审计机构为它出具怎样的审计意见。该图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构依赖性也适用于资本主义的传统危机。后者是，资本家借助向消费者提供消费品，甚至是提供有毒的消费品，让自己得到远远超过一般人收入（工资）的利润。这种交易的规模越大，危机发生的风险就越大。反过来看，金融危机只是在实体经济中多了一项证券内容而已。但就是这个而已，让一种新的交易产生，让这种新交易有可能达到产生危机的规模。更不用说，证券化的复杂化，使得表外业务产生了，使得监控变得事实上不可能，更增加了危机的可能性。

 

　　三、资本主义政治对危机的催化、放大作用

 

　　从语义上说，无论是传统的经济危机还是金融危机，都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同义词。[3]任何市场中有供给者、需求者，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市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垄断的供给者，即垄断的资本所有者。表面上的市场，今天实际上是垄断资产阶级。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宣称自己研究的是新制度，其实，列宁1916年所推出的“垄断”概念才是描述当代资本主义最根本、最突出制度的最贴切的词汇。今天，人们如果相信市场，相信市场经济制度，相信“看不见的手”原理，就是相信垄断资本家，就是任由他们赚取垄断利润，不管是在实体经济还是在金融中。而这种相信必然以敌视征税乃至敌视代表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舆论氛围为前提，[4]以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为代价。

 

　　为什么西方的民选领导人不能阻挡危机的发生呢？他们不是应该为选民负责吗？西方政治领导人纵然私德高尚，也难逃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的法网。[5]马克思早已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怎么可能会有廉洁的资本主义政府呢？可以说，企业领导层与政治领导层的联姻是资本主义的常态，而隔绝才是例外。其实，西方资本主义还不是公司领导层与政治领导层的联姻，而是政治领导层直接为公司领导层服务。证明这一点的最具说服力的当代事实是起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80年代开始流行全世界的新自由主义。索罗斯说，只是在撒切尔、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上台后，新自由主义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才变成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而正是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使得金融资本控制了一个美国的经济方向。波斯纳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用自由市场经济学研究法律问题的学术运动的领导者，被里根任命为芝加哥联邦上诉法院大法官，现在被称为“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法律和经济学运动之父”。[6][7]

 

　　里根在位期间，把美国所取得的工人运动的成就几乎全部抵消掉了。劳动力市场本身就是分散化的，但是里根政府不鼓励、不允许组织工会，甚至强迫解散工会。里根推出的供给经济学改革方案更是实践资本原教旨主义了。无管制的市场的神话和金融创新的无限的好处被学院派经济学家、华尔街、政府所接受。各种形式的贪婪、贪婪的渠道终于在里根时代找到了庇护神。里根还成功地把他的放松管制的政策传递给了克林顿和小布什。布什和格林斯潘的这种组合堪称绝配。一个主张自由，一个坚持低利率。布什加速了放松管制，以至于那些大企业为所欲为直到倒闭，就像旁氏骗局直到没有新的资金进入而倒闭才停止。就连美国联邦调查局、CIA的基层的特务们也为在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效劳。这不是不说是一种计划经济。这就说明，依靠美国政治精英是无法治愈危机的。因为这些精英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打算。就连2007年的金融危机本身都是建立在美国政要所形成的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上，即大型金融机构和自由流动的资本市场是美国维持世界地位的关键（Johnson，2009）。这种基于金融业利润在美国企业利润中的高比例的庸俗唯物主义认识使得美国金融界为所欲为。

 

　　当然，改革不仅发生在中国，而且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势集团也有有识之士，也会总结经验，甚至试图重构经济（如所谓再工业化），以防范危机发生。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极少有指挥部门的首脑在战略上表现出雄才大略。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少有的例外。但他们即使不是精英主义者，距离承认、信奉人民群众的英雄史观也较远。至于丘吉尔，只是狭隘的只会写表面漂亮文章的功利主义者、形象工程主义者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行政过程中不忘积累素材给自己写传记来挣钱）。其他领导人就不用提了。美国在70年代初就因在30个国家或地区中驻军100万，同42个国家或地区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是53个国际组织成员，对近100个国家或地区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加入5个防御同盟（肯尼迪，1988，第473页）在西方内部被看作“无疑是一个自大的国家的狂妄举动”。有些西方政客面对西方的种种危机，宣称要走第三条道路。会成功吗？在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有第三条道路吗？没有。因为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如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给无产阶级一些蜜，并不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秉承资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其经济困境和危机的政治根源。林肯、约翰·肯尼迪想改革，结果被暗杀。如果不是二战正酣，罗斯福的命运如何，也是个问题。

 

　　由于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政府，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财富越多的人对政府就越信任了。据西方调查，在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人当中，信任政府的人超过50%。而在年收入不到2万美元的低收入群体当中，大约75%的人不太信任或者不信任政府。从总体上看，现在大约只有19%的美国人信任政府，而上世纪60年代的比例超过70%。在最近的欧洲事态发展上，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英国民选议员选择留在欧盟，但52%的选民希望英国退出欧盟。政界人士与选民之间的差距体现了人们对政府日益加剧的不信任。[8]这反过来说明，西方国家的政府并没有赢得它们国家人民的信任。如果给它们的人民提问：政府要为危机负责吗？许多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四、当代资本主义多方面的危机

 

　　一些美国学者指出，不断增长的财富差距、技术排挤工人和环境灾难是资本主义自身限度内的三大不可克服的危机。收入最低的99%的人的收入在1993-2000年以2.7%的年率增长，而在2002–2007，他们的收入只增长1.3%，收入最高的1%的人得到了收入增长的2/3。[9]美国已经在危机后出版10余本著作从不同角度探讨贫富不平等问题，显示美国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对社会不平等的关注。[10]应该说，时时处处存在的不平等、环境问题本身就是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是多方面的，决不仅仅是上述三大危机，而造成危机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西方经营实践中就有一种现象，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给予经理人以极大的经营管理权力，后者倾向于在不同的战略之间变来变去，用所谓的新思想去攻击已有的成功战略（苹果公司即是案例）。可是，失败的案例不少。毕竟，谁能保证变化的性质、目的和宗旨一定正确？即使变化性质、目的和宗旨正确，谁能保证手段科学、方法正确？谁能保证变化自身不形成一种现状和“既定格局”？谁能保证这种变化现状、格局与结果会得到迅速的检验与反思？这难道不造成企业的危机吗？中国今天的国企改革也有类似弊病。

 

　　西方资本主义不仅存在企业所有者、管理者之间的内斗，也存在企业与政府博弈所引发的危机。比如，尽管美国企业科技发达，但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轰炸机的价格是二次世界大战时的200倍，战斗机是100倍，航母和坦克是20倍和15倍，三叉戟飞机平均每吨耗费160万美元，而二战时的G级潜水艇是每吨5500美元（肯尼迪，1988，第537页）。这种价格会让政治决策部门避免购买军火，以至于肯尼迪认为美国军事工业的利益在摧毁美国的国家能力。最近美国暴露出其陆海军存在大量的贪污行为。企业内部、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产生什么结果呢？它们产生了耸人听闻的种类的危机：次贷危机、股票危机、国债危机、货币危机、汇率危机、石油危机、农业危机、军事危机、贸易危机。这还不包括没有暴露出来或被引爆的隐性危机。

 

　　在国际关系上，尽管西方国家同属资本主义，尽管美国用技术的转移等支持德日的兴起，但一旦美国感受到德日的兴起在抵消美国的力量，美德、美日矛盾就要上升了。在美日矛盾、美德矛盾中尽管美国掌握主导权，但衰落、停滞的不仅是日本、德国。在这个资本主义霸权体系的维系过程中，美国的地位也衰落了。

 

　　五、更大的危机在蓄势：美元危机、国际信任危机

 

　　然而，比2007年金融危机更大更严重的危机是，全世界已经积累起庞大的美元资产。早在20世纪70年代，法德因为持有大量美元而要求美国兑换黄金，造成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现在，各国越来越认识到，持有大量美元不仅没有必要，不仅是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极度危险。如果一个国家让这笔财富出现巨大损失，理论上看，它的政府领导人应该下台，应该被追究责任。在这种情势下，各国将会逐渐减持美元以及其他外国货币。各国对比较优势理论作为解释贸易格局的谬误越来越有清醒的认识，[11]因此，它们不再追求巨额的贸易盈余，而是追求贸易平衡，并把贸易规模降低到与本国实际情况相适应的水平。这样，世界各国不再通过贸易盈余向美国提供低息贷款，美国的国债市场就会缺少具有战略地位的需求者，美国既有的国债市场将会瓦解，而美国的利率市场化（通过国债的公开市场操作影响基准利率的形成）机制也将被打破。美国普通人民所享受的由国外廉价商品所提供的生活方式也将会由于供给的减少而结束，从而引起美国经济利润率的下降，美国经济将会面临整体性、结构性、长期性的痛苦调整，而无暇它顾，这将可能激活存在于美国文化中的孤立主义思维。

 

　　让以上危机发生的另一个条件是，美国在全世界推行民主遭遇到重大失败。阿拉伯人不认可、不信任美国。特别是，当美国人由于捏造的理由对世界小国进行军事打击、军事进攻而无效的时候，它既招致了这些国家的愤怒，又招致了本国人民的愤怒，还引起了财政的困难和危机。美国的军事失败使得它的民主本质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昭然若揭，使得它的军事力量的虚弱性一目了然。随着中国等国经济地位的上升，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不再在产业和金融领域唯美国马首是瞻了。中国等国如果提供了邻国所需要的商品，就会割断它们与美国的关系，毕竟，运输成本更低。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等国推行的亚投行等战略将会深刻地改变世界的贸易格局和金融格局。1945年美国拥有世界330亿美元黄金储备中的2/3、生产出世界工业产出的一半、世界商品的1/3、供应世界出口商品的2/3的地位相比（肯尼迪，1988，第434页），都在走下坡路，都无法真正按照它的意图统治世界。现在，就更无法做到了。美国人称雄世界的历史实际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人普遍拥有的心理优势已经失去很多，很快会荡然无存。这恐怕可以看作是在我们所关心范围内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最后的危机。

 

　　六、结论

 

　　马克思曾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实际上，合乎逻辑的说法应该是“一国的无产阶级只有首先解放自己，才能最后解放全人类”。本文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根本性的，是在资本主义限度内无法解决的。虽然本文的分析并不表明，罗莎·卢森堡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最后的危机一定马上会到来，但本文的分析确实表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和占据优势，现在到了它的优势全方面衰落转化为劣势的时候了，这也是它的根本性的、系统性的危机。中国这样的国家只要采取科学的战略（特别是打击意识形态上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加以应对，积小胜为大胜，罗莎·卢森堡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最后的危机一定会到来！

 

参考文献：

 

　　Richard Deeg, GregoryJackson, Ed., Changing Models ofCapitalism in Europe and the U.S., Routledge, 2015.

　　Simon Johnson, TheQuiet Coup, The Atlantic, May 2009.

　　Richard A. Posner, A Failure of Capitalism: The Crisis of '08and the Descent into Depress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Vivien A. Schmidt,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 Distinct French Model? In Robert Elgie, Amy Mazur,Emiliano Grossman, Andrew Appleton, Eds., OxfordHandbook of French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Manuchehr Shahrokhi,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es of 2007–2010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Global Finance, 22, 2011, 193–210.

　　Paul M. Sweezy, More (or Less) on Globalization, Monthly Review, 49, no. 4, 1997, 3-4.

　　西奥多·W·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姚志勇、刘群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自1500-2000年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天津编译中心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注 释：

 

　　[1]本文写作得到2015年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研究”（项目号：15JJD790024）的支持。

　　[2]该图引自刘世奎、王今朝：《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应对经验》，载《湖北发展改革研究——湖北省发展改革委2011年度重大调研成果选编》，长江出版传媒、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5页。

　　[3] 19世纪自由放任的观点放在当代资本主义，就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参见George Soros, 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1998, ttp://www.thirdworldtraveler.com/Global_Economy/Crisis_Capitalism_Soros.html.

　　[4]这样看来，西方人所谓税是纳税人的钱实际上部分也是垄断资本家限制其政府的一种话语。为什么西方不流行资本家的利润是资本家的剥削这样的话语呢？

　　[5]其初始的思想被经济学家奥尔森（M. Olson）阐述在《民族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中。芝加哥大学的金格欧斯（L. Zingales）提出了裙带资本主义这个词汇，并用于指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后来，这个词汇却被指菲律宾、韩国等东亚国家。见Kip Beckman, The Scourge of Crony Capitalism, http:// www.conferenceboard.ca/economics/hot_eco_topics/default/12-06-20/the_scourge_of_crony_capitalism.aspx。

　　[6]参见https://www.amazon.ca/Failure-Capitalism-Crisis-Descent-Depression/dp/0674060393.

　　[7]参见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5/01/AR2009050101339.html。

　　[8]汉弗莱·霍克斯利：《无数失败的输出民主计划令西方民主遭遇信任赤字》，《参考消息》，2016-08-25。

　　[9]见http://www.huffingtonpost.com/tag/emmanuel-saez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09/08/14/income-inequality-is-at-a_n_259516.html。

　　[10]见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1/09/map-us-ranks-near-bottom-on-incomeinequality/245315/。

　　[11]比较优势决定贸易格局只是形而上学的假象，由此假象，可以得出是国家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基本制度、发展阶段等决定贸易格局的结论。参见王今朝2016年提交给第六届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年会的论文《重新思考比较优势理论》。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来源：该文首发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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